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大二的文科女生，曾在写给我的信中问——“你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许多人，为什么一谈起自己的父母就大为动容呢？为什么对于父母的去世往往那么悲痛欲绝呢？这是否和你们这一代人头脑中的‘孝’字特别有关呢？难道人不应以平常心对待父母的病老天年么？过分纠缠于‘孝’的情结，是否也意味着与某种封建的伦理纲常撕扯不开呢？难道非要求我们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背负上‘孝’的沉重，仿佛尽不周全就是一种罪过似的么？……”
信引起我连日来的思考。
依我想来，“孝”这个字，的的确确，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许，日本有相应的字，韩国有相应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来，大约因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的渗透有关吧？西文中无“孝”字。“孝”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某些亚洲国家的一脉文化现象。但这并不等于强调只有中国人敬爱父母，西方人就不敬爱父母。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大多数都是敬爱父母的。
这首先是人性的现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现象。
再其次才是伦理的现象。
再再其次纳入人类的法律条文。
只不过，当“孝”体现为人性，是人类普遍的亲情现象；体现为文化，是相当“中国特色”的现象；体现为伦理，确乎掺杂了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而体现为法律条文，则便是人类对自身人性原则的捍卫了。
在中国，在印度，在希腊，在埃及，人类最早的法案中，皆记载下了对于不赡养父母，甚至虐待父母者的惩处。
西方也不是完全没有“孝”的文化传统。只不过这一文化传统，被纳入了各派宗教的大文化。成为宗教的教义要求着人们，影响着人们，导诲着人们。只不过不用“孝”这个字。“孝”这个中国字，依我想来，大约是从“老”字演化的吧？“老”这个中国字，依我想来，大约是从“者”字演化的吧？“者”为名词时，那就是一个具体的人了。一个具体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丧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这时的他或她，就特别地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了。当然，这种义务，这种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首先最应由他或她的儿女们来完成。正如父母照料、关怀和爱护儿女一样，也是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源于人性的自觉，便温馨；认为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种无奈了。
人一旦处于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的状况，人就刚强不起来了。再伟大，再杰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辈子刚强的人，也刚强不起来了。仅此一点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样的。一切人都将面临这一状况。故中国有“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一句话。这不单指老人的心态开始像小孩儿，还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情态。倘我们带着想象看这个“老”字，多么像一个跪姿的人呢？倘这个似乎在求助的人又进而使我们联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们又怎么能不心生出大爱之情呢？那么这一种超出于一般亲情之上的大爱，依我想来，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不是所有的人步入老年都会陷于人生的窘地。有些人越到老年，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族中，越活得有权威，越活得尊严，越活得幸福活得刚强。
但普遍的人类的状况乃是——大多数人到了老年，尤其到了不能自食其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生阶段，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的起码关怀，是要依赖于他人首先是依赖于儿女给予的。否则，将连老年的自尊都会一并丧失。寻常百姓人家的老年人，依我想来，内心里对这一点肯定是相当敏感的。儿女们的一句话，一种眼神，一个举动，如果竟然包含有嫌弃的成分，那么对他们和她们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老人对这一点真是又敏感又自卑又害怕啊。
所以中国语言中有“反哺之情”一词。
无此情之人，真的连禽兽也不如啊！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们似乎能看出中国人创造文字的一种人性的和伦理的思维逻辑——一个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别需要关怀和爱护了，没有人给予关怀和爱护，就几乎只能以跪姿活着了。那么谁该给予呢？当然首先是儿子。儿子将跪姿的“老”字撑立起来了，通过“孝”。
在中国的民间，有许许多多代代相传的关于“孝”的故事。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有许许多多颂扬“孝”的诗词、歌赋、戏剧、文学作品。
我认为——这是人类人性的记录的一部分。何以这一部分记录，在世界文化中显得特别突出呢？乃因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
人口众多，老年现象就普遍，就格外需要有伦理的或曰“纲常”的原则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农业大国两代同堂三代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现象就普遍，哪怕从农村迁移为城里人了，大家族相聚而居的农业传统往往保留、延续，所以“孝”与不“孝”，便历来成为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相当主要的民间时事之内容。而文化——无论民间的文化还是文人的文化，便都会关注这一现象。反映这一现象。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文化“化”了的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比如《二十四孝》。
它是全世界唯中国才有的关于“孝”的“典范”事例的大全。想必它其中也不全是糟粕吧？我没见过，不敢妄言。
但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叫王祥，家贫，母亲病了，想喝鱼汤。时值寒冬，河冰坚厚。王祥就脱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卧于河冰之上……
