202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94350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7%，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但需要注意，不少农民的城镇化仍然是“半融入”状态，既不愿遵循祖辈的轨迹生活在乡村，也没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城市人。这在住房上的表现尤其明显。笔者在河南省T县观察发现，由于这种“半融入”的状态，农民家庭正承受着城乡两地的住房压力。
农村家庭的“三房”居住形态
当前，T县不少农村家庭是“一家三制”：男性劳动力在外务工，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在家乡附近县城、乡镇陪读，照料孩子，就近务工，是“半劳动力”；农村老年人留守在村庄，主要从事农业，就近协助留守县城的女性劳动力照料家庭。在此背景下，农村家庭也形成了“三房”的居住形态——村房、城房、租房，居住支出成为农村家庭财务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世代栖息的“村房”。伴随城镇化进程，许多农民进入城市定居，但仍有不少农民需要在乡村生产和生活，村中房子是他们最根本、最稳定的保障，相当多农民会选择在老家自建一套房。笔者观察发现，随着T县婚恋市场“水涨船高”，两层楼房已成结婚“标配”。但因资金有限，村内房子大多是“外表光鲜亮丽”，即房屋主体完整，但是内部装修很不完善。
——就读资格的“城房”。当下，教育中心正向县城及以上城市转移，有的地方出台政策，购房才能获得户籍、子女才能入学，为获得就学资格，许多农民只能选择进城购房。
在T县，笔者看到，没有学区房又想在城里上学，只能花较高的学费读私立学校，或者在距家较远的乡镇学校走读，至于村中小学，少有教师，也少有学生。笔者老家小学全校不到10名教师，承担6个年级的课程，每班学生不到20人，且年级越高人数越少，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平均每班学生为12人。
相比之下，城市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买房落户就能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输在起跑线上”，一位村民说：“咬咬牙这个房子也得买了，不能让孩子上差学校。”
——务工必选的租房。我国有近3亿的农民工，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在流入地购房、落户、扎根比较困难，租房成为他们外出务工的必要开支。有村民说，在外务工的人大都需要租房，为减少开支，“只能选择最便宜的住所，住在环境较差的城中村，和几个人挤在一起”。
农民收入难支撑“三房”消费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通常是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9280元。
农民的有限收入与“三房”支出形成鲜明对比。以村内建房为例，从购置建筑材料到支付人工费用，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在笔者老家县城买房，虽然房价稍低(均价为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往往也会掏空一家人多年积蓄。再加上大城市租房费用，农村家庭压力不小。
一位村民告诉笔者，他父母在帮他偿还家乡县城的房贷。为节省开支，他与工友3人共同租住在某地城中村的一间房内，他说：“租房不便宜，生活却毫无质量。”
在“三房”现象中，不少农村家庭几乎所有资金都投在了房产上，期望房产能带来一定的价值回报。然而，村里的房子主要用于自住，在市场上流通性差，难以实现资产变现。为了解决小孩就读资格在城里购买的房子，若不是位于核心地段，也难以实现预期的增值目标。买房后，不少人每月要支付高额房贷，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负担。
这也导致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提升自身技能，或从事一些家庭副业，既限制了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也导致家庭财产无法正常增长，甚至影响到子女的发展空间。
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三房”压力
面对“三房”现象带给农民的压力，建议通过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加快农村宅基地改革进程、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制度瓶颈等措施，突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瓶颈，实现城乡公平发展和共同繁荣。
一处利用闲置农房打造的民宿院内，游客围炉煮茶 刘潺 摄
首先要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更好满足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同时，推动各地完善入学政策，方便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因教育需求而进城买房的压力，避免他们因追逐教育资源而背负沉重的购房负担。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来讲，最主要的财产是宅基地。目前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可以通过发展文旅、乡村民宿等方式盘活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同时，探索并健全宅基地盘活政策，让农民合法利用宅基地获取财产性收入，缓解城市购房、租房的经济压力。
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进入城市后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让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民工顺利落户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推进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因追求公共服务而买房的冲动，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乡村发现转自:《半月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