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追随于是之先生而去，90多岁时写下《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编者按：近日获知，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的夫人李曼宜于2025年2月13日逝世，享年100岁。李曼宜的《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曾在本报连载，现选取书中的部分温馨内容，追忆他们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人生，纪念这位不平凡的女性。

本报连载版面

1950年元旦是我们华北人民文工团一个大喜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它被正式宣告改组扩建成为一个正规的剧院，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的团长李伯钊同志任院长，剧院隶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建院大会是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非常隆重。那天到会的有朱德总司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及周扬、邓拓等许多领导同志。我们全团同志也都参加了。大家聆听了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并在中山堂外边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们很多同志现在还都保留着。

随着剧院的成立，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的初排也完成了，只是大家对戏的质量心中没有底。1月11日，于是之去参加了院部及导演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同志们除了研究这个戏存在的问题，还决定要请专家来排戏，想请当时还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先生来排“节奏”，等等。过了几天，在排有我上场的那场戏时，洪深同志来了，给我们排了一上午，大家觉得还是有收获。

《莫斯科性格》在1950年2月2日正式公演了，演出地点是在真光影院，即后来的北京剧场。

戏上演后，反响强烈，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介绍、“点赞”（借用一个时尚的词儿）。是之在日记中也说：“《莫斯科性格》红了，轰动得不得了，市政府认为可作为一部《整风文献》看。”

这个戏从上演之日起，到3月18日左右，场场座无虚席，而且经常是每天日夜两场（角色分AB制，轮流上场），有时是干部包场，也有给青年演的专场等等。据3月19日《新民报》上说，这出戏共连演了六十五场，观众达六万多人。还说，在北京此前话剧连演的最高纪录是四十五场，像《莫斯科性格》这样创下连演六十五场的最高纪录，实在是北京戏剧演出史上的一件大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后演出的第一个戏成功了。3月22日，全院聚餐，红红火火地开了一个庆功大会。

最后还要记一笔：就在这个喜气洋洋的庆功会上，院里还给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一对儿是海啸和朱瑛，另一对儿呢，就是是之和我。

于是之和李曼宜的印章

我和是之的恋爱关系是在话剧《莫斯科性格》的排练和演出期间逐渐明朗化并确定下来的。是之在1950年元旦那天的日记里郑重其事地记述了这件事：

昨天，与曼宜明确了恋爱关系。谈得很严肃……

“我们算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她坐在炉边椅子上这样问。

“就从现在开始吧！”我这样答。

我们吻在一起了……

我觉得她更美了，我们将很快结婚，我估计在今年春天。

为什么刚刚明确了恋爱关系，就马上想到要结婚呢？彼此之间再多接触接触，更深入地做些了解不更好吗？可那时就是怕因为恋爱而影响工作，担心两个人总是在一起会不会脱离群众啊，所以还不如干脆结婚算了，把这件终身大事解决了，就不再为它耽误时间了。这完全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其实，当我们冷静下来，想到结婚以后就要生活在一起时，似乎还各自都有些想法或说是“顾虑”，没能真正摊开来谈。

在我俩开始试探着想“交朋友”时，当然是觉得对方的“人”很可爱，有相互吸引的地方，可以交往、发展，但毋庸讳言，我们彼此之间也都有些想法，还没来得及认真地敞开谈。譬如，我本来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可和是之一比，总觉得在思想进步、个人表现等各方面都不如他，在他面前就有些自卑，也不愿大胆地谈出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怕人家笑话我幼稚，我觉得他是有些自傲的。所以两人在一起时没什么话可聊。我想，这将来要在一起生活的话能愉快吗？……有些犹豫。

是之呢，他对我也有看法。就在那个定情之夜的前两天，他还在犹豫——

12月28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李曼宜群众关系容易搞不好，基本上还是小姐脾气……可她这毛病，是非改不可的。

