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是最后的“低效”乌托邦

从18世纪的狄德罗到20世纪的希尔斯，书商们一直在哀叹图书业的衰落。书店的商业模式从未真正盈利，但却以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执着存在着。

《总有好书店》一书指出，书店的魅力在于它的“低效”。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我们终于可以慢下来，可以漫无目的地浏览书架，为一本泛黄的旧书驻足，或为一个精妙的洞见欣喜若狂。这种“低效”不是对时间的浪费，而是对思想的尊重，也正是这种“低效”，让书店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为每个推门而入的陌生人搭建思想的脚手架。

本文摘选自《总有好书店》，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为什么需要书店

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写道：“我们很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书店是一种悬置于‘濒临死亡的旧社会’和‘竭力诞生的新社会’之间的机构。”但愿我们真如希尔斯所述，生活在一个书店能如此明确自身存在的时代中！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书商一直在怀念那个更加文雅的时代，因为过去向严肃的普通读者出售高质量的图书是切实可行的。

然而，我们的怀旧之情很可能就像大多数怀旧之情一样，是凭空虚构的，或者至少是似是而非的。

好书店从没有在商业上有所建树。我们从希尔斯1963年的文章《美国书店》中可以得知，运营好书店的种种困难早已是老生常谈；但这一问题在现代变得愈发严峻。一旦我们无法打造一种新模式去发挥书店的优势，那么这个“竭力诞生的新社会”就很有可能会将书店彻底抛在身后。

希尔斯是一位特别雄辩的社会实践者，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图书销售状况哀叹不已。

1895年，新成立的书商联盟的主席查尔斯·T.迪林厄姆（Charles T. Dillingham）在讲话中提及“零售书商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其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并指出“在大城市以外，他们已经所剩无几”。

早在18世纪，丹尼斯·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就在共同编著的《百科全书》中，于“图书销售”的条目中加入了这样一句怨言：“图书业每况愈下，图书销售不再盈利。”

我们不必再为这个时代的图书销售现状嗟叹了；但我真心认为，在为时已晚之前，明智之举是设想一种图书销售的理想模式，即想象一种书店的美好未来―书店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能实现自身的最高愿景。

1994年，美国大约有7000家独立书店；截至2019年，只剩下了2500家书店；而在这些少数幸存的书店中，专营图书销售的书店数量就更少了。这些事实都不是一种偶然。到了21世纪，读者不再需要在书店里选购图书了。此外，从零售的角度来看，仅靠图书销售的净利润已经难以支撑书店的商业运营。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需要书店呢？假设书店的确不可或缺，我们又该如何打造一种新模式来支持书店实现自身的最高理想呢？

书店真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2019年，市面上有2000多万种的图书可供选择，还不包括当年出版的图书。在写作、出版、销售和阅读的各个环节，每一本书都需要专业人员倾注大量的心血。书籍在特定时间为如此寥寥的读者而著，不同的读者也会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阅读各种类型的书籍。因此，其他行业的高效率在图书行业是不可能实现的。

好书店的蓬勃兴旺从不指望畅销作品——或者希尔斯所说的“长篇大论的政治书籍”和“夸夸其谈、苍白无力的传记”——而是成千上万的单一“产品”（请原谅我的这一措辞，书商同仁们）。

这些“产品”被耐心地放在书架上，等候着命中注定的读者前来翻阅，就连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也丧失了活力。这一点构成了好书店的非凡之处，或许更是独特之处。

1891年，艺术评论家和“扶手椅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罗斯金在《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中提出了“一时之书”（books of the hour）与“永世之书”（books of all time）两个概念，当然，他指出两者只有种类上的区别，并无质量上的差异，因为一时之书和永世之书皆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如果我们相信传统观念，那么一时之书便是参与文化对话的必读书，而永世之书则是每个人都应该读过的书。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图书业和广大读者的一大优势。

当然，这两类书籍都拥有足够多的读者，以至于看起来每个人都在读——或者已经读过了；但作为书商的我们都知道，传统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对图书销售工作的影响微乎其微。书店是多元思想的避风港。

