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洛阳市老城街道更名的空间政治与传统文化元素演变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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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变迁表征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和空间政治，也是地方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凝结过程。基于此，文章以近代以来洛阳市老城街道地名演变为例，从批判地名学视角探讨地名变迁的空间政治与地方文化互动过程，揭示地名变迁过程中空间政治与社会文化演进的深层次机理。研究发现：近代以来洛阳市老城街道呈现出更名的街道空间逐步扩大、政权更迭时期更名较为频繁、政权稳定性与更名类型紧密相关、经济活动与意愿祈福类更名沿用更久等变化规律；政权更替及统治阶级新的执政理念是地名变更的关键因素，但地名变迁最终仍取决于统治阶级与普通大众在更名过程中形成政治契合和文化共识。受政权更迭与政治斗争、市场经济与商业资本驱使的作用，地名景观在变迁过程中呈现出传统文化元素遗失的“文化瘦身”趋势。

关键词：街道更名；批判地名学；洛阳市

一

引言

作为一种人类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无疑蕴含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信息，也表征着地区独特的地理信息和文化基因，因此地名长期扮演着映射地方自然或社会历史变迁的镜子角色。然而，地名在描述地方自然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同时，也镶嵌着人类在地理命名及使用过程中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烙印。地名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是一系列可以透视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演化过程的符号系统。因此，地名被认为是代表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心理特征及政治意图的社会文化符号，是当权者在塑造社会秩序及政治意图过程中所建构出特殊的符号系统，目的是向“他者”传达“我者”的符号内涵。

受后现代结构批判主义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对地名学的传统范式进行了批判转向，产生了批判地名学。地名的批判主义研究强调地名能动地参与地方创造的实践，主张在权力、认同和资本的框架下，透视地名变迁的文化政治要素等深层次动因。在西方语境下，批判转向下的地名变迁研究主要探讨在资本、权力及符号认同框架下，不同社会群体围绕地名权力展开的博弈过程，可划分为政治维度、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和管理维度四个方面。其中，政治维度关注地名命名及更名过程中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施加的压迫与排斥，反对以情感和认同诉求为动机的反抗和抵制；经济维度则围绕地名商品化过程中地名开发利用的成本、效益及不同社会群体围绕经济权益的斗争过程展开；社会维度则关注地名变迁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反馈力量，这不仅仅表现为地方命名实践中地方认同的重构过程，也表现为当地居民对地名变迁过程中的响应和日常实践；管理维度主张通过科学民主的管理方式调和不同社会群体在地名变迁斗争中的冲突矛盾。2010年，Rose-Redwood等在《地名书写地理学：批判地名研究的新方向》一文，从地名与地方认同、地名商品化与社会公平、地名在日常空间建构中的意义等方面指出批判地名学研究重点，引领西方地名学研究新方向。

中国地名学研究起步早，历经古代地名沿革研究、近代地名学初创、现代地名学兴起与发展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于地名的记录、地名渊源的解释、地名沿革的研究，以及地名命名的规范化探讨。第二阶段着重于地名标准、地名的文化内涵及地名文化考证、地名翻译等。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出现地名商品化、政区更名、地名与文化认同等地名变迁的批判转向研究，且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该领域研究更加注重改革开发以来地方政府、资本力量和地方文化在地名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纪小美以福州为例，认为近代以来我国城市命名体现出去阶层意识形态、求雅求美与商品化的演变规律。朱竑基于广州荔湾区案例，认为城市地名尺度微观、变化快，受时代发展影响大，是当政者表达不同政治立场、标榜价值观的重要方式。陈晨、程林从宏观尺度、长时间跨度视角，揭示关中平原历史地名演变的深层规律，表征着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政治权力空间斗争的基本格局。以上研究均表明，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批判地名学研究成为深层次阐释市场经济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地名变迁动因的有效路径。

城市街道地名易受时代变迁进程中政治力量的影响，城市街道地名变化是一个灵敏的城市变化指标，积极地响应和记录着城市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角逐的竞技场，是批判地名学政治维度研究的主要视角。在国内，批判地名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注重沿海城市在中西方交流过程中全球化和市场化对地名文化的重塑，地名的变迁诚然昭示着不同社会群里的利益博弈和空间政治变化，但同样也是地方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凝结。因此，以批判地名学视角探讨地名变迁过程中空间政治与地方文化的互动过程，以及其空间政治与社会变迁表征，以示地名变迁过程的空间政治变迁及其深层次机理。