12月30日他又写道：

对于李曼宜的个人修养欠佳的问题，应该严肃地去认识。现在第一个步骤是应当采取恋爱，然后再批评帮助她呢？还是先在逐步接近中先把这毛病削弱一些再谈恋爱呢？

现在看，当年我们谈恋爱是多么“理智”啊！这哪里是在谈恋爱，简直就像在处理一件“公务”。

《于是之全集》

就在这天（30日）晚上，他应该是带着他那些想法，又来到了我的宿舍。我们在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相互之间又多了一些了解。回去后，是之仍感到对我有些看法。“先慢一点吧！现在所以有这些毛病，都是她的宿疾，自幼培养起来的，并不是情感寂寞造成的后果……本质上还是小姐脾气”，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可笑的是，就在他做出“先慢一点吧”的决定的第二天，即31日——1949年的最后一天，他就没能控制住自己情感的闸门，——“我们吻在一起了”。矛盾吗？不，这正是不可抗拒的爱情的力量。

是之分析说我的小姐脾气是“宿疾”，这是对的。因为我和他的家庭出身是有差异的。他从小丧父，和寡母一直过着贫苦的日子，虽说他母亲把他当成“眼前欢”，非常疼爱他，但他怎么也成不了“小少爷”。我则不然，我出生在一个中等职员的家庭，父母感情非常好，我又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就备受关爱，祖母更是对我宠爱有加。无形中就把我“培养”成了个“大小姐”。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我十三岁那年，母亲在生下我第三个弟弟后因失血过多，心脏病发作，就撇下我们四个孩子走了。祖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我母亲死后一百天也去世了。原本一个和和美美的家转瞬间就破碎了。从此，我变得非常消极、悲观，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痛苦。所以我也不愿和人多接触，成了一个孤傲的人。

要“融化”我这种悲观的情绪不是很容易的。参加革命后，我也努力想改，但一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时，就控制不住自己，又出现了反复。

我们的恋爱经过反反复复，然而“反复”从没让我俩疏远过，相反，它让我们的相互了解更加深了，心贴得更紧了，情感有了更高的升华。

在我和是之的关系日益接近了以后，我想我应向家里做个“汇报”。自从1936年我母亲和祖母去世以后，过了一年多，我父亲便又结婚了。我们的继母是一位小学教员，家住在天津。她也是一位孝女，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老母亲，迟迟不肯出嫁，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便来到我们家。她刚一进门，就当起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很不容易，接着她又生了二男二女。到北平解放前夕，家里已经有了十口人了，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刚一解放，我和大弟、二弟就都参加了革命，离开了家，但我们全家人相处得一直都比较融洽。

我回家后，和父母介绍了是之的情况，他们对我是信任的，也没提什么意见，见我自己把终身大事解决了，还挺高兴，并表示希望哪天我带是之来家里见见面。

1949年最后一天，在我和是之明确了恋爱关系并决定结婚之后，我便让他跟我回了一趟家。

是之在1950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曼宜叫我到她家里去，原来这可爱的小姐姐已经跟家里说了，是她母亲邀我去的。我起初以为一定很尴尬，结果还自然得很。她有一个小妹妹叫李晶宜，聪明极了。

就是这个“聪明的小妹妹”，那天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本来大家初次见面，一时找不出更多的话题，母亲怕冷场，就说：“小晶晶，给于同志表演个节目！”她非常大方地站在了客人的面前（那时她大约只有六岁）唱了起来。她唱了一首《朱大嫂送鸡蛋》，连唱带表演，一只脚还用力跺着地板打拍子，有腔有调，有板有眼的，把大家都给唱乐了。屋里的气氛顿时就改变了，说起话来也更随便了。所以说，是之第一次“觐见”的成功应归功于这位小妹妹。

我和是之在情感上经历了多次反复之后，情绪逐渐地稳定了，“结婚”这个议题也随之一步步逼近了，但此时是之却有些犯愁了，他愁的是钱。“春初结婚，还是需要钱，如何办。不是注意形式，但那么美好的内容，难道不该点缀得丰满些吗？”是之在日记中写道。后来他知道我们家已经在准备了，很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曼宜家准备以二十万元人民币（解放初期人民币旧币一万元相当于新人民币一元——编者注）来筹备出门子，我情感上甚为感动而又有些受伤害。”

