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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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的蛇山，最高海拔85米，如伏蛇绵延，把城区分成山前、山后。蛇山上的故事很多，民间传说也很有生命力。唐代的蛇山，曾称为黄鹄山，因鹄、鹤相通，也称黄鹤山。唐代大诗人李白《望黄鹤楼》诗赞蛇山：“东望黄鹤山，雌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
走进书籍的浩瀚海洋，发现记载黄鹄山的史书，无不把黄鹄山与黄鹤楼紧密相连。到底是黄鹄山美化了黄鹤楼，还是黄鹤楼提升了黄鹄山？翻开《江夏县志》，映入眼帘的黄鹄山与黄鹤楼，大气得美仑美奂：“按山自咸宁南来入邑，北行复折而西。逦迤至城东，绵亘如长蛇，奋跃入江，其首隆然，黄鹤楼焉。”胡凤丹在《黄鹄山志·卷一》中说：“高冠山，一名高观山，一名蛇山，即黄鹄山支阜。”然支阜的东边有“凤凰窝”，西边有“乌龙池”，还有“清风明月二井”。在古人眼里，蛇山充满诗意，好想穿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个充满仙气、又诗情画意的高冠山去，入凤窝，蹚龙池，沐清风，赏明月，即便仙人“骑鹤”归去，也丝毫不会影响蛇山的魅力。
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早就不提高冠山，也较少提黄鹄山了，而是按山的形状直称蛇山。说蛇山，首先就要说黄鹤楼，黄鹤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蛇山，不仅取代了蛇山，还成了武汉的代名词。但说到底，黄鹤楼只是蛇山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山，哪有楼？
孙权首筑夏口城
溯源黄鹤楼的来历，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即夏口城设立的军事瞭望哨，就是今天黄鹤楼的前身。
历史上的武汉，确实是三国时期吴国和蜀国活动的重要之地，但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前，无论是吴国还是蜀国，其活动的主要地盘都在汉阳。
夏口城的建立，应该从关羽遭吴军偷袭、败走麦城说起。关羽被杀，刘备大悲，不顾诸葛亮劝阻，决意为关羽报仇，亲率大军讨伐东吴，结果在彝陵几乎全军覆没。杀关羽、败刘备，孙权自知和蜀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为了防止蜀国进攻，也为了屏障首都武昌（今鄂州），遂把目光移到江夏山（今蛇山）。所以，夏口城的修筑，是孙权和刘备之间争斗的结果。
刀光剑影、白骨露野之后，江夏山向我们走来。蛇山在历史上第一次亮相，就是与夏口城这座军事城堡一起走来的。1700多年前的军事城堡，用今天的眼光看，不过一个小土城。小土城面积不大，只有二三里，但它背依蛇山，面对沙湖，西临大江，具有“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的气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三》）。加之，小土城肩负着保卫都城武昌的重任，很受孙权重视。《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对此有明确记载：黄武“二年（223年）春正月，······城江夏山”。这句话的含意在清代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阐述的很清楚：“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故曰重在武昌也。”确实，夏口城的修筑在吴国历史上不是小事，所以，孙权把夏口城之名给了小土城，使之迅速成为东吴的军事重镇。
回眸历史的轨迹，史家终于确认了这个小土城，就是“武汉双城”的起源地之一。
孙权还都建业（今南京）后，夏口城仍然是拱卫长江下游的军事要地。随着战争的减少，夏口城人烟渐次密集，周边开始发展。此时，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都需要休养生息。于是，孙权在黄武五年（226年）颁下新诏：“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是啊，国力要恢复，必须要安定民生。国泰民安，人口才会增加，城市才会扩张。