二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厚重老城》以及《老城区志》中洛阳市老城区的街道名称共159条，其中经历史演变的共46条。主要研究方法：（1）查阅洛阳市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料馆相关文献，梳理出近代洛阳市老城区街道名称的出现时间、命名原因及其相关的历史背景，并根据其演变的历史背景，分为四个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2）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下载洛阳市老城区的行政区划以及路网的矢量数据，基于ArcGIS技术平台，绘制研究区不同时期的街道变化的矢量图，统计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可视化展示（图1）。（3）结合不同时期政治、文化及历史事件，对矢量图进行空间分析，从而揭示洛阳市老城区街道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地名变化的空间政治规律。

（二）洛阳市老城的历史变迁

洛阳市是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历史古都，自古就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的美誉。洛阳市老城区历史悠久，始建于金朝正大元年（1224年），至1948年洛阳解放前，城区基本保留了公元1217年金在洛阳设“金昌府”时的建筑格局。据《老城区志》记载，洛阳市老城内街道以东西、南北大街为主干道，素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说，在中国城市建设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20年吴佩孚进驻洛阳市，并于1923年迁河南省公署至此，改洛阳市为河南省会。1927年冯玉祥进驻洛阳市，设行政公署于老城内的福王府。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临时驻跸洛阳市老城区，定为行都，历时近1年。1948年4月洛阳市解放，洛阳市政府驻地老城区民主街。目前的老城区辖9个街道办事处，总面积56.7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25.21万人。随着旧城区的改造，新城区不断开发扩张，老城区的行政中心将由旧城区的环城西路迁至新城区的状元红路，道路和居民的数量以及地名出现不断的变化。

三

不同时期洛阳市城区街道更名

的时空特征及变化规律

（一）城区街道地名变化的时空特征

一是北洋政府时期。这个时期，洛阳市老城更名街道主要集中在城区的西北上城区，这里是城市政治核心区，更易实施改革措施；同时更名街道临近主要的交通线，利于彰显管辖城市的教化作用。究其原因，冯玉祥主政河南，设办公地于洛阳市老城区。冯玉祥受孙中山先生思想影响大，视孙中山为偶像，接受其进步思想，在河南推行改革，城区广植树木、修筑道路、开办新式学校，破除封建迷信。冯玉祥的办公驻地周边街道，更名为表征进步思想的名称，甚至直接采用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政治术语作为地名，借以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如平等街、民族街、民权街、民生街、文明街、幸福街、公园巷等。其中，公园巷正对河南府城隍庙，曾名为城隍庙胡同。1927年，冯玉祥驻洛后，将城隍庙改为中山公园，并把这条街更名为公园巷。另如幸福街，原以三府衙门命名，又名“三府街”，是洛阳市的政治、文化中心。1928年，冯玉祥取其吉言嘉语，定名为幸福东街，后改为幸福街。

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个时期，洛阳市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底蕴，通有铁路，建有机场，市容也大有改观。在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曾于1932年移驻洛阳市办公，定位行都。南京国民政府进入洛阳市后，设办公地点于青年宫一带，该区域是政治核心区，也是该时期更名街道集中分布区域。该区域执行新法效率更高、更方便，且该区域街道距离城门安喜门较近，是主要的街道。如人民街，此街在清乾隆年间因位于洛阳县城以东，称县东街。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移迁洛阳市，驻扎政府十区专员，遂改名为专属东街。此时正值抗战时期，民心思定，街道更名大多带有平安和平之意的名称，如治安南街等。

三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洛阳市有名称变化的街道布局分散，位于城墙四周，城区内更名街道临近长夏门、建春门。街道名称变化与其他时期有显著差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行使城市管理功能的洛阳专署、洛阳市政府驻地，先在兴隆街、民主街，后逐步移迁至西工区，城市政治核心区呈现较大偏移；另一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思想及人民民主进步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广为传播，并日渐深入人心，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街道名称变更突出社会主义特征。如为了体现人民政府的执政理念，将专署前街（县前街）、专署东街分别改为民主街、人民街。党部街曾因国民党洛阳县党部设此而得名，本时期更名为文化街并沿用至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太平街，因新中国成立后洛阳地区法院进驻，更名为法院街，后又于1951年取和平安定之意，更名为和平巷。此时期街道更名大多反映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四是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于1980年和2014年启动了两轮全国地名普查工作，逐步加强和改善地名管理工作，提高地名标准化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对洛阳市城区街道名称更迭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更名街道空间分布广泛且零散。改革开放后因经济发展需要，洛阳市城区进行了新的规划，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一半以上更名街道分布在新城区。其次，街道更名规范性提高。随着地名普查中的分区分类及地名代码等技术规范应用，地名精度、地物与地名统一度均大幅改善。如育才街旧时为西北运动场，新中国成立后逐形成街道，但无明确地名。1981年地名普查时，因街侧有两所中学，多为学生通行，故命名为育才街。再次，城市商业资本影响城市街道更名。如金业路，由原柴市街、西门口、西环巷等旧路合并更名而成，其中柴市街系旧时柴禾交易市场，西门口正对西大街在城墙以外，西环巷为环城墙西侧得名。2002年三路合并重修，因金业家具城出资赞助而冠名金业路。