在好书店的藏书之中，有一个月前出版的，有一年前出版的，有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甚至还有几千年前出版的。

有品味的书商会提供各个年代的精选图书。要做到这一点，图书销售人员不仅需要熟知历代文学作品和某位作家一生的文学作品，还要了解每季数千本不同类型的新出版物。其中只有极少数图书有机会被摆上书架。鉴别力是优秀书商的重要品质；过滤、挑选、布置和热情是他们的工作内容。

书店的商业模式显然是难以维持自身运营的。没有零售商会选择发展书店的业务，因为他们的商业逻辑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新闻工作者H. L. 门肯早在1930年的文章《瞧，可怜的书商》中就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神奇的是，书商竟然生存下来了。这就好比有一家服装店，店主不仅需要订购各式各样的新潮服饰，还必须备有自1750年以来流行的各种衬衫、领子、袜子、领带和内衣。

九十多年过去了，即使书和作者改变了，书商的难题仍然没有答案。

如果书店里没有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或埃莱娜·费兰特的最新作品，读者很可能会认为书店的库存不足；而有一些对现代作品兴趣不大的读者很可能会因为找不到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或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二十五年前的作品而失望离去。

当同一位书商面对这两类不同的阅读人群时，必须清楚科茨和费兰特的哪些书应该继续留在书架上，哪些书在十年后应该主动下架。

在这一点上，与门肯同一时期的小说家兼书店爱好者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深知书商所面临的挑战。他这样写道：“书商必须集酒吧和酒窖的功能于一身，随时根据读者的要求，不仅能调制时下流行的鸡尾酒，还能提供最稀有的陈年佳酿。能同时领悟这两个优点的书商是多么稀缺啊！”

对于大多数书商而言，图书销售业务显然是次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寻找其他途径来创造利润，以便能够继续销售那些最初吸引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图书。大多数书商也衷心地希望，能在任何一家好书店的书架上看见诸如科茨、费兰特、胡克斯和哈德威克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时代，书店已经开始销售从袜子到咖啡等各种商品，就像希尔斯时代的书商开始“贩卖拭笔具、吸墨纸、写作本、贺卡和黑胶唱片”一样。我们当然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盈利。

自1994年以来，我一直是一名书商，经营书店贯串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被书籍深深吸引，不骄不悔地通过贩卖笔记本、咖啡、贺卡和其他副业来增补藏书。我相信，这样做是维持一家体面书店的合理妥协（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坚持认为一些好书店在繁荣的社区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然而，书店的最高愿景仍然没有实现。

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商业化的图书销售商亚马逊也不例外。事实上，图书销售的工作完全被规避了。21世纪的图书销售模式就像一家“百货商店”，完全摒弃了过滤、挑选、布置和热情。

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1997年的“专业图书馆会议”（Special Libraries 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时解释，他之所以选择图书作为公司销售的首要产品，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图书类别中的产品比其他所有类别中的产品多得多”。

此外，图书相对统一的尺寸也更易于包装和运输。就这样，贝索斯将图书销售变成一门亏本的生意（以亏损的价格销售图书，来吸引顾客购买利润率更高的产品，从而创造高盈利的交易）。

考虑到职业的书商长期以来更加看重的是文化工作，而不是付出巨大辛劳后的微薄利润，贝索斯的这一做法就显得格外令人深恶痛绝。书商需要靠卖袜子来贴补图书的收益；而贝索斯选择降低图书的价格，只是为了让本就盈利的商品（比如袜子）带来更多的利润。

不过，为了不再继续沉溺于悲叹之中，不妨让我们设想一种不同类型的书店。

建立在书籍之上的宗教

1961年，也就是希尔斯出版《美国书店》的两年前，芝加哥神学院的五名学生成立了一家消费合作社，其初衷是：

主要向神学院和其他位于芝加哥大学校园内及其附近的学术机构的学生、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提供……神学研究所需的书籍、刊物和用品，并为这些人员、神学院和机构建立其专业和学术图书馆。

合作社章程的第二条全文如下：“本社团的全称是神学院合作社书店股份有限公司。”

