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明形态，使得中原王朝在汉唐时期的疆域扩张中始终未能将其纳入直接统治。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高寒缺氧的环境对中原军队构成天然屏障。汉唐时期，中原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依赖辎重运输，而高原地区的复杂地形（横断山脉、冰川峡谷）和极端气候（昼夜温差大、氧气稀薄），使得后勤补给线极易崩溃。唐朝和吐蕃的大非川之战（670年），10万唐军因高原反应和补给断绝几乎全军覆没，出中原王朝在高原作战的致命短板。
相比之下，蒙古骑兵因游牧习性与低氧适应能力，能够快速穿越高原，而汉唐军队则受限于生理与技术的影响。
青藏高原的生态承载力极低。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屯田仅能维持边防，无法支撑深入高原的长期驻军。唐代曾计划从四川雅安开凿入藏通道（类似现代川藏线），但因工程难度过大而放弃——即便以现代技术，川藏线仍被视为“世界最危险公路”，唐代的尝试无异于天方夜谭。
汉唐的战略重心在北方，汉唐两代的军事资源长期被北方游牧势力牵制，西藏始终处于战略边缘地位。汉武帝时期，匈奴的持续南下迫使汉朝将90%的军事投入用于漠北决战，张骞通西域的核心目标也是“断匈奴右臂”，而非经略青藏。
唐朝更是面临双重压力：前期与高句丽的五次东征（644-668年）消耗了巨量国力，后期则陷入与吐蕃的拉锯战。唐太宗虽在贞观九年（635年）短暂击败吐谷浑，但面对吐蕃的统一崛起（松赞干布时期），唐朝始终无法集中力量彻底征服高原。
吐蕃的强盛恰与唐朝的战略时间巧妙的错位。当唐朝倾力东征高句丽时，松赞干布已整合青藏各部，吞并吐谷浑，形成“北控河西、南压南诏”的霸权。
安史之乱（755年）后，唐朝连关中腹地都难以保全，更遑论经营西藏。
青藏汉唐时期的经济价值较低，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以河西走廊为核心，而西藏的“麝香之路”（连接南亚与中亚）未被中原王朝充分认知。汉武帝开通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商路安全，而非开拓青藏高原的边贸。唐朝虽与吐蕃通过和亲（文成公主入藏）建立联系，但双方经济往来局限于奢侈品交换（吐蕃的马匹与唐朝的丝绸），缺乏实质性利益驱动。
从资源角度看，古代中原士大夫视青藏为“不毛之地”。汉唐文献中罕见对西藏矿产、牧场的记载，反而强调其“地瘠民贫，得之不足以富国”。相比之下，蒙古人因游牧经济需求，将青藏高原视为天然牧场，因而在蒙元时期将西藏纳入了版图。
汉唐对边疆的治理以“羁縻”为主，通过册封地方首领实现间接控制。唐朝在吐蕃周边设置松州都督府、安西都护府，但与吐蕃的互动更多是“和亲—战争”的循环，缺乏制度性整合。松赞干布虽引入唐朝典章，但吐蕃的政治架构（“尚论”贵族体系）与中原的中央集权格格不入。
反观元朝，其通过凉州会盟（1247年）将西藏纳入版图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教合一”的双轨制：一方面扶持萨迦派为宗教代理人，另一方面设立宣政院、驿站等行政体系，实现“因俗而治”。
凉州会盟
吐蕃的崛起本身是高原文明的一次历史性整合。松赞干布统一青藏各部后，通过创制文字、引入佛教、建立法律（《十六法》），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政教体系。这种文明的内聚力，使得汉唐的军事征服难以转化为长期统治。唐朝曾试图通过文化渗透（派遣儒生教授吐蕃贵族）施加影响，但佛教的本土化最终使吐蕃走向与中原不同的文明路径。
相比之下，蒙古的征服恰逢西藏的“碎片化”时期（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割据状态），萨迦派的宗教权威为元朝提供了治理支点。
唐朝面对的则是一个统一的吐蕃政权，运转能力远非分裂时期的西藏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