干什么呢？
企图用自己的体温将河冰融化，进而捞条鱼为母亲炖汤。我就不解地问：为什么不用斧砍个冰洞呢？母亲说他家太穷，没斧子。我又问：那用石头砸，也比靠体温去融化更是办法呀！母亲答不上来，只好说你明白这王祥有多么孝就是了！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倘河冰薄，怎么样都可以弄个洞；而坚厚，不待王祥融化了河冰，自己岂不早就冻僵了，冻死了么？……“孝”的文化，摈除其糟粕，其实或可折射出一部中国劳苦大众的“父母史”。
姑且撇开一切产生于民间的关于“孝”的故事不论，举凡从古至今的卓越人物、文化人物，他们悼念和怀想自己父母的诗歌、散文，便已洋洋大观、举不胜举了。
从一部书中读到老舍先生《我的母亲》，最后一段话，令我泪如泉涌——“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相信季先生这一位文化老人此一行文字的虔诚。个中况味，除了季先生本人，谁又能深解呢？季先生的家是“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他的家更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离家八年，成为清华学子的他，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赶回家乡——“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季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年近八十（季先生的文章写于l994 年）、学贯中西的老学者，写自己半个世纪前逝世的母亲，竟如此地行行悲，字字泪，让我们晚辈之人也只有“心痛！心痛！”了……
萧乾先生写母亲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我想，摘录至此，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位九十年代的女大学生的困惑和——诘问。我想，她大约是在较为幸福甚至相当幸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压力，目前而言恐怕仅只是高考前的学业压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约也是人生较为顺达甚至相当顺达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对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与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吧？当然，既为父母，这操心还会延续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学毕业后的择业，是否出国？嫁什么人？洋人还是国人？……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但是从前的许多父母的人生是悲苦的。这悲苦清晰地印在从前的中国贫穷落后的底片上。
但是从前的儿女从这底片上眼睁睁地看到了父母人生的大悲大苦。从前的儿女谁个没有靠了自己的人生努力而使父母过上几天幸福日子的愿望呢？
但是那压在父母身上的贫穷与悲苦，非是从前的儿女们所能推得开的。
所以才有老舍先生因自己的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之永远的内疚……
所以才有季羡林先生“不该离开故乡，不该离开母亲”之永远的悔；以及“真想一头撞死在母亲的棺木上，随母亲于地下”之大哭大恸；以及后来“一想到，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的哀思……
所以才有萧乾先生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用我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的辛酸一幕……
所以“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句中国话。往往令中国的许多儿女们“此恨绵绵无绝期”。
中国的“孝”的文化，何尝不是中国的穷的历史的一类注脚呢？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唯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岂是一个“孝”字所能了结的？！老舍先生《我的母亲》一文最后四个字——“心痛！心痛！”道出了他们千种的内疚，万般的悲怆，使读了的后人，除默默地愀然，真的“还能再说什么呢？”放眼今天之中国——贫穷依然在乡村在城市四处咄咄逼人地存在着。今天仍有许许多多在贫穷中坚忍地自撑自熬的父母，从背后无怨无悔地推他们一步三回头的儿女踏上求学成材之路。据统计，全国约有百万贫困大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将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栋梁。
老舍先生的“心痛”，季羡林先生“永久的悔”，萧乾先生欲说还休的伤感记忆，我想，恐怕今天和以后，也还是有许多儿女们要体验的。
《生活时报》曾发表过一篇女博士悼念父亲的文章。那是经我推荐的——她的父亲病危了而嘱千万不要告诉她，因为她正在千里外的北京准备博士答辩——待她赶回家，老父已逝……
朱德《母亲的回忆》的最后一段话是——“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当然是贫苦的生活）的人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所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
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达此大目标。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历代儿女们的孝心，才不至于泡在那么长久的悲怆和那么哀痛的眼泪里。
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亲情才有大的前提是温馨的天伦之乐；儿女们才能更理念地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才不那般沉重，才会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
而我这个所谓文人，是为那大目标做不了一丝一毫的贡献的。能做的国人，为了我们中国人以后的父母，努力呀！……
来源：新阅读
这才是骨子里的高贵
01
作家梁晓声一次在法国，他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车到郊区。那天刮着风，不时有雨滴飘落。
前面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停地从后窗看他们的车。
前车车轮碾起的尘土扑向他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被弄得很脏。他们的车想超过，但路很窄。
他问司机：“能超吗？”
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
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了下来，下来一位先生，先对后车的司机说了点什么，然后让自己的车靠边，让他们先过。