希尔斯于1961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员，同时也在社会学系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任职。也许，神学院合作社的早期书商读过希尔斯的文章。1969年，合作社的总经理约翰·莫德席德勒聘请了杰克·塞拉（Jack Cella）；塞拉于1973年担任了合作社的领导人，任期达四十年之久。

希尔斯一定向海德公园的七家书店老板（包括塞拉在内）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在诸多事情上享有声望，而怯于表述智识问题上的见解绝不符合他的个性。即便书店老板没有读过希尔斯的文章，他们也可能亲耳听过他在书店里表达他的憎恶。1978年，希尔斯成了合作社的第8704号成员。

一般来说，图书销售是一门不太可行，甚至不太明智的生意，因此经营一家严肃的书店无疑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商业尝试。“如果一个人能够赚取一两万美元，”希尔斯问道，“那他何必要把这笔钱投资在销售严肃图书的书店上呢？如果他有理性的经济头脑，那他最好去开一家美容院、汉堡店、烧烤店，或者直接把钱投到股市中。”

希尔斯在这句话中采用了反问的修辞―他本人自然知道问题的答案。塞拉和莫德席德勒也知晓答案。如果一个理智之人的目标是过上有目的和有意义的生活，那么严肃的书籍便是人类经过审视后的生活精华。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塞拉和他身边的一大批书商共同建立了堪称美国最好的严肃书店。他们忽视了当初建立书店时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殊目标，即将其扩建为一个庞大的机构。

优秀的书店能反映社区的形象；优异的书店更能塑造社区的环境。在最初的几年里，神学院合作社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可圈可点。

2013年，塞拉宣布退休。作为合作社长期成员的哲学家乔纳森·李尔对继任者有所担忧，他不禁想知道：“到底上哪儿发布招聘广告，才能寻找一个（或多个）愿意献身于一家书店的灵魂？”

有时候，一个现象的存在——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抑或是一件艺术品——本身就值得敬畏，其价值更是毋庸置疑。

1994年，当我第一次踏上那段通往旧合作社的危险楼梯时，这家书店正处于鼎盛时期。我就像在我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样，被神学院合作社的存在所深深折服。

这家书店实现了一种谦逊但宏大的愿景：可供选择的海量书籍摆放在书架上，营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浏览体验；没有小摆设、拭笔具和留声机唱片，只有偶尔一两本翻开的或泛白的书卷。

所有的藏书构建了一个整体的环境；读者们沉浸在由书脊构成的景观中，改变了自身的空间感、时间感、丰富感、价值感和社区感。一个迷茫不安的年轻人想在这个茫茫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一条路，他只知道书的存在对自己至关重要，而合作社书店似乎是他梦寐以求的最接近精神家园之地。

事实上，这是一门建立在书籍之上的宗教，而那时的我正试图离开它。但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地知道：无论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书籍仍然会继续存在。

我在布鲁克林及其周边的一个东正教犹太社区长大。我童年时在弗拉特布什、博罗公园（Boro Park）、新泽西州和伊丽莎白市的房间里都堆满了书；大部头的书籍遍布我儿时的家、犹太学校、会堂和亲戚朋友的房屋。

从1957年到2012年，我的祖父母租住在博罗公园16大道和53街拐角处的一套二层公寓里。我祖父的“图书馆”——或者更确切地说，摆满了书的客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书柜里的书排得满满当当，华丽整齐的书脊彰显出一股清晰的庄重之感。这些书装饰了整个客厅，但并不只是装饰品。书架里总会有几处每周都在移动位置的空缺，不断轮换的精选书籍时常会摆放在祖父的书桌和书架上。

这些书都被翻阅过——毕竟，书是供人阅读的——而且深受推崇和喜爱。虔诚的犹太人习惯在合上书后亲吻封面，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一习惯。英国文学家利·亨特（Leigh Hunt）在谈到对书的热情时写道，他喜欢把头抵在书上。尊重传统的犹太人则可能会这样说：“当我说到与书接触时，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接触。”