（二）城市街道地名演变时空规律

一是分布空间：更名的街道空间逐步扩大。在空间上，新中国成立前，洛阳市城区更名的街道主要围绕城市行政驻地周边分布，与政治中心及城区主干道紧密相连，空间范围较小。如民主街，明朝初年叫迎恩巷，民国时专员公署与洛阳县政府在一起办公，易名为专署前街，1948年洛阳市解放，洛阳市人民政府设于此，此街遂更名民主街。新中国成立后，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更名的街道空间上越过城墙，呈散布趋势。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扩张及商业资本介入街道冠名，更名街道分布更加分散，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地名就是象征权力的符号，接近城市政治核心区的地方，更容易随着政权的更迭而被更改，以展示或行使行政管辖权，这与批判地名学对地名景观的政治维度界定是一致的。伴随着社会主义进入稳步发展时期，洛阳市中心城区迁移到西工区，地名更名多因地名规范要求等原因，地名变化的数量逐渐减少，但分布范围变广，在空间上呈递增变化。

二是变化频度：政权更迭时期更名较频繁。政权更迭意味着改朝换代，执政理念与目标发生明显变化。批判地名学认为新政权在争取统治合法化过程中，通常会将武力统治转变为符号统治，其中变更地名常常作为抹去旧政权遗迹和传播新政治理念的手段，进而实现社会操控。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新中国成立于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分别逐步转型为资产阶级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新政权的成立、新的执政理念，带来了城市街道的集中更名。在本研究期间内，北洋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洛阳市城区街道更名最多，分布占比更名街道总规模的35%和27%，远超街道更名规模平均值。如在北洋政府时期，冯玉祥受孙中山先生民主进步思想影响，更新执政理念，推行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投射在地名上，政治核心区街道更新为平等街、文明街、民生街、康乐巷等，这与批判地名学中符号统治理论是一致的。

三是更名类型：政权稳定性与更名类型紧密相关。借鉴现有研究，结合洛阳市老城区街道更名实际，地名可以分为意愿祈福类、政治军事类、经济活动类、民主思想类、人物类等主要类型。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性符号，地名命名和更换总体上体现了政治权力斗争的基本格局，所展现的是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施加的规范。上述特征在政权更迭期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政权不稳定时期最为突出，地名命名和更名显著地体现为政治军事类最为集中。同时为了政德教化和美好意愿，意愿祈福类地名也占比较高。如冯玉祥进驻洛阳市后，用孙中山的治国执政思想理念为街道更名，如平等街、民生街；同时期战火不断，人们向往和平，建安街、幸福街等地名体现人们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稳定，先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街道更名多体现为民主思想类和经济活动类。此时民主思想类代表人民政权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且深入人心，如将专署前街、专署东街改为民主街、人民街。经济活动类不仅表明人民政府关注民生，而且是国家政权稳定、百废俱兴的体现，如旧府下坡，因水果摊贩云集于此，演变为仙果市街。

四是更迭沿用：经济活动与意愿祈福类名称沿用更久。地名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性符号，政权更替和当政者执政理念变化决定着城市地名的变更。在时代变迁和政权更迭中，许多街道命名被赋予政治权力斗争的色彩，街道更名过程体现为权力角逐，更改的地名在空间上大都围绕不同时期的政治核心，类型上以政治军事类、民主思想类、人物类为主。随着政权更迭，新的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彰显执政理念和统治功能，与政治核心在空间上接近的街道名称更易被更改。与此对应，经济活动类、意愿祈福类地名是出于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目标的塑造，街道命名与经济活动、生活愿望等百姓日常行为紧密相关，通常不会伴随社会政权的变化发生更名现象。如集市街，旧时为集市贸易之地，群众称之为老集，民国十六年（1928年）定名为集市街，沿用至今。再如，幸福街、建安街等表达美好意愿的街道，从历史上命名后至今没有再更改。因此，政治军事类、民主思想类、人物类等街道名称易随着政权的更迭被更改，而与百姓生活及发展愿望紧密相关的经济活动类、意愿祈福类街道名称更容易得以沿用。