1950年1月28日，星期六，是之写道：

曼宜回家给小晶晶带去生日礼物，新年画三张，据她说小晶晶非常满意。曼宜回队来一直谈到夜晚两点，东西南北，上下古今。……谈到她母亲已经给我们做了新的粉红绸子被面的棉被……后方积极支援如此，如何了得。我很觉“不落忍”。

2月28日，又写：

曼宜家被褥都已经预备好，一番热情，但又不能实用，事实上是浪费了。但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歉意了。

是之认为那些绸缎被面的被子不实用，是因为我们那时都没有长久在这里安家的想法，全国还有的地方没解放，我们都希望或想着争取有南下的机会以锻炼自己。那时，我们不仅没想要有衣柜，连箱子也没买。只买了两个大的蓝帆布包，准备只要一声令下，我们“打起背包就出发”，所以一切从简。

我们申请的“新房”也有了，在史家胡同后院的一个角落里，是一间大房子打了一层薄薄的隔断，可以住两家人。隔壁当时已经有人住了，是一对正在闹离婚的夫妇，他们经常吵架、拌嘴，我们在这边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们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都是剧院提供的：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小方凳；冬天还要生一个火炉子，这样屋里的空间就所剩无几了。

1950年3月22日，剧院为话剧《莫斯科性格》演出圆满结束开了一个全院的庆功大会，同时有聚餐、联欢等活动，也为了喜上加喜，领导决定把我们两对申请结婚的同志——我和是之、朱瑛和海啸的婚礼也安排在同一天举行。这一天便是我和是之正式结婚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礼服”是自制的，就是把去年新发的灰色棉制服拆了，抽去其中的棉絮，做成夹衣，然后洗净熨平，穿起来相当笔挺，自我感觉很精神。

那天的“婚礼”上都有什么仪式，都有什么人讲了话，我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了，双方家长，只有我父亲去了，好像主持人还请他讲了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没印象了。总之，“参加”婚礼的人很多很多（全院大会嘛），场面非常非常热闹。但遗憾的是，怎么就没人想到要照张相片留个纪念呢！我们的结婚是既没有结婚证书，更谈不上什么婚纱照，幸好剧院给我们准备了一块粉色的缎子，供大家签名用。

想不到这一块不到二尺见方的缎面上竟密密麻麻地被同志们签满了名字，这也是我们结婚留下的唯一一件珍贵的纪念物。

那时结婚没有“送礼”的风气，我们收到唯一的一件礼物，就是叶子大姐送给我们的一本不大的相册，我一直把它珍藏至今。

在2000年，我们金婚的那年，我想起了当年结婚时的那块“签名绸”，于是我把它找出并挂了起来。我和他在签名绸前照了相，弥补了当年的不足。我还和弟弟百城一起把在绸子上签名的那些战友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留作纪念。

在我们的小屋里，没有书架，更没有衣柜，只有两个蓝帆布包盛放我俩换洗的衣服——这也是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们被安放在床底下的一块木板上。这，就是我们的“家”。看起来虽有些简陋，但我俩都很喜欢它。

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就成了“一家人”了。可多年过惯单身生活的我俩一时还真有些不适应。这就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然后才能逐渐真正地融合到一起。譬如，他爱看书，这我是知道的，但他读起书来那股执着专注的劲头儿，我没见到过。开始时，我回家后看见他也在家，就兴冲冲地想把我这一天想到的事情告诉他，可得到的反应却很冷淡，他像是听进去了，又像是没听见。我很纳闷，难道他对我说的话不感兴趣？甚至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怎么刚结婚人就变了？”后来，我慢慢才发现，在他认真读一本书时，或是在想一个问题时，尤其是在揣摩一个角色时，最怕人打搅他。这我就明白了，我想这是必要的，应该尊重他这个习惯，有什么事，等他休息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