在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是“读书小组”（chevrusas），指的是一种在小组中读书的方式，其词根有“好友”之意。我的祖父也有自己的读书小组；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会加入其中，只是为了在一旁观察。

那时，我常常去街对面的犹太教会堂地下室，坐在那张朴素的长凳上。我抬起头，勉强才能望到桌面，观察着身边魁梧的读者们：他们捧着大部头的阿拉米语书，时而质疑，时而思考，时而争论，时而为自己在书中的新发现而欣喜若狂。

我的祖父并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位店主。他在新乌得勒支大道开了一家“查塔姆服装店”，向三州地区（即美国的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交界处的地区。——译注）的哈雷迪犹太人（一种守旧派别的犹太教徒，他们严格遵守传统的宗教规定和仪式。——译注）出售犹太服装。他每天在店里工作很长时间，之后，会和家人共进晚餐，然后过马路去和读书小组的成员一同学习。

这项被称为“学习”的活动在社区中很是平常，因为人们只有一个学习目标——《塔纳赫》及其诸多注解，尤其是《塔木德》，因此无须指定学习的目的。无论年龄的大小，学习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习之所以特殊，恰恰是因为它是一项日常的脑力活动。此外，人们认识到，学习虽然的确能带来智慧和快乐，但其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在那个社区中，对一个人的最高赞美就是说他很有学识，或者说他是一个智慧的学者、一个聪明的学生。

我在十几岁后，进入世俗世界。但我很快就发现，一些关于书籍和教育的习俗与我的观念格格不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努力成为一个受教育的人，而不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谋生而学习，而不是为了不断学习而学习？难道学习不是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所必需的活动吗？说到底，倘若不营造学习的社区，不加深对学习的理解，不在晚饭后去读书小组学习，谋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芝加哥诗人内特·马歇尔（Nate Marshall）曾在合作社的一次活动中说道：“一位诗人或一首诗歌能赠予你最大的礼物，就是许可。”事实证明，一家书店亦能如此。

这正是人们第一次进入合作社所确立的：跳脱出学习机构（无论是大学还是犹太学校）和目的论范式，并自由挑选书籍的许可。

我还记得第一次下楼走进合作社时的惊叹。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对第一次踏入牛津的图书馆的回忆：

老图书馆真是个值得一待的好地方！所有作家仿佛都将自己的作品赠予了伯德雷恩图书馆的职员，他们的灵魂也在此休憩。我有一种置身集体宿舍的感觉。我不想触碰，不愿亵渎那些书页，它们就像是作家们的寿衣。我走在书架之间，仿佛正在吸入学问的气息；那些旧书皮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带有被蛀虫侵蚀过的记忆，如同幸福果园中智慧树初开花朵时的芬芳。

在祖父的熏陶下，我知道书不是装饰品，也知道书中蕴藏着等待我去发掘的宝藏，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勇敢地面对无法摆脱的影子。

我在犹太学校和私立学校间穿梭，构筑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因此像神学院合作社这样的书店存在的理由，对我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人们不仅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增长学识，还可以养成学习的日常习惯，从而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

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对“知识和学习所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思考，在《塔木德》中并不鲜见。他以一位拉比教父的敏锐笔触写道：

在其他各式各样的快乐之中，我们都能获得满足；但这些快乐总是转瞬即逝。由此可见，它们只是虚假的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令人愉悦的是新奇性，而非品质。因此，我们看到骄奢淫逸的人变成了修道士，雄心勃勃的贵族郁郁寡欢。但是就知识而言，人们永远不会饱足，因为对于知识的满足和渴望可以一直相互交替。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始终教导着我，不仅要重视持久的事物，也不能忽略富有意义的瞬息。

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曾在书中指出：“星星和开花的果树：绝对的持久与极端的脆弱，带给人一种永恒之感。”

我的传统提醒着自己去寻求真正的快乐，而非虚假的快乐；去寻求一种经久不衰的快乐，一种欲望满足后的持久乐趣，以及对深入追问意义、知识和爱的兴致。

低效的智慧

2014年，我响应了乔纳森·李尔的招聘广告，接替塞拉，成了神学院合作社的掌舵人。

从那时起，全国十多位最优秀的专业书商与我一同参与了这项事业。我们这群“献身于一家书店的灵魂”很快就认识到，对于那些因为距离或其他原因而尚未踏足合作社书店的人，要向他们描述浏览这个神圣空间的体验是多么困难，更不用说讲清楚书店的价值了。