夏口城修筑17年后，孙权再次颁下新诏：“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此时，是在鼓励城市建设了。关键是，在孙权的新诏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楼”的信息。夏口作为拱卫都城的军事城堡，应该在这个诏令之后才开始修筑谯楼（谯楼即城门上的瞭望楼），它不仅仅是战略需要，也是实力的展现了。但这个谯楼是黄鹤楼的前身吗？不能轻易下结论，但由此可以推测，最初的瞭望楼并非搭建在黄鹄矶上的独楼，可能就是临江城门上的谯楼。
此时，经过几任夏口都督的精心治理，夏口城沿江一带已开辟了诸多港口，港内既能屯兵又能藏船。此时的夏口都督孙壹，认真贯彻孙权休养生息的思想，率领“部曲千余口，平时屯田，春种秋收，对夏口地区的水稻种植有所推进”。屯田养兵，也是忠实贯彻黄武五年孙权的治国思想的。夏口城，已不仅仅是长江中游城港一体的战略重地，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上述内容中，还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即湖北一带大规模种植水稻，是从东吴军队驻守夏口城开始的。
黄鹤楼是三国瞭望楼存疑
孙权返都建业后，为及时掌握边境军情，曾命令在长江沿岸的制高点设置烽火台，“沿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火）以其告，一夕可行万里。”毫无疑问，江夏山上也有烽火台。但烽火台会建在矶石上吗？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建在江夏山顶的可能性应该更大。所以，笔者以为，黄鹤楼最初是建在黄鹤矶上的瞭望楼颇有疑问。如果一定要坚持黄鹤矶上有瞭望楼这种说法，那黄鹤楼的前身就可能不是东吴建的了。
为什么学者们都认为黄鹤楼最早是建立在黄鹤矶上的瞭望楼呢？这与唐代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志》有直接关系，该书如是描述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戍地也。”这没有一点问题，在江夏建城，就是军事需要。但他接着又说：“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名楼，为黄鹤楼。”就是这句话，把建楼的时间固定为黄武二年，把黄鹤楼固定成军事瞭望楼，并把军事瞭望楼固定在了黄鹄矶上。凡军事瞭望楼，都是为了登高警戒，夏口城背依江夏山，“开势明远”，借助山体进行警戒已是绰绰有余；即使不登山，站在矶上也已经“游目流川”了，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石矶上建楼呢？我理解李吉甫的这句话，其意应为“在原夏口城的西南角，有一个黄鹤楼，楼因黄鹄矶而得名”。这句话已脱离了他想考证的内容，不过是描述自己所看到的景观罢了。
其实，无论黄鹤楼何时出现，也无论黄鹤楼最初是在黄鹄矶上单独存在，还是作为夏口城临江的谯楼，它的出现，都足以证明，武昌乃兵家必争之地。
到了西晋，对行政建制进行调整时，因为夏口的富庶和地位的重要，就把沙羡县治移到了夏口城。一个军事城堡开始向区域性政治中心转变。
萧思话扩筑郢州城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夏口屡为交战双方争夺的战场。战争的频繁，也注定了夏口城地位的不断提高。
南朝刘宋的第五位皇帝刘骏，于元嘉三十年（453年）即位，是为宋孝武帝。这是一位机智聪颖、文武双全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改制措施，削弱士族势力，整顿刑律，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改置州镇。
为削弱方镇势力，宋孝武帝登基第二年，即孝建元年（454年），就把荆、湘、江、豫4州中的8郡划出，设立郢州，这就是历史上的“分荆置郢”，郢州的治所设在了夏口。夏口遂从县治所在地升为州治所在地。
郢州的管辖范围有多大呢？据《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所载，新置的郢州“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天门后还荆。领郡六，县三十九，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七。”由此记载可知，郢州的面积真不小，人口也真不少。