四

讨论与结论

（一）讨论

首先，地名演变的城市空间政治。政权的更替和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决定着地名的变更。批判地名学中政治维度强调在新政党争取统治合法化过程中，通常会将武力统治转变为符号统治，其中变更地名常常作为抹去旧政权遗迹和传播新政治理念的手段，进而实现社会操控。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民国政府时期，地方政权先后主政洛阳，分别将自身理念、美好愿景等投射为政治核心空间的街道名称。其中北洋政府时期冯玉祥主政洛阳最为典型，冯玉祥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民主进步思想，在洛阳实施改革，广植树木、修筑道路、开办新式学校、破除封建迷信。同时将实现孙中山先生民主进步思想的执政理念反映到街道更名上，如平等街、文明街、民生街、康乐巷等都出自这一时期，正与符号统治理论一致，也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迎合人民大众的发展意愿，受到社会的认同与响应。

结合批判地名学原理可知，地名命名或更改如仅出于统治阶级自身的想法、兴趣爱好、带有阶级色彩，与人民大众意愿背离或不一致，地方命名或更名往往会遭到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在洛阳市城区的地名变化中，诸多政治军事类地名与群众意愿不符合，存在自下而上的符号反抗，但现存资料并无系统记载。一方面，因为当时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无暇顾及这些与生计无关的政策；另一方面，诸多类似更名使用时间较短，在形成自下而上的拮抗之前就随政权更迭而消亡在历史烟尘中。历史上不同时期政权的洛阳市街道更名，都带有对美好、平安、富足生活的向往，意愿祈福表征显著，并未违背当时大众的意愿，其不但能顺利实施，而且大多历经政权更迭、沿用至今，这就是政府与公众在地名更名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契合和文化共识。

其次，地名演变与传统文化元素遗失。地名景观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镌刻着环境变迁的印迹、传承着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基于地名研究现有成果，结合洛阳市城区街道更名过程，发现传统文化元素在更名过程中存在遗失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政权更迭与政治斗争的影响，如在北洋政府时期，洛阳市省府城隍庙后街更改公园后街，遗失了河南府城隍庙历史及文化元素。城隍庙由官方设置在县治以上层级的城市，大多位于城区主干道和城门附近，经济繁华，人口密集，是庙会举办地。庙会是当地祭祀活动、文娱表演、经贸交流的集合体。历史上洛阳市曾有河南府文庙，位于南大街与东大街交汇处，附近建有府学，设有河南府察院，县学、书院、社学私塾遍及域内外。洛阳城文化底蕴浓厚，但因政权更迭、权力斗争、战争破坏，诸多浸润传统文化元素淹没在历史中，部分通过地名留存的痕迹也在更名中大多难以幸存，呈现地名景观中的“文化瘦身”趋势。二是市场经济与商业资本的驱使，市场化、全球化推进，资本在城市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的塑造上日益凸显其强大力量，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呈现出“挤压”态势，导致传统文化元素的遗失。如前述洛阳市金业路，就是原柴市街、西门口、西环巷等旧路合并更名。其中柴市街系旧时柴禾交易市场，柴禾交易既是中华农耕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凸显历史上洛阳地区薪火选材特征的历史文化，其市场位置也标识城市空间功能分区，可见柴市街名称具有系列文化、历史、地理、经济等研究价值。最终却因为此街临近金业家具城，被出资冠名为金业路，洛阳市柴市街地名及其凸显的历史文化元素逐步遗失在历史长河中。

（二）结论

本研究以近代以来洛阳市城区街道地名演变为研究对象，从批判地名学视角，采用GIS技术平台、事件史分析等方法，研究街道地名景观演变过程中的时空特征、演进规律及其空间政治表征，得出如下结论。

近代以来，洛阳市城区地名变化可以分北洋政府时期、南京民国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每个时期街道地名变化规模及时空规律差异显著，总体上体现出更名的街道空间逐步扩大、政权更迭时期更名较为频繁、政权稳定性与更名类型紧密相关、经济活动与意愿祈福类沿用更久等规律。

批判地名学视角下，政权的更替和统治阶级的新执政理念是决定地名变更的原因和结果，是统治阶级传播新政治理念、进行社会操控的手段，具有显著的政治斗争性质。能否实现长期更名取决于统治阶级与群众在更名过程中形成政治契合和文化共识。

地名景观演变过程中，受政权更迭与政治斗争、市场经济与商业资本驱使的作用，地名景观出现“文化瘦身”现象，以致地名所呈现的文化、历史、地理、经济等传统文化元素遗失的问题，这有必要引起重视和关注，应尽快尽早启动针对性保护措施。

作者：温素平，胡功琴

来源：《信阳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1期

选稿：耿曈

编辑：贺雨婷

校对：杨琪

审订：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