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希腊“读点活书”

1933年9月底,罗念生从美国乘船到达比雷埃夫斯码头,开启了他在希腊一年的游学生活。日后在回忆起1933-1934那一年的经历时,他提示同胞“应该有人去念一点活的书回来”。自19世纪后半叶始,古希腊的历史在考古学家的发掘下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克诺索斯、德尔菲、奥林匹亚等不再只是一个个地理的名词,而是历史发生的现场。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的结合,让历史重新具有了生命。

本栏目将围绕考古遗址发掘、文献记载传统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现场,读点活书。此外,还兼及希腊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当前的中希文明互鉴助力。

主持人: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学术发展部主任

专栏文章均为《中希时报》 独家约稿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希时报

雅典法国古典学院

张绪强

法国在雅典、罗马、开罗、马德里和亚洲共设有5家专门的研究机构:雅典法国古典学院、罗马古典学院、开罗法国东方考古研究院、法国美术学校和法国远东学院。这5所研究机构至今已成为法国派驻海外的独立研究机构。为了规范此类海外机构的管理,国会曾多次立法,根据最新的法国2021-146号法令,雅典法国古典学院(L’É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EFA)的宗旨是在希腊、塞浦路斯(学院在希腊和塞浦路斯设有常驻代表)以及巴尔干地区开展人文和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研究,特别是考古学和从史前到现代的历史学。

外国人设在希腊的古典研究机构至今共有20家,除去克里特岛上的英国古典学院克诺索斯研究中心和优卑亚的瑞士古典机构,雅典共设有18所。这些机构中最新成立的是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Chinese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2024),最早建立的则是雅典法国古典学院,成立于1846 年。作为最早在希腊成立的外国古典研究机构,法国学院成立背景的梳理注定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希腊革命与摩里亚远征

雅典法国古典学院与开罗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的建立背景相似,都是在随军科考队工作后建立的。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希腊丧失独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经历近400年的殖民统治后,希腊迎来民族解放的浪潮,1821年3月,革命者在北部发动起义,公开造反,起义迅速传播,伯罗奔尼撒革命运动兴起。为了镇压希腊人造反,奥斯曼苏丹与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达成统一认识,派易卜拉欣·帕夏率兵镇压。易卜拉欣于1825年2月在伯罗奔尼撒登陆。经过10个月的镇压,到1825年底,伯罗奔尼撒起义已近于平息,埃及军队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奥斯曼土耳其人取得节节胜利,伯罗奔尼撒北面对岸的迈索隆吉翁的希腊人起义军也在1826年4月宣布投降。此前1824年,拜伦勋爵也在迈索隆吉翁逝世。为帮助希腊人革命,俄国、英国、法国三国决定在迈索隆吉翁沦陷后派军舰干预。得知奥斯曼要攻打伊兹拉岛(因驴子为岛上主要交通工具,被今天的游客称为“驴岛”),三国舰队在纳瓦林进行拦截,大获胜利。为了逼退奥斯曼埃及军队,1828年8月,一支由 15,000人组成的法国远征军,在尼古拉斯-约瑟夫·梅森率领下,在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登陆。埃及军队在法国军队的压力下退出战争,伯罗奔尼撒的奥斯曼驻军也随后投降。法国军队的这次出兵行动又称“摩里亚远征”。


画作法国军队登陆摩里亚

“摩里亚”(Μωρέας或Μωριάς)的名称来源至今不明,古书中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0世纪拜占庭的一部史书中。为了解释名称来源,有学者论断,因为希腊语的桑树(Μουριά)一词发音与该地名相近,一种解释便出现了。认为伯罗奔尼撒半岛自古就有桑树,随着中国养蚕术在拜占庭时期的传入,桑树具有了经济价值。伯罗奔尼撒可能因养蚕业发达或者形状像一片桑叶而得名。也有学者认为Μωρέα使用长音的o,与Μουριά短音ου不切合,词源应该另有出处。认为源于μωρός,傻瓜的意思,原因是拜占庭时期这个词往往用来代表造反者或者强盗,用造反指代今天的摩里亚,渊源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时期。两种解释都有依据,在没有更多材料支撑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赋予“摩里亚”更多的历史意义,即梅森将军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与希腊革命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为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殖民而进行的反抗行为。摩里亚的名称源自拜占庭史书,因典型的历史事件而不断丰富。


