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新华书目报》记者问
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军旅作家与军旅文学频频获奖，你认为这其中相对地方作家的创作的优势是什么？
北乔：事实上，获奖并不能说明众多的问题，更不能以获奖来评判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有关这一问题的话题已不新鲜了，因此我不想多说。军旅文学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辉煌、八十年代的风光后，在近十年来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只是有些许亮点罢了。比如《亮剑》（都梁）、《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英雄无语》（项小米）……这些作品的反响不错，在艺术也有可圈可点之处。说到优势，我认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一种综合的生命感悟，不能单以职业特点论断。无论是何种职业背景的作家，都具备他人不可抵达的体验。对于军旅作家这个群体而言，如果说有什么优势的话，只是他们生活在军营，对营区文化有着非军旅作家不可比拟的感受。但非军旅作家也同样有着军旅作家无法进入的优势。应该说，这对双方是公平的，双方的优势完全可以相抵，大家还是在一条起跑线上。再说了，所谓的优势有时并不具备可比性，你能说这块地里长的萝卜和那块田里生的青菜的好孬吗？更何况有些军旅作家，写出了不少足可让非军旅作家仰视的作品，比如莫言、阎连科；反之也是如此。
记者：你觉得你的创作相对地方作家又有什么局限？
北乔：没有哇！许多人问过我这类的问题，但从未进入我的思考。
记者：作为部队基层作家，你认为你的创作与专业军旅作家相比有何种优势？你是怎样发挥你的优势？
北乔：“基层作家”，这词是你发明的吧，有点意思！也就是说还有“高层作家”喽？这更有意思了！不错，我一直生活在基层，生活在普普通通的兵们中，与我的士兵兄弟朝夕相处。如果谈得上优势的话，那就是我呼吸了较多的兵味，浓浓的兵味营养了我的精神。那些离兵太远的作家，可能对兵味不太在意了，也可能嗅觉上褪化了。至于我如何发挥我的优势的，那还是看我的作品吧。我以为，一个作家不要说到太多，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中。说多了，人家会烦的。
记者：以你的观点出发，军旅文学的读者群是什么结构？有无局限？但《和平年代》等作品也是军旅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曾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北乔：我的观点？我以为军旅文学的读者结构中成员，首先是在部队呆过的，这从阅读心理上可以找到答案；再有就是从没在部队呆过的，这从阅读心理上也能找到答案。哈哈，说到头还是没什么结构。文学，题材很重要，但不能说明一切。文学是人学，好的作品，切入到最后的、达到好功夫的，都离不开人性。军旅文学在近二十年来，算是摸到了这个门道。进入和平年代，战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遥远，人们有点好奇了。就客观回事。还有像《突出重围》，有许多观众就是抱着见识见识我军新式武器的心理去看的，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失望，但这又是客观存在的。在这里，我倒想说说《亮剑》，李云龙是一个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人物。他的直爽、勇敢，顶天立地、豪情万丈的阳刚之气令人为之倾倒。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李云龙和五六十年代那些高大全的英雄人特颇为相近。现在的社会，太缺少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太缺少他的精神了。正因为缺少，人们才爱看，就像生活中的爱情不如意的人不浪漫的人更偏爱爱情文学一样。人们需要这样的互补，阅读是可以治疗心灵的，不是吗？
记者：创作那么多年，你认为一身戎装对你的创作思路、方向的影响是什么？
北乔：这话可反过来说，这么多年来，创作对我从军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创作，我对营区沉迷了，深深地喜欢上我的士兵兄弟。我一直自豪的是，如果不是搞创作，几年前我就会脱军装了。对此，我感谢我的创作。作家有的需要与现实保持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得到真正的和解，似乎永远不会。但紧张并不等于简单的对抗，有时追忆和渴望也是紧张的一种表现。我想，我就是这样。我在现今的营区里寻找逝去的或正在逝去的某种东西。最近读了不少刘亮程的散文，他把乡村哲学领会得很透，别有风味。我在想，中国军队的主体是农民，看看过去的军营，不就是农家大院的翻版吗？但军人又不是穿军装的农民，营区有他自己的生命和独特的文化，当然，也有哲学。我想，这些对我的创作影响不少，至于如何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和结果，我想不出来。
（载2001年12月28日《新华书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