刘宋“分荆置郢”，除上述原因外，与夏口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直接相关。第一，夏口处于荆、湘、扬三州之间，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无论去往何地，都有水路之便，故而能有效地牵制三州；第二，设郢州治所在夏口，对荆州的制衡非常有力，从夏口城溯汉江而上，可至襄阳，进而至汉中。“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第三，夏口作为战略重镇，被东吴经营多年，“浦大容舫”，是训练水军的优良基地。所以，“分荆置郢”，让郢州稳居中游，成为扼住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关口。
如此重镇，让谁来掌控呢？即第一任郢州刺史的重任交给谁呢？宋孝武帝思来想去，终于决定交给国戚萧思话（400—455年）。同时，还让萧思话兼督湘州。
萧思话是前将军萧源之的儿子，孝懿皇后萧文寿的侄子。确实是国戚，但也是刘宋时期的名臣，治国的栋梁之才。他18岁时就步入仕途，任过青州、兖州、徐州、冀州等州的刺史，治理地方经验很足。意图削弱士族势力的宋孝武帝任命他为郢州刺史，确实是动了一番心思的。萧思话不负重望，到达夏口城后，为了增强军事防御力量，立刻对夏口城进行维修和扩建，让夏口城变身为郢州城（亦称郢城）。
萧思话扩建的郢州城，沿蛇山西端北坡而上，直至山脊。刘宋文帝时成书的《荆州图经》形容黄鹄山中建有“高牅”。这“高牅”，就是指的郢州城高大厚实的城墙。《南齐书·卷十五·州郡下》对郢州城的记载更详细：此城“据黄鹄矶，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宋孝武置州于此，以分荆楚之势。”所谓“边江峻险，楼橹高危”，其意是新城的城墙延到了江边，城墙上还建有用以侦察、防御、打击攻城之人的“楼橹”（系古代作战时搭建的没有顶盖的高台）。
注意，这个“楼橹”据黄鹄矶，高到可以“瞰临沔汉”，可见作为瞭望及防御的作用不可小觑。笔者推测，黄鹤楼的前身，应该是这个“瞰临沔汉”的“楼橹”。然《荆州图经》《南齐书》都没有涉及郢州城的质量，《寰宇通志》便进行了补充：“盖其城依山附险，周回不过二三里，乃知古人筑城欲坚不欲广也。”
孝建二年（455年），萧思话在郢州任上的第二年，便去世了。这一年，他只有56岁。萧思话去世的原因，史书没有说，但来到郢州，即苦心孤诣地修筑郢州城，说是累死的也不为过。李延寿在《南史·卷十八·列传第八》中对萧思话如是评价：“赵伦之、萧思话俱以外戚之亲，并接风云之会。言亲则在赵为密，论望则于萧为重。”这个评价相当高。萧思话镇守夏口的时间很短，郢州是他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站，但我们对于他任郢州刺史时的历史往事，却少有研究，甚至对于可“瞰临沔汉”的楼橹与黄鹤楼之间的关系，也无人涉及。这实在是蛇山史、黄鹤楼史，甚至是武汉史上的一件憾事。
萧衍攻破郢州城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郢州也不断更换主人。宋元徽五年（477年），年仅10岁的安城王刘准即位，是为宋顺帝。这个末代小皇帝在位仅两年，就被大臣萧道成逼迫让位。萧道成建立齐，同时接过了郢州的管辖权。永元三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和南康王萧宝融联手，兵发襄阳，又派王茂、萧颖兵临郢州城下，然久攻不破。无奈中，只得在郢城附近筑城堡，用屯兵围攻之法消耗城内兵力。这个城堡的城墙为土石结构，因是曹景宗所筑，被后世称为“曹公城”。《寰宇通志·卷五十》中载：曹公城“在府治东北二里，梁武帝起义兵，遣曹景宗筑水曲城，乃武帝攻郢城，又遣王世兴屯兵于此。”这个府治东北二里在哪里呢？大约在今小东门北侧小龟山脚下。
《武汉市志·文物志》对于雍州刺史萧衍在汉阳修筑的萧公城和梁废城都有记录，但却把曹公城遗忘了。这个遗忘非常遗憾，因为武昌城内出现两城对峙的局面，历史上仅此一次。两城对峙时期，齐王派出的救援郢州城的军队虽大败而归，但郢州城内的军队依靠坚固的城池，坚守了五个多月，至七月才军散城破，萧衍费尽周折才踏进郢州城。
萧衍攻破郢州城之前，郢州城已经异常惨烈了。原有文武官员及百姓“垂十万”人，因疾疫死去七八，城中积尸遍地，一片凄凉。据《梁书·卷五十八·列传第四十八》记载，萧衍攻克郢州城时，城内“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盈满”。这场围城之战的惨烈，昭示的是郢州城内军民对齐王朝的忠心，对萧衍的痛恨。所以，把谁留下来进行善后治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思来想去，萧衍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将军韦睿悲悯城中居民，“弃骐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自荐留下，领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组织力量抚恤生者、掩埋死者，使“百姓赖之”，城内渐渐安定下来。