摩里亚科考对根据测量绘制的希腊地图

摩里亚远征之所以著名,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单独的军事行动,与其相伴的还有科学考察计划。军事行动过程中法国科学院还委托了一支 科学 考察队共同参与行动。与拿破仑在出兵埃及时随军派遣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的行动一样,摩里亚远征军也有摩里亚科考队伴随。科考队首先绘制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精确地图,同时科考队还对动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首次发现了金豺物种,此前只见旅行家对其记载,这次发现证明了金豺物种确实存在。除了科学考察,科考队员中还有考古学家,他们根据古典作家如保桑尼阿斯等古代文献描述,找到80个古代遗址。科考队员通过精确的三角测量精确定位这些遗址,然后,在建筑部门的帮助下,考古人员为研究制定总体计划,绘制建筑图像,然后才是挖掘、清理建筑物和古物。古文字学家还从拜占庭修道院中购买到一些古代手稿。

摩里亚科考队的科学考古实践

摩里亚科考队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在探索了纳瓦里诺(Navarino)、迈索尼(Methoni)和科罗尼(Koroni)之后,考古队成员前往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美西尼古城(Messene),该城于公元前 369 年由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战胜斯巴达后建立。摩里亚科考队从1829年4月10日起,在此挖掘数周,对于此处遗址也是首次发掘。科考队发现了伊巴密浓达著名的防御围墙,围墙保存完好。围墙上有两个巨大的门廊,其中一个的门楣长达 6 米,学者称其“可能是整个希腊最美丽的围墙”。在正式发掘前,科考队员利用围墙划定了遗址的范围,并“给出了总体规划,其中有最细致、最精确的地形细节”。然后,他们才开始对考古遗址进行正式挖掘。首次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体育场看台的碎片、柱头、门廊、祭坛、浮雕和铭文。


摩里亚科考队在奥林匹亚发掘的大理石雕像,经希腊政府授权,由摩里亚探险队转交给卢浮宫

科考队还对奥林匹亚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并确定了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位置。1766年,英国古物学家理查德·钱德勒重新发现了奥林匹亚遗址。此后,许多旅行者到访过此地,但是遗址中具体的祭坛位置却都没有进一步的信息。1829年5月,摩里亚探险队在这里工作了六周时间。最初的遗址因为阿尔费奥斯河(Alfeios)和克拉德奥斯河(Kladeos)周期性的泛滥而被淤泥深深埋于地下,露出地面的只有一根巨大的多立克柱。并且附近村庄的居民又将古遗址的石头搬到各处,有的重新用在了新房的建设中。科考队考古部门的负责人Dubois早于队员到达了奥林匹亚,他在那里已经四处勘察数日。考古队员到达后发掘正式开始,发现了门廊两根柱子的第一批底座 和 几块雕塑碎片。为了进一步搞清楚神庙的位置,Dubois率领工人在神庙的正面挖掘,另一位队员Blouet教授带领工人从神庙的背面挖掘,参与挖掘的工人达一百多人。科考队中随行的还有画家,他们精确绘出发掘物及位置,也正是他们的描绘,学者们才最终确定了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位置。画家阿毛里-杜瓦尔在他的《纪念物》(1829-1830)中,对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进行了直接和精确的描述,这与公元二世纪保萨尼亚斯到访该遗址时的描写相吻合。大量的雕塑、神庙结构和刻画赫拉克勒斯十二功业的壁板,考古学家在古今描绘的印证下,最终确认宙斯神庙的位置。