梁晓声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司机转述了那位先生的话：“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
梁晓声说，这句话让他羞愧了好几天。
02
这让我想起澳大利亚的侄儿经历的另一个故事：
周末，侄儿随着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华人去雪梨周边海域捕捞鱼虾。
每撒下一网，总有收获，可是每次网拉上来后，那华人总要挑拣一番，将其中的大部分虾蟹扔回大海。
我侄儿不解：“好不容易打上来，为啥扔回去？”
那华人平静答道：“在澳大利亚，每个出海捕捞鱼虾的公民都知道，只有符合国家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
我侄儿道：“远在公海，谁也管不着你呀？”那华人淡淡一笑：“呆久了你就会知道，在澳大利亚，不是什么都要别人来提醒、督促的！”
两则故事，大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人文”。
“人文”就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它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就在人和人的关系中。
想想我们有多少时候，不需要别人提醒，就知道检点自己的行为，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恪守做人的本分，尽可能为别人着想、帮助他人？
都认为，寂寞是由于想做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想改变自身所处的这一种境况而又改变不了。
是的，以上基本就是寂寞的定义了。
寂寞是对人性的缓慢的破坏。寂寞相对于人的心灵，好比锈相对于某些容易生锈的金属。
但不是所有的金属都那么容易生锈。金子就根本不生锈。不锈钢的拒腐蚀性也很强。而铁和铜，我们都知道，它们极容易生锈，像体质弱的人极容易伤风感冒。
某次和大学生们对话时，被问：“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回答了几条，最后一条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地抵抗寂寞的能力。
他们笑。我看出他们皆不以为然。他们的表情告诉了我他们的想法——我们需要具备这一种能力干什么呢？
是啊，他们都那么年轻，大学又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云集的地方，一间寝室住六名同学，寂寞沾不上他们的边啊！
但我同时看出，其实他们中某些人内心深处别提有多寂寞。
而大学给我的印象正是一个寂寞的地方。大学的寂寞包藏在许多学子追逐时尚和娱乐的现象之下。所以他们渴望听老师以外的人和他们说话，不管那样的一个人是干什么的，哪怕是一名犯人在当众忏悔。似乎，越是和他们的专业无关的话题，他们参与的热忱越活跃。因为正是在那样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寂寞获得了适量地释放一下的机会。
故我以为，寂寞还有更深层的定义，那就是——从早到晚所做之事，并非自己最有兴趣的事；从早到晚总在说些什么，但没几句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即使改变了这一种境况，另一种新的境况也还是如此，自己又比任何别人更清楚这一点。
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这是人置身于种种热闹中的一种寂寞。这是另类的寂寞，现代的寂寞。
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心灵中再连值得回忆一下的往事都没有，头脑中再连值得梳理一下的思想都没有，那么他或她的人性，很快就会从外表锈到中间。
无论是表层的寂寞，还是深层的寂寞，要抵抗住它对人心的伤害，那都是需要一种人性的大能力的。
我的父亲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但在“文革”中，也遭到了流放式的对待。仅仅因为他这个十四岁闯关东的人，在哈尔滨学会了几句日语和俄语，便被怀疑是日俄双料潜伏特务。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他独自一人被发配到四川的深山里为工人食堂种菜。他一人开了一大片荒地，一年到头不停地种，不停地收。隔两三个月有车进入深山给他送一次粮食和盐，并拉走菜。
他靠什么排遣寂寞呢？
近五十岁的男人了，我的父亲，他学起了织毛衣。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电，连猫狗也没有，更没有任何可读物。有，对于他也是白有，因为他几乎是文盲。他劈竹子自己磨制了几根织针。七八年里，将他带上山的新的旧的劳保手套一双双拆绕成线团，为我们几个他的儿女织袜子，织线背心。
劳动者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变成容易生锈的铁或铜，也只有被逼出了那么一种能力。
而知识者，我以为，正因为所感受到的寂寞往往是更深层的，所以需要有更强的抵抗寂寞的能力。
这一种能力，除了靠阅读来培养，目前我还贡献不出别种办法。
胡风先生在所有当年的“右派”中被囚禁的时间最长——三十余年。他的心经受过双重的寂寞的伤害。胡风先生逝世后，我曾见过他的夫人一面，惴惴地问：先生靠什么抵抗住了那么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寂寞？
她说：“还能靠什么呢？靠回忆，靠思想。否则他的精神早崩溃了，他毕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的人啊！”
但我心中暗想，胡风先生其实太够得上是特殊材料的人了啊！
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
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而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哪怕仅仅做这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他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
如果居然还侥幸有笔有足够的纸，孤独和可怕的寂寞也许还会开出意外的花朵。《绞刑架下的报告》《可爱的中国》《堂·吉诃德》的某些章节、欧·亨利的某些经典短篇，便是在牢房里开出的思想的或文学的花朵。
思想使回忆成为知识分子的驼峰。
而最强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而是想回忆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这时人就自己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他一生最忠诚的朋友——他自己。
谁都不要错误地认为孤独和寂寞这两件事永远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现代社会的真相告诫我们，那两件事迟早会袭击我们。
人啊，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寂寞的能力，读书吧！人啊，一旦具备了这一种能力，某些正常情况下，孤独和寂寞还会由自己调节为享受着的时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