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担任了《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务，1966年，他参与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工作，并在这之后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陈伯达当选为常委，成为一名正国级干部。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也改变了陈伯达的命运。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陈伯达就被控制起来。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当天，中央宣布陈伯达被审查。此后陈伯达被软禁，直到1971年9月13日被关入秦城监狱。
在审判“两案”的过程中，陈伯达认罪态度较好，并请求法庭对自己宽大处理。1981年，陈伯达被判刑18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陈伯达的身体已经不好，所以判刑之后，他就住进了公安部复兴医院的病房治病。半年后，曾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的王力给领导写信，信中，王力提出假释陈伯达的建议，此后陈伯达以保外就医的方式转到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继续治病。
1981年8月5日，陈伯达正式保外就医，走出了监狱，恢复了自由。出狱之后，陈伯达被安置在北京，由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照顾。需要说明的是，革命时期陈伯达的确立下过功劳，因此，他出狱之后，生活与医疗都有妥善保障，每月能领取100元生活费。
客观来说，当时100元生活费不算低，但陈伯达爱好读书，每月都拿出至少三分之一的钱用来购书，有时候碰到自己喜欢的书，即使预算超出，他也会坚持购买，这就导致陈伯达的生活费不够用。
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生活费增加之后，陈伯达购书的费用也宽裕了一些。那段时期，陈伯达主要从事一些研究工作，有时候也会撰写一些文章，过着平静的生活。
虽然陈伯达过去犯了错误，但中央非常关心他出狱后的生活，经常安排专门的人员去征询陈伯达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其他需求？陈伯达的生活非常俭朴，吃住都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平时的爱好就是买书与吃水果。
前面我们说了，生活费提高到每月200元后，陈伯达买书基本上很宽裕，唯有吃水果这件事，有点不太够。一开始，相关人员征询陈伯达意见时，陈伯达都说自己过得很好，没有其他需求，后来问得多了，陈伯达便提出能不能给自己增加一笔水果费用？
原来，陈伯达每天吃很多水果，这个习惯他很早就有，除了每天早、中、晚要吃之外，其他时间也要吃一点。另外，对陈伯达来说，每月买书花掉不少钱，吃水果的钱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因此，他就向中央提出了能不能给自己每月增加一笔水果费的请求，这也是陈伯达出狱后提出的唯一一个请求。
中央很快就同意了陈伯达的请求，每月在他的生活费之外额外给他一笔200元的水果费，供陈伯达买水果。在这之后，陈伯达一直生活在北京，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释放，人事关系也由北京市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