科考队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持续的考察,对拜占庭时期的修道院也进行了描绘。科考队每到一处,与在美西尼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发掘一样,都要在发掘前制定发掘规划,将遗址按地形划分为方块,设计出修复模型,发掘后对遗址进行研究、复原。摩里亚科考队的考古行为已摆脱了简单的寻宝心理,他们的考古行为开始变得科学化。

雅典法国古典学院的创立

1846年9月,雅典法国古典学院(EFA)正式建立,选址在雅典市区吕卡维多斯山脚下。摩里亚考察为日后法国在希腊的研究探索了道路,十余年后法国学院在雅典落户并成为第一家外国驻雅典古典研究机构。毋庸置疑,摩里亚科考队的工作为法国学院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但是如果将法国古典学院视作摩里亚考察的结果则不尽然。

EFA的诞生本是英法国际竞争的产物。在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扩张过程中,英国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并与其他欧洲国家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组成反法联盟,最终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败法军,迫使其停下征伐的脚步。这一时期的思想革命中,英国也占据上风,影响到欧洲大陆。英国诗人拜伦甚至在希腊革命中献出生命,成为震动世界的事件。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直接挑战了法国的核心地位。希腊革命过程中,法国驻希腊大使皮斯卡托里与希腊部长科莱蒂斯的私人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为了维护法国人在希腊的利益,对抗英国,法国大使提出在雅典设立常驻机构的建议。建议得到法国教育部长萨尔万迪的支持,萨尔万迪深受希腊文化影响。最终在教育部长推动下,在雅典设立研究机构的愿望最终在1846年9月实现。

EFA成立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虽然在1846年法案中明确“现于雅典建立一所法国高等研究学院,研究希腊语言、历史和古物。该学院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人文、历史或哲学专业毕业的学生组成。它由学院教授或研究所成员指导”,但是,学院第一代法国年轻人在雅典所做的也只是在模仿古典,向古典致敬。有学者记录了当时的生活,“我们骑马;我们浇水;我们每天挖一公顷的花园,我们的胡子有一分米长。我们展示自己;我们进行拜访;我们在舞会上跳舞。我们认识了科莱蒂,并且很荣幸能与这位真正的希腊国王交谈五分钟。成员们忠于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手捧古代作家的作品游历雅典,以诗人的身份旅行,在当时的希腊发现古代文化时欣喜若狂。雅典人的第一批方阵履行了两年的教学职责,然后就放弃了。很少有人谈论科学。”此外,当时学院还有一项任务,学院可以在希腊国王的授权下开设免费的法语以及法国和拉丁文学的公共课程。

学院第一代年轻人之所以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相比严肃的研究,他们更喜欢融入雅典的文化生活,享受当下,其原因与法国当时的浪漫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作为启蒙思想的发源地,法国思想家在强调理性和普遍原则时,忽视了差异性,理论的“理想化”与复杂的历史真相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同样,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新古典主义严肃、庄重,过于追求理性和秩序,缺少了对历史情感的体验。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试图重新发现历史上活生生的英雄人物,挖掘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这一点在当时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行程》中表现尤为明显,作品中古希腊的美丽、现代希腊的苦难和英雄主义都被唤醒,伯里克利和卡纳里斯的故乡被生动呈现,扣人心弦。浪漫主义者的生活方式被带到雅典,EFA年轻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古典致敬。

1870年代后,希腊迎来大发掘时代,EFA在与德国、美国等古典机构的竞争中变得强大而富有特点,但是成立之初的底色却是浪漫主义的。正如著名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泰奥菲勒·霍莫勒(Théophile Homolle)所讲,EFA的存在“归功于两场革命,一场是政治革命,另一场是文学革命;希腊革命和浪漫主义革命”。与希腊革命有关的摩里亚科考让法国人认识到去希腊建立常设研究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古典文明的浪漫主义体验却贯穿于EFA发展的各个阶段,成为学院发展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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