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解放军与驻守在汤阴的孙殿英进行了一场战斗。孙部伤亡惨重，孙殿英也被解放军所俘虏，战士们纷纷表示要严惩孙殿英，刘伯承却站出来表示：“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
“东陵大盗”孙殿英，在 1928 年盗了慈禧太后的陵墓，一时间声名狼藉。这样的人，为何还得到了刘伯承将军的优待？
孙殿英从小混混到军阀
作为“东陵大盗”，孙殿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记录，还通过自己的手段，一度在乱世中崭露头角。
孙殿英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年轻时便结识了不少江湖人物，逐渐加入了庙道会等民间组织。除了结交朋友外，孙殿英还意识到武力的重要性。他很早就开始组织自己的队伍，投身于土匪活动。借助抢劫、贩卖鸦片等非法途径，孙殿英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用这些钱财购买枪支、弹药，并逐步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很快，他从一名地痞流氓，发展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地方军阀。
1928年，孙殿英的名字因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开始为公众所知——他盗掘了清朝慈禧太后的陵墓，被誉为“东陵大盗”。
孙殿英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他得知慈禧太后的陵墓中隐藏着无数珍宝，于是心生贪欲，决定采取极其大胆的手段盗取这些宝物。为了不引起注意，孙殿英伪装成进行军事演习的形式，封锁了陵墓周围的区域，拉起了警戒线，确保无人打扰。
孙殿英的部队使用炸药炸开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墓，迅速抢夺了其中的金银珠宝、文物等珍贵物品。孙殿英的部队将这些珍宝运走，装满了二十多辆马车。为了将这些珍宝变现，他秘密委托古董商进行贩卖，令他迅速积累了财富。
然而，孙殿英显然低估了盗墓行为带来的后果。北平和天津的情报机构很快就发现了此事，并广泛传播开来。舆论沸腾，人们纷纷要求严惩孙殿英。但孙殿英显然不是一个容易被制裁的人。
面对众多的压力，他通过贿赂国民党高层，迅速平息了此事。即便公众的愤怒无法平息，孙殿英依然以“警戒失职”的罪名被移驻至延庆，最终逃脱了更为严厉的惩罚。
孙殿英从军阀到国民党将领
孙殿英的盗墓行为并没有终结他的军事生涯，相反，孙殿英逐渐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青睐。1930年，他跟随冯玉祥和阎锡山起兵反蒋，参与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战争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却让孙殿英逐渐在军阀中获得了重要地位。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孙殿英名义上加入了国民政府并积极参与抗日，但在背地里，他依然与日军保持着联系。在战时的复杂局势中，孙殿英巧妙地在不同势力之间周旋，为自己的利益谋取最大化。他既与蒋介石合作，也与日军有过交往，尽管这种行为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孙殿英抗日时期的双面身份
在抗日战争期间，表面上，孙殿英表现出积极抗日的姿态，而背地里，他却与日军、八路军甚至国民党有着复杂的联系。他的双重身份与多面行为，成为他在历史上争议的根源之一。
表面上，他依然是国民党的一员，积极配合蒋介石进行抗日，但他却没有真正与日军决裂，甚至在一些场合上表现出了与日本方面的微妙合作。
作为一名有野心的军阀，孙殿英深知抗战形势复杂，站错队会导致严重后果。他一方面通过表面的抗日言辞，巩固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保持与日军的接触，为自己在日后的利益争取更多的筹码。
孙殿英在抗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并非毫无策略。他并没有简单地站在蒋介石的阵营中，而是通过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保持接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特别是在1939年，孙殿英与刘邓领导的129师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接触。
当时，刘邓率领的八路军在太行山区进行抗日战斗，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发生了一些摩擦。孙殿英所在的部队驻守在太行山一带，尽管他并不直接参与战斗，但与共产党军队的接触还是不可避免的。他没有像一些国民党军队那样进行积极的“剿共”行动，而是尽量保持与共产党部队的和平共处。
甚至在刘伯承带领当时的129军想要反击国民党时，还经过了孙殿英的地盘，孙殿英二话不说给刘伯承的部队让了路。
在此期间，孙殿英与八路军进行了多次交流，尤其是在粮食和物资供给上。通过这些接触，孙殿英不仅为自己的部队解决了部分物资问题，甚至还主动赠送过一些武器给共产党军队，还赢得了八路军的好感。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时间他还帮助了一些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提供了他们藏匿的地方，并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通道。这些行为虽然不能掩盖孙殿英一贯的投机取巧，但却无疑为他在抗战期间积累了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某种“恩情”。