我在神学院合作社书店里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里，我辗转于全国各大严肃书店。根据17世纪伟大的忧郁症学家罗伯特·伯顿的说法，莱顿图书馆馆长海因修斯“整年都被困在里面”；但海因修斯本人则对那些“不知道这种幸福”的人深表同情。他就是我的同类，我对这种同情感同身受。

我一进入图书馆，就闩上门，一道将欲望、野心、贪婪和所有这些由懒散滋生的恶习都拒之门外。懒散是无知之母，忧郁本身也是如此。在永恒的怀抱中，我怀着崇高的精神和甜蜜的满足，在众多神圣的灵魂之间就座。

我由衷地为这一体验感慨万千。这种愉悦的满足感并非出自新奇性，而是出自品质，吸引着我们在不久后重新再来。书商都是专业的爱好者。作为一个有着二十五年图书销售经验的人，我希望这精心打磨的销售技巧能够帮助我将这份分享书籍的热情转移到书店本身，鼓励你们和我一起阐明21世纪对书店的需求。

我希望获得赞美的不仅是书店，还有图书销售这一行业。查尔斯·迪林厄姆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图书销售经常被归类为一种次要选择的职业。”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目前的状况。

希尔斯表示“成为书商与成为优秀读者之间并不存在高度相关的关系”，但这句话表明他对书商所擅长的阅读类型一无所知。

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认识到，书商需要成为一位“超验的读者，为读者阅读创造可能性的条件”。南希是这么说的：

书商的顾客是正在阅读的读者，同时也是所购之书的读者。书商既拥有书，又拥有阅读的能力；既拥有读者，又拥有出版商的资源。他们的阅读不仅仅包括解读每本书的全部页面，更需要对书籍进行筛选和精选，或从书中摘取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商”的称谓并不能完全涵盖这一职业的全部内涵……不如直说吧，书商是传递书的人。

对书店直截了当的辩护不再具有说服力。我们不再需要在书店里买书，甚至严肃图书也未能幸免。事实上，在21世纪，书店很可能被视为一种低效和不便的购书场所，而我们已然成了追求效率与方便的生物。

然而，追求效率不仅是一种前后矛盾的理想，也是一种值得质疑的美德。事实上，有一些低效之事却是智慧之举，许多艺术家和家长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书商和他们所服务的读者欣然拥抱了书店的低效之处。他们明白这些低效之处绝不是对时间的挥霍，而是创建一家好书店至关重要的因素。

是时候不再为优秀图书销售中所固有的低效率而道歉了。书店赖以生存的传统的零售模式是不够的。书商的工作是努力建构一个有助于培养更博学、更理解他人、更充实的民众的空间，但他们所做的贡献遭到了严重的低估和忽视。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和纠正这一现状。

如果我们不再需要在书店里买书，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书店呢？在21世纪，一家好书店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

无论我们给出何种答案，都必须从书的存在和浏览这些书的冲动开始；支持书店存在的最佳理由就是书店自身。书店是由书商精心打造的，塞拉和我们的先驱亲手打造了一个个不可思议的地带。书店的纯粹存在为书友社区提供了远远超过经济价值的回报。

跟着我一起浏览书店吧。尽管我以神学院合作社为主所描述的体验在各家好书店里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会以书店本身的存在来证明希尔斯的那句话：一家好书店是“鲜活智慧的栖息地，是与世界接轨的必要一环”。

我们将在一排排书架间漫游，从中抽出一本书，思考若干个观点，为一个精妙的洞见而欣喜若狂，然后稍做白日梦，希望能把问题界定清楚，这样就能缩小思考解决方法的范畴。正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说：“我和我的同伴从不以论证、比喻和押韵来说服人；我们以自身的存在而说服他人。”书籍和书店可能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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