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以为会有不少大佬支持他，结果电报发出去，收获的是却是一波两面派与变色龙。
第一个背叛他的人是身边人，在扣押老蒋后，他与杨就拟好了对外电文“八项主张”，限令即日发出，并急切盼望得到各方的支持和响应。结果两天后，他们发现电文不仅没有发出去，而且西安与外界的通讯也被切断了。
诡异的是，南京舆论却铺天盖地而来，什么红军洗劫了西安，妇女被“共妻”，少年男妇被诱拐，东北军、西北军成了土匪，大肆抢劫，赎老蒋要八千万，等等。
张、杨发现这诡异的一幕后，马上逮捕了大内奸蒋斌。此人原本是张为保证通信专门调过来的，不想他却成了第一个内奸。在接到张的电文后，蒋扣着没发，随后就秘密通报给了南京的何应钦，导致南京第一时间率先控制了舆论，切断了西安对外通讯。
好在于学忠的五十一军接管了兰州全城，控制了兰州电信，而兰州并没有在南京当局的黑名单，此后，张、杨对外的“八项主张”才通过兰州中转发了出去。
张对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寄予厚望，宋在中原大战后，在张的推荐下才坐上了华北第一把交椅；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对日 痛恨至深。张对蒋实行“兵谏”后，发电去探宋的态度，结果宋却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请他与共产党断绝联系；二则要求他要保证蒋的人身安全，态度已然明确，张看后就把电文扔到了一边。
而韩复榘则狡猾得多，一面向张表示愿效劳，一面派人到开封，与刘峙、商震协商如何营救老蒋，同时还发电给何，表示了对蒋的严重关切，张明白了此人也不可靠。
新疆的盛世才，一向以“中国第三领袖”自居，公开说自己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之一，但老蒋对新疆也很看重，二人之间的冲突不断。此前，他曾向张表示过抗日救国的决心，并希望与西北各地共同合作。但事变发生，他却发出通电，说此次事件与他“毫无关系，且变绝不赞成”。
宁夏的马氏家族，东北军进驻陕甘地区后，马鸿逵一直担心张对他有所节制，还赠送给西北良马给张进行笼络。事变后，他却马上向南京献媚，大力批判张，说：“张学良竟冒大不韪，妄作主张，势必断送国脉不止。”，对老对手杨虎城更是不客气，说他图谋宁、青两省。
张学良最看重的人是阎锡山，在事变发生前，老蒋在洛阳过他的五十大寿时，张、阎二人就曾向蒋表明抗日决心，结果被蒋大骂一通，事后阎锡山曾说：“汉卿，看委员长的态度，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你我是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做了！尔后你有什么主张，随时通知我，我老阎一定支持你！”
阎锡山的这番话在张心里打下极深的烙印，如今，张学良把事情做了，那么阎锡山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张学良派专人前往山西，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四问：一问他如何善后？二问他如此一举，是增加抗战力量还是减少？三问此行是把内战转向外战，还是把外战转向内战？四问是否能确保此举不会演变为极端的残杀事件？张看了电文后，恨不能与阎兵戎相见。
在国际局势上，特别是日本，扣蒋消息传入东京后，日本内阁和军部就忙得不可开交，频繁开会，日本外相表示，如果蒋与张、杨妥协，日本必采取断然手段，武力占领京沪，并召见南京驻日大使许世英，要求南京出兵“讨逆”。日本极力挑唆南京对西安作战，当然是为了它从中取利。
德、意法西斯与日本态度一致，英、美、法则不然，因日本侵华影响了英、美在华经济利益，老蒋被扣，他们担心南京的亲日派上位，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并支持宋美龄的营救方略，端纳第一时间前往西安，正是英、美态度的体现。
最让张学良受不了的是苏联对此事的态度，此前张就与苏联大使鲍洛莫洛夫有过会晤，张曾向其表明抗日的决心，苏使答复则是“苏联政府一定郑重考虑偶然性的意见。”
然而事变发生了，苏联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变。由于受到来自日本和德国的东西夹击威胁，苏联为了洗涮自身，对外发表说“张学良的暴动将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大骂张受了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唆使。
张学良看了苏联的言论，深受打击，连饭都吃不下。那么就没有支持者吗？当然有，但寥寥。比如桂系与老蒋好顶着干，老蒋被扣，李宗仁、白崇禧对张明确表示了支持。云南的龙云，与蒋矛盾也很深，也支持；四川的刘湘，对此也喜形于色，认为这是他重树地位的好机会，但在军事上却没有表态。
张、杨看了各路“诸侯”们的电文后，难掩失望之情，广西的李、白虽态度明确，但山高水远，救不了近火，事已做，如何收场，难上加难。
这一事件将张、杨二人推向世界级漩涡的中心，压力可想而知，但令他们欣慰的是，在雪片般的电报中，除了指责声，他们还收到了更多来自社会各团体支持的呼声，他们痛斥汉奸，反对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希望早日贯彻八项主张，联合抗日。
当张学良看到这些电文后，不禁感叹“知我心者，民众也！”，他无憾了！
而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以周恩来为核心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来到他身边，为解决西安事变带来了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