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隐身”于古代文学历史中，这个可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史脉络有关，并非因为其文学成就不足，这其实恰恰折射出古代文学接受史中雅俗分流、时代选择的复杂面貌。若跳出“大众熟知度”的框架，从专业文学史视角看，曹植始终是六朝文论的焦点之一，其影响甚至远及日本、韩国汉文学（如《源氏物语》对《洛神赋》的化用）。
曹植（192—232年）生于乱世，身为曹操与卞夫人所生第三子。他自幼就极为聪慧，十岁便能诵读诗文，且下笔成章。作为“建安文学集大成者”，南朝谢灵运都称赞道：“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他的作品巧妙融合了汉乐府的质朴与文人诗的精致，对五言诗的发展影响颇为深远，其文学成就不容置疑。
曹植出身曹魏宗室，然而曹魏政权在晋代以后渐渐被史家当作“篡汉”的象征。西晋司马氏为了彰显自身的正统性，便对曹魏诸多贬抑。这种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曹魏人物的评价，特别是曹植身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其身份在儒家正统观中极具复杂性。唐代以后，受《三国志》注及《三国演义》等影响，蜀汉被塑造为“汉室正统”，这进一步弱化了曹魏人物的形象，间接导致曹植的文学地位在通俗文化中不如诸葛亮、关羽等人物显著。
曹植的辞赋华丽且精工，十分契合南朝文人对形式美的追求，所以在南朝（如《文心雕龙》《诗品》）中备受追捧。不过唐代文学开始着重强调“风骨”与“兴寄”，陈子昂、李白等人在推崇建安风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质朴刚健的风格，曹植的“词采华茂”反倒被视为过度修饰。比如杜甫虽称赞“子建文章壮”，但总体而言唐代诗人对陶渊明、谢灵运的接受度更高。
宋代文人把陶渊明推崇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颇为注重平淡自然的诗风，而曹植的贵族气质与悲剧命运，与宋代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存在不小的隔阂。此外，宋代理学兴起后，曹植因卷入政治斗争（如与曹丕的继位之争），其形象被部分史家批评为“才高德薄”，这使他进一步淡出主流话语。
曹植晚年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政治上的失意致使其作品大多抒发个人苦闷（如《赠白马王彪》），题材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与之相比，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作品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更易引发后世的共鸣。而且，曹植的辞赋（如《洛神赋》）虽说属于名篇，但骈俪化的语言在白话文学兴起之后，接受门槛较高，这进一步削弱了其普及性。
在文学史研究当中，曹植始终被视作建安文学的巅峰，钟嵘《诗品》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但大众对他的了解大多仅局限于《七步诗》等片段，这种现象和李商隐颇为相似——学术地位崇高，然而因用典隐晦、主题深微，在通俗文化中传播受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