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有六小龙
自然也有优秀的官场风气
杭州滨江区官员那句「无事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响彻祖国大江南北，以致遥远的湖南将前几日新出的《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核心解读为「无事不扰无处不在」，几乎异曲同工。
我查了一下，其实去年就有四川、苏北等地推出了「无事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等「四到服务」，比杭州还多一到！
可口号易，做事难。就像昨天我发了《》一文，一位江苏朋友问那地方财政怎么办，我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扩大对外开放，新上大项目、扩大消费。同时，大力发展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瞄准国际科研前沿，发展新质生产力」。
朋友一看笑断了气，我还一脸懵逼。
我说错什么了吗？没有啊。可朋友为什么还要笑呢？
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个回答不能解答杭州为什么有六小龙的问题，只能让山东朋友背下来考公。
言归正传，既得利益者最怕什么？颠覆！
创新最怕什么？压制。
天下没有主动创新的政府，因为科层制的官府维护的是既定秩序，而非破坏秩序，这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全球都一样。
惟一能让经济活起来不被官府搞死的方法，是划出清晰的界限，让官府不要再来「指导」企业了，这也是我们40年前改开以来政企分开、经济腾飞的原因。
但从官员的角度，为了让一切可控，当然要到处检查—— 不让他们指导，那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杭州－浙江经济成功背后，官员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举三位熟悉官员的例子。
一位出身计划部门，按理说，这是个计划经济的堡垒，但这位官员是彻底的市场派，不但在位时放手发展民营企业，退休后更是担任了学术职务，承担了大量政策研究。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 公开呼吁为马云平反、反击远洋捕捞的浙江官员中，就有他。
有段时间，因为议论尺度问题，他不大提以前的行政职务，但这并不改他是各种咨询座上宾的「江湖地位」。不提以前，只是不给原单位带来压力而已。
这样的官员，其他省有几位？
第二位出身更为尊贵，一退下来直接进入了一家研究机构，组织一些退休官员研究民营经济。这家机构费用不足，大家都过得苦哈哈的，但一群人在做一件自认为有价值的工作，成就感很足。
这两位退下来之后，完全离开官场，投身学术研究，这与国外一些官员的路径是不是很相似？
第三位则是2008年经济危机时认识的。他当时担任一个副省级城市的发改（以前的计委）主任，公开反对4万亿救市。
他的理由是，当市场供大于需时，不去解决需求问题，而是加大生产，这是想破脑袋也无法理解的逻辑。想来想去，惟一的可能是向全球倾销，这倒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时间长了，国内失衡会深化为全球失衡，这会导致严重的贸易摩擦，到时候更难解决。
至于国内需求不足，这是由于税收挤占了太多利润，压缩了居民收入空间。再加上社会保障不足，哪怕他这样的厅级干部，有钱也不敢花——万一七八大姑八大婆生个病失了业要不要接济？
事实上，他的两个担心，现在都应验了，甚至变得不可收拾！
至于他本人，虽然持有这样的观点，后来 还升职了，可见浙江官场的开明程度。
就连「骗补」这种事，官员也都选择了容忍，而非去堵漏洞。
在某种程度上，浙江官员没那么「听话」，这才有了企业的创新空间。
比如外界对浙江官员 「一家两制」的批评，在现行制度下有不合规的地方，但一家两制并非全然坏事——官员对市场和企业家有非常切身的感受，进而抱有善意——梁文峰这种搞量化基金出身的，放在其他省没关进去都算好的，而在杭州就被放一马。
我在一个地方挂职时，终于深切体会了民企之难，当上面来视察的领导对民间资本各种看不惯时，我也参与解释了几句。而在之前，我跟领导的观点是差不多的。
事实上，在正常国家，只要制度得宜，根本用不着这不行那不行。特朗普是个破产的开发商，马斯克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技术狂人，也没影响他们在政坛的发挥。
只有在照不到光的地方，因为看不见，才怕这怕那防这防那。
也因为没山东官员那么「听话」，在前些年大干快上光伏和新能源汽车时，浙江光伏产业产值居全国第三、新能源汽车排名第五——在经济大省中几乎排名老末。
但去年以来政策支持和补贴的大潮退去，浙江受损最少。
这就是浙江。
坚持常识， 就是这么难。
但坚持常识，就是种善因、结善果。
只是，在我们这，坚持常识，在一些领导眼里，可能就是「不听话」。
创新即颠覆，这在官场、商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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