此外，孙殿英还聘请了宣侠父作为自己的秘书，宣侠父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在与孙殿英的接触中，他劝说孙殿英加强对抗日战斗的重视。
尽管孙殿英在表面上保持着对抗日战争的支持，但实际上他在背后与日军的关系也非常复杂。1939年，孙殿英的部队在与日军交战时，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最终选择了投降。这个决定让他彻底背离了抗日阵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汉奸”。
投降后，孙殿英迅速为日伪政府效力，接受了日本的指挥，并在其控制下继续带领部队作战。
孙殿英的最终决断
1947年，解放战争对于孙殿英来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段，最终也决定了他的一生。从一位曾经的军阀、盗墓贼，到最终走向投降的结局，这一切皆由一场围绕汤阴的激战而揭示。
1947年，随着解放军的迅猛进攻，蒋介石政府的支撑已经出现了裂痕。在这一时期，孙殿英驻守在汤阴，依然奉命防守这一战略要地。对于孙殿英而言，汤阴不仅是他军队的最后一座堡垒，也是他维持自己军阀地位的最后防线。
为了提升城池的防守能力，孙殿英加高了城墙，修建了更加坚固的城防系统，甚至加设了三层射孔的城墙，并设置了重机枪和迫击炮阵地。他认为，凭借这一防守工事，汤阴城将成为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无论解放军如何攻打，都无法突破。
然而，当解放军的炮火不断袭来，孙殿英意识到，汤阴城的防御并非他想象中的那么坚不可摧。随着战斗的加剧，孙殿英部队的士气逐渐崩溃。许多士兵已经意识到，他们与解放军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孙殿英意识到局势无法挽回时，他急忙向蒋介石请求增援，恳求蒋介石派兵来救援。然而，蒋介石的回应却令他大失所望。蒋介石的回电仅仅是冷冰冰的“望兄以当年受亳州的精神顽强坚守！顽强坚守！”这份答复无疑让孙殿英感到绝望。
孙殿英彻底放下了尊严和自尊，选择了向解放军投降。不久后，解放军的代表与孙殿英展开了谈判，并同意停火。孙殿英的部队接受了解放军的俘虏。
刘伯承的宽容
1947年，当孙殿英被俘后，许多解放军战士因他曾为蒋介石效力，且有多次倒戈的历史，要求对其严惩。特别是孙殿英曾在战争中背叛过多次，在中国民众的心中，他的罪行显得尤为沉重。
然而，刘伯承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作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刘伯承并没有选择轻易惩罚孙殿英，而是站出来为他求情，并表示：“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
这一决定让许多战士感到困惑，甚至有些人无法理解。毕竟，孙殿英曾是一个既有盗墓罪行，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倒戈的历史人物，刘伯承为何会为这样一个人辩护？
实际上，孙殿英与共产党之间并非完全敌对。在抗日战争初期，孙殿英并未完全站在国民党阵营内。尽管他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但他在与共产党方面的接触中并不完全排斥。特别是在1939年，他与刘邓领导的129师之间的互动，为双方的合作铺垫了基础。当时，孙殿英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态度有所不满，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共产党抗日。他没有像其他国民党军队那样对共产党发动猛烈的“剿共”行动，而是尽量保持中立，避免与八路军发生大规模冲突。
孙殿英在某些关键时刻，并没有完全偏向国民党，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尽量避免无谓的敌对。正是因为如此，刘伯承认为孙殿英值得获得宽恕，至少不应该被简单地定性为全盘叛徒。
作为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官，刘伯承始终坚持民族解放与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他深知一个国家的解放不仅仅依靠武力，还需要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殿英作为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军官和地方军阀，他的投降意味着一种象征性的胜利。通过宽容他，刘伯承不仅向孙殿英展示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也向其他国民党军官传递了一个信号：解放军并非毫无宽容之心，而是能够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
虽然孙殿英被宽容对待，但他并未因此感到轻松。在临终时，孙殿英对自己的一生深感后悔。他曾经多次倒戈，背叛国家和民族，而最终却没有为自己赢得任何真正的荣耀。
在病重时，孙殿英对共产党的宽容和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悔恨感到愧疚，表示“我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民众。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记冤仇，比国民党好太多了！”
最终，孙殿英在1947年9月30日带着无尽的悔恨离世，结束了他复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