中兴二年（502年）四月，萧衍领兵到达建康（今南京）。此时，与其联手的萧宝融已经登基，是为齐和帝。萧衍拥兵自重，想夺位自立，其弟荆州刺史萧秀得其意，便派人四处传播童谣“行中水，为天子”，以此逼迫萧宝融让位。大兵压境，萧宝融只得推贤让位，齐朝灭亡，萧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梁武帝夺得齐朝天下后，派人给萧宝融送去生金，逼其吞金自尽。
从刘宋至唐初，历数百年，郢州城经大小十数次敌兵围攻，始终坚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结构，才能让城垣始终坚固呢？
1983年，重建黄鹤楼时，在蛇山掘出一古城垣的横断面，经堪测，它在蛇山山脊长300余米，与康熙《江夏县志》中所记“薄砖结砌”“墙基坚好”的夏口城相似。考古人员对其进行鉴定，发现该城相比夏口城有所发展，墙体虽为夯土结构，但墙面利用夹板，中间填土，层层夯实，直到顶部，再用薄砖结砌。且所用砖为唐以前建筑使用的长方体石料，因表面有类似绳子的装饰纹样被称为绳文砖，其中还夹杂为数不少的汉砖。专家由此断定，这就是郢州城遗址。这种建筑结构称为“版筑”，用版筑而成的城垣，“城基坚好”，可见其构筑时确实“工用缜密”。
因为郢州城坚固高大，防御性能很强，刘宋之后的齐、梁、陈各朝，均将郢州治所设于郢州城。这个武汉最古老的城垣之一，也是武汉第一次成为帝都的城垣。
今天，黄鹤楼景区内，当年的郢州城遗址前有介绍牌，文字如下：
郢州城亦称郢城，位于武汉市武昌蛇山，南朝刘宋就三国孙权所建夏口城扩建而成，为其所置郢州州治。宋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刘骏把荆、湘、江、豫4州中的8郡划出设置郢州，以削弱方镇势力，郢州州治即设在夏口城内。
萧庄郢州登帝位
郢州成为帝都，必须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南北朝时期梁朝、北齐的名将王琳（526—573年）。王琳是会稽郡山阴县（今绍兴）人，他和郢州有着天然的缘分。在纷乱的南北朝时期，王琳对萧梁忠心耿耿。梁太清二年（548年），萧梁将领侯景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次年攻占梁朝都城建康，将梁武帝活活饿死。历史上称为侯景之乱。侯景之乱爆发后，湘东王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大都督，让宜州（宜都）刺史王琳跟随王僧辩平定叛乱。
大宝二年（551年），侯景部将宋子仙占据郢州，王琳跟随王僧辩向东进攻侯景。四月间，侯景率军对王僧辩与王琳所在的巴陵城（今湖南岳阳）进行反包围，并派王琳的兄长王珣到巴陵城下劝降王琳。王琳对着城下喊道：“兄长奉命讨伐贼人，不能以身殉难，竟然不知内疚，反而要来诱我投降!”说完举起弓箭就射，王珣惭愧退回。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萧梁的忠心，王琳和王僧辩终于在六月攻克郢州，擒获宋子仙。承圣元年（552年）三月，侯景之乱平定，王琳官拜湘州刺史。
太平二年（557年），萧梁任命的扬州刺史陈霸先起兵叛乱，攻下建康，梁敬帝萧方智被迫禅位，陈霸先自立为帝，建立陈政权。陈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姓氏为国号的政权，取代了五十六年历六帝的萧梁王朝。但是，梁并未全绝，还有一口气，永嘉王萧庄作为质子还住在北齐，王琳便视其为复梁的希望。
萧庄是梁元帝萧绎的孙子，萧庄的父亲萧方等是萧绎的长子。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封萧方等为湘东世子，可惜年纪轻轻就兵败而死。梁元帝登基后，追谥萧方等为武烈太子，封孙子萧庄为永嘉王。承圣三年（554年），西魏攻陷江陵，梁元帝遇害。当时，年仅7岁的萧庄逃离了危险并藏匿于民家，是王琳找到他并安全护送回建康。承圣四年（555年），萧庄的九叔萧方智登基后，将他送往北齐作为人质。
陈霸先称帝后，王琳的部下还掌控着郢州城。陈霸先遂派出将军侯安都围攻郢州。王琳闻迅率大军从湘州急达沌口，据守东岸，准备迎战侯安都。侯安都也匆忙撤围，率兵至沌口，据守西岸；两军相持，互相窥探。数日后正式交战，王琳乘坐平肩舆（古代的一种轿子）上阵，执钺（形如板斧）指挥，侯安都全军覆没。战后，王琳把湘州军府迁至郢州城，苦练水兵，意欲和陈霸先争夺长江中游的控制权。
天启元年（558年）正月，王琳把军队练成了一支“勤王之师”。遂向北齐求援，要求送还质子永嘉王萧庄，立其为梁朝皇帝。作为交换，王琳派出亲侄王叔宝，让其率所统辖十个州的刺史子弟前往北齐作为人质。二月，在北齐军队的护送下，萧庄平安到达郢州城登基，是为梁思帝。
