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对日常的偏离
——读北乔诗集《临潭的潭》
北塔
诗歌是对日常的疏离，诗歌思维是对逻辑思维的背叛，诗歌语言是对平常语言的解构与重构。北乔本是富有经验的小说家、散文家和优秀的评论家。生活和工作的一次重大变迁，赋予了他追求独异的诗歌思维。
北乔人到中年，事业有成。他本来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习惯和写作惯性去按部就班地发展，顺势而为，我相信他也会有很大的文学成就。但机缘巧合，组织安排他从北京到甘肃去挂职，从东到西，从城到乡，从熟悉到陌生，不仅仅是生活经验的重塑，而且是思维的变异和语言的陌生化；这使他朴素转身，摇身一变而为诗人。
本人青少年时代，也曾从东南到西北去学游（非游学，以学为主），后来，在总结这段大西北经历时，我喜欢概括说，那是一个追求“反我”的过程。从“我”到“反我”，这是诗歌产生的关键机制。西北人到我们江南去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反”作用。但其程度似乎不如江南人去西北；因为中国的文明走势正如绝大多数江河的流向，都是由西北向着东南，这个是自然的、从众的、不稀奇的。从东南到西北，则截然不同，那是反着文明的发展方向而游走，也是逆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方向而行走。这样的走动对于自我的压力甚至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常说，是大西北，而不是江南，是诗歌的富矿。
我惊异于北乔在如此戏剧性的人生变化之下，所保持的平静和淡然。对于沉稳老练如北乔的中年人来说，这样的变故并没有引起他情绪的波动。在他写于西北的诸多作品中，我甚至几乎读不到他对情绪波动的控制。犹如老僧之坐禅，他的心态超稳，超然。我想，这种变与定之间的动态平衡，正是诗歌写作的最佳状态。的确，他的有些佳作，禅意甚浓。
当然，这种平静心态也来自高原的高远，这种高远让他得到了俯瞰人生和世事的视角，很多鸡零狗碎、婆婆妈妈，在天文望远镜照射之下，几乎等于无，何必挂碍于心？也就不会纷扰诗人的感受机制。
还有，乡镇生活的朴素、简单与安宁，也使他摈弃了大都市的交错、嘈杂与纷乱。虽然每天也会忙于政务，但他似乎很享受那种与城市背反的氛围。从心灵意义上说，他成了半个“隐士”。在很多诗歌文本中，他采取的完全是道家的姿态，对日常生活采取了最大程度的疏离。我们听到的是他与神、与心的无声的对话，哪怕写他与人与物的关系，也往往自然而然地置于大自然的无限之中。他放逐了自己，从而放任了万物，也因此，彼此没有任何的牵累。
我羡慕他这种亦儒亦道、能入能出的人生情形。不过，我注意到，诗集中，也有情绪波动的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是写父母的那些作品，他用了激情和真情，非常动人。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具有极为相似的时代特征和性格特征，因此，捧读这些哀痛、忏悔之作，让我几度几乎不能自已。
诗集中，前面大部分作品尽管也有奔放的想象和大胆的破格，但还是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小说家、散文家在向诗人过渡，理性、逻辑、法度、层次感等小说、散文所要求的规范还是在牵绊着他的笔。有的甚至是散文的分行。
毋庸讳言，我更欣赏诗集后面的作品（以《事件：停电为界》），具有更强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意味。比如《修行》，写得很洒脱，跳跃性强，还有幽默和反讽，也更紧致、凝练、结实。
我想引用并“过度阐释”他的几行诗来结束这篇短评：
熟睡的人翻个了身
一切已蓄满能量
但不知道
闪电与彩虹，谁先到来
——《活在十二时辰里·丑时》
两年的大西北经历，对于作家北乔来说，是“熟睡的人翻个了身”，他去修身养性，对于热闹的北京文学圈来说，他似乎熟睡了。但他自己是醒着的，比原先更清醒，或者说从原来有点麻木了的习以为常的思维状态中猛然醒（转）了过来。那段异域生涯使他由散文家变成诗人。我不知道，该把彩虹变成散文，还是该把诗歌比成闪电。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他本来就是一个诗人。只不过，那个身份意识一直沉睡着、隐居着；只不过，他以前一直在用小说和散文表达而已。所以，从潜在气质的角度来说，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先是诗人还是小说家、散文家。其实，这样的先后论无关紧要。他的外放生涯已经结束。我猜度，今后，在北乔的笔端，闪电与彩虹，将联袂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