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重男轻女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但近些年，新生儿中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伴随着生育率的下跌，反而势头愈发猛烈。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的恶果，正在四处蔓延。
根据报道，2027年在中国23—27岁的适婚男性和同龄女性的性别比将达到119 的峰值。也就是每100位女性，将对应119位男性。根据数据显示，2年后这个年龄段的男性会比女性多出2250万人。
什么概念？
几乎相当于是快多出了一个澳大利亚，那么这就代表着，很可能每6个中国的年轻男性当中就会有一个找不到对象。
而要知道，这个比例在十几年前，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还只有105，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城市里的男性娶妻难，而农村的情况更严重了，35岁以上还没成家的大龄男性也比比皆是。
为何会男女比例失衡这么严重？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小农私有观念重新回归，“传宗接代、继承私产”的旧传统观念有了死灰复燃的经济基础；劳动人民的养老问题从社会集体保障变回了个体家庭责任，“养儿为防老”的观念又重新变成老百姓的“刚性需求”。由此便造成了生男婴来继承家产、为家庭养老做准备的需求变得非常“旺盛”，所以，顶着罚款压力的二胎三胎“超生”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为了要男孩，由此才造成了二胎、三胎的出生性别失衡尤其突出。而随着医学技术的“滥用”，2000年之后一胎开始出现失衡。
所以，在私有制和养老回归家庭责任的环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即便放开三胎，即便不考虑打工人结不起婚、生不起、养不起的问题，生男婴的社会观念仍旧不会消亡。
尽管人工干预出生性别在我国是被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但随着医疗产业化的推进，公共服务性质的医疗事业变成赚钱的产业，私人诊所、私人医院，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基本是没有太大阻碍的，基本上加点钱做B超都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哪怕是那些基层公立医院，只要悄悄塞红包，他们照样敢顶风作案。
随着政府对非法出生性别鉴定行为打击越来越严厉，近年来又逐渐衍生出了离岸化和地下的非法性别鉴定产业链。
那性别失衡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结婚难和结婚成本的上升。25—39岁未婚男性的比例，2006年的时候还只有13%，而2022年就已经飙升到了30%，2024年中国结婚人数也是断崖式下跌，只有610万对，相比10年前直接腰斩。
其实，这个危机的种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长达40多年的新生儿男女比例的失衡，也就是从80后开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开始逐渐的偏离正常值，并且不断升高，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之后才开始逐渐下降。这一算，不就刚好对应了现在20—40岁的这些人。
那也就意味着，再过15年，直到2040年，这种失衡的情况都不会缓解，更离谱的是，三孩以上性别的数据，从七普可以看出，三孩以上的性别简直是达到了恐怖值，湖北三孩性别比接近180，最不可置信的还是国际化大都市上海，4孩的男女比列离谱到夸张，高达216.67，登顶全国第一。
但需要注意的是，三孩以上的主力军毕竟还是70、80后，所以最近几年我国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还是在慢慢下降往一个正常区间去回落的，虽然说社会长久以来的观念确实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扭转，但并不代表不会改变，那这场持续40年的性别失衡，或许会被新一代人95后、00后的选择而被改写。
可以说，性别比失衡犹如一颗隐藏在社会深处的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虽然不能简单地将犯罪率的上升与性别比失衡划等号，但大量研究表明，当社会中众多单身男性的情感与心理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暴力、犯罪等极端行为的风险便会显著上升。那些在情感上孤独无依、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群体，在失去婚姻希望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一旦情绪的阀门失控，他们便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测的社会动荡。
要化解这一困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长期坚持。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应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入手，为单身男性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支持，缓解他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压力；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要推动社会文化观念的深刻变革，倡导男女平等的价值观，摒弃功利化的择偶观念，让婚姻回归本质，成为建立在爱情、理解与尊重基础上的美好结合。
总之，在这场关乎社会未来的挑战中，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唯有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跨越性别失衡的鸿沟，才能迎来一个更加公平、和谐、幸福的社会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