萧庄以郢州城为帝城，使郢州城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隋书·五行志·下》如是记载：“陈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时王琳立萧庄于郢州。”梁思帝延续梁朝国祚，改年号天启，命王琳总管梁朝军国大事，任职侍中、使持节、大将军、中书监，改封安成郡公，势力范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
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王琳败于陈朝将军侯瑱，加之北周又趁火打劫，攻占郢州城，王琳只得护着萧庄逃亡北齐，萧庄三个年头的帝业就此终结。北齐封萧庄为梁王，承诺为他复兴梁朝。但北齐实力不济，于承光元年（577年）被北周灭亡，萧庄在怨愤中被北周暗害，年仅30岁，谥号烈宗。清代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中评价：“王琳当梁、陈革命之后，犹尽心萧氏，崎岖百战，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
在兵家必争的战乱年代，蛇山也书写了一页“帝都”的历史。
战乱中出现的黄鹤楼
笔者见到的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上的黄鹤楼，就是在这个战乱的年代中。《南史·卷五十二·安成康王秀传》以及《黄鹄山志》，都记录了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发生的故事。笔者曾写有《读志札记》，也对这则故事进行了转述：
南北朝时，夏口一带为军事要冲，战争不断。黄鹤楼下“露骸积骨”。安成康王萧秀到此后，见此情景，便着人祭之，并将积骨埋于地下。入夜，安成康王睡梦中，见数百人到面前，跪谢后飘然而去。
安成康王萧秀是梁武帝的弟弟，因喜好才士、重视士人，成为梁朝的贤达之人。正因为如此，他从荆州刺史改任郢州刺史，才会“埋积骨于地下”。又据《梁书·萧秀传》记载：“每冬月，常作襦裤以赐冻者。”在郢州，每到冬季，萧秀都会赠送衣裤给受冻之人。他镇郢州三年，离开郢州时，郢州百姓主动相送至州境上。后来，萧秀患病，郢州百姓闻之，纷纷为其请命。萧秀病逝后，郢州百姓“裂裳为白帽”，戴孝哀哭。能赢得百姓如此爱戴，堪称遗爱在民的好官啊。
从萧秀黄鹤楼下埋骨一事可知，因为在江夏山发生的战事太多，山间多有就地掩埋的阵亡者墓地。《黄鹄山志》另有一则记载，讲述了江夏山间也有一些比较考究的墓地存在。比如，有关宋英中治平年间，武昌县令郑前观的一个梦境。
宋英中治平年间，武昌县令郑前观感觉身体不适，欲小睡。进入寝室，见一老人穿古装、戴古帽走上前来，给他作揖。并告诉他：煮地骨皮汤喝下，小疾可愈。
郑县令对老人说：从没见过你，不知为何来此？老人答：西汉时期，我和你一同为官。现在你再次投胎，二世为人，我还在阴间“留滞”。郑县令遂问其名氏，老人答：我乃将军何复。你如果想见我，可到费家园来。老者告别前，吟诗一首：与子相逢西汉年，半成枯骨半成烟。欲知土室长眠处，门有青松涧有泉。
郑县令惊觉，乃知一梦。不久，郑县令游头陀寺，行至江夏山下的城小路，见树木森然，遂问寺僧，此为何处？僧答：费家园也！郑县令进入费家园，园中有小道，旁有残碑，碑字漫漶难识，唯有“何复”二字可辩。坟前有涧水，栽有老松数株。
这种鬼异故事并不可信，但其中有一个信息可信，这就是江夏山上有历史久远的墓园！所以，安成康王萧秀埋数百骨骸于江夏山是有依据的。
萧秀埋骨的黄鹤楼下，会在矶石之上吗？可能性几乎没有，唯有山坡有土壤之处才可埋数百“积骨”，然历史久远，此埋骨之处无处可寻，致具体地点无法考证。这则消息很是让人郁闷，因为第一次看见黄鹤楼在古籍上出现，竟然是与几百个战死者的“积骨”联系在一起的。蛇山作为军事要冲、黄鹤楼作为军事用途，其最初的面目真真的与山川风月、玉宇琼楼没有一点点的联系啊！
自刘宋以后，齐、梁、陈一直以郢州城为郢州州治。隋置鄂州，设江夏县，鄂州州治和江夏县治都设在郢州城内。此后，鄂州、郢州的名称虽几经变更，但州治却一直稳稳的立在郢州城内。
唐敬宗宝历（825—827年）年间，牛僧儒出任武昌军节度使，驻鄂州，改用陶甓筑城，经5年扩筑成鄂州城，城垣至五代还未废除。明洪武四年（1371年），江夏侯周德兴再次扩建武昌城，武昌城基本定型。
作者：董玉梅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2年第4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宋柄燃
校对：宋宇航
审订：尧诗婷
责编：刘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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