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评论》推文｜罗必良:新质生产力:一个分析框架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全面振兴（笔谈）

编者按：‌‌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模式，‌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强调知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因而突破了传统的增长方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动能和新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因此，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为乡村振兴领域的前沿课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聚焦城乡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振兴，以新质生产力来引领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就成为必然要求。为了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推动作用，本辑邀请六位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全面挖掘新质生产力理论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应用价值，助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加快推进。

一、概念体系

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一个概念体系。其核心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三大催生线索，也表达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内在特性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外在特性是赋能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形成新质态（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基本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二、增长动因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包括大分流这一系列问题受到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史学家的长久关注。因此讨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机理有助于增进对新质生产力本质特征的理解。

（一）从长期经济增长的逻辑来理解

1800年以前，人类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差异。虽然人类早已从采猎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但因受到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人类社会整体一直处于一种物质财富的紧平衡状态。当人均收入上升时，人口总量会增加；人口增加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持续的下降则会导致饥荒与死亡；总人口的下降又导致人均收入缓慢增长；但又很快会因人口的增长而消失……。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直到1800年之后，准确来说是1820年之后爆发了工业革命，第一次改变了原来长期的增长轨迹，到现在已经200多年时间。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之所以成为发祥地，并非主要是依靠其所拥有的煤矿、海外殖民地、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尽管这些是重要的，但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也具备这样的条件。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因，在于它所具有的技术进步以及与之关联的人口结构转型、识字率提升以及劳动效率提高。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技术的采纳和设备是使用并非是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而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特别工厂化、流水线生产组织），才加剧了历史的大分流（发达与落后的分野）。服务于国家发展的现代生产技术总是与受过培训、认真尽责、全新投入的劳动力相匹配，与生产方式是紧密关联的。

所以证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技术的进步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才迎来了工业革命；二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才加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发展差异，从而引发了大分流。

（二）从经济增长的长波来理解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已经大概经历了五个周期，每一个周期从波谷到波峰，都能找到它的基本特点，技术创新总是发挥着核心的驱动力作用。创新能够从内部不停地革新经济结构，不断破坏旧有的结构与秩序，同时又不断创造出新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所以在一个长期趋势中，长周期在不断缩短，颠覆性技术出现的频率在不断地加快，今天一天可以相当于历史上的上万年时间。

（三）从技术增长的技术逻辑来理解

研究表明，在过去200多年时间内，富国与穷国在技术采纳的滞后性方面差距越来越小了，技术的渗透力差异越来越大。例如，我们看到一本新书的广告是几乎同时的，但是每个人对新书的理解以及融入原有知识体系的能力是有本质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断分化。所以技术采纳的滞后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19世纪欧洲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社会差距。但是大分流之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则是由技术的渗透力上的差异所导致的。与技术采纳是否滞后相比，技术的通用性以及使用的渗透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就像我们使用的马桶，中国的马桶跟日本的马桶就有明显的质量差距，这显然不是由两个国家在技术的水平上的差距引发的，而是由技术的渗透力的不同所决定的。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一个依赖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体系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很高，但是采纳能力很低，渗透水平很差，依然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增长。相反一个国家技术水平不高，但是把一些技术进行广泛的使用与渗透，亦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

在新质生产力三大催生因素中，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前提，而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才是颠覆性技术采纳和渗透的结果。这三者并不是平行的，技术创新颠覆性是前因，后面才是结果。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产业转型这三个必须进行有效的匹配，才可能达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三、分析框架

凡勃伦曾经提出了理解人性特征即本能的基本命题。该命题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求知本能。是指人具有探索未知的欲望，来自于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独立于物质利益和其他任何实际的目的。这与“人的中性”假设传统一致。二是匠人本能。即动手的本能与获取的本能。在远古的自然状态，人类养成了争强好胜的竞赛天性。由此，人的行为总是有目的的，总是企图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活力以及能够达到的成就。这一本能亦可视为“功利的本能”。这与“人的自利性”假设传统一致。三是亲善本能。人总是有对自己的亲代、同胞、族群表现出善意关怀。这个与人的利他性是完全一致的。

基于“凡勃伦命题”，将人类“三项本能”与新质生产力的“三大催生”连接起来，有助于打开颠覆性技术创新、采纳及其渗透的“黑箱”。其中，由“求知本能”驱动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其创新主体主要是思想家与战略科学家，其有效性来源于思想市场及其竞争；由“功利本能”驱动的技术采纳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其创新主体主要是企业家群体，其有效性来源于企业家市场及其竞争；由“亲善本能”驱动的技术渗透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其创新主体主要是政府，其有效性来源于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基于上述分析，可构建新质生产力的“三项本能×三类主体×三大催生”的逻辑分析框架。

（一）求知的本能

创新性与创造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核心驱动力。认知层面的好奇心和求知本能作为重要的内在动机，被认为是激发人类创造力的先决条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已经不断深化，其中，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最新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微观个体思想交流的速度以及与谁进行交流，将决定总体的经济增长率。在人力资本构成中，许多知识与技能可以通过后天习得，但有些“异想天开”的认知却来源于与众不同的先天心智，例如警觉、判断与创造性破坏。

（二）功能的本能

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是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基本方式。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竞争是实现要素配置的基本方式，但这一竞争过程的驱动力不是由消费者提供的，也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提供的，而是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提供的。为此，可以将市场看作是一个产业驱动的过程，看作是一个与创业警觉、创业发现、创新行动相关的知识分散过程，看作是企业家之间为了分散的知识展开竞争的过程。所以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一方面，在非均衡的市场中，企业家对其潜在利润机会的发现和把握，保持着高度的“创业警觉”，并通过这种“创业警觉”行动；另一方面，市场非均衡因市场参与方的“无知”而存在，企业家的“发现”则有助于消除初始的“无知”，并通过“创业发现”而获利。此外，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可以引发更多的创业行为，而创业行为的逐利与竞争，会诱导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并推进国家经济繁荣。

（三）亲善的本能

政府是代表共同体（国家）行使强制权力的合法组织。逻辑上说，政府就应具有维护公民权益、保护公共利益并释放民众心底道德资源与亲善本能的重要功能问题是，政府是由人构成的，不能排除自利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动机——但长期性的国家竞争会约束政府的自利与短期行为。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开放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尤为重要。国家竞争会约束并规范政府行为。不仅如此，全球化竞争会导致大国竞争会转向一个国家带来的产业控制能力之间的竞争，正是这一点，一个国家必须朝着产业政策、市场规模和尖端技术上面展开竞争，由此进一步构建包容性的企业家市场，由此倒逼制度建设或者制度环境建设。

基于上述，可以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催生逻辑是：发育三大市场（思想市场、企业家市场、国家竞争市场）、做大市场范围、强化市场之间的互动性与叠加性。一个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就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拓展空间和提升高度。所以，强国之梦就是要把思想市场做大、企业市场做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要积极参与，由此扩大这三者之间的同心圆。这是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方向，表面看是技术的创新，背后却是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