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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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从“涉水”地名视角探析乡村聚落的水环境适应性选址与布局特征及其蕴含的生态智慧，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当代乡村聚落安全韧性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启示。[方法]根据“涉水”地名划分聚落类型，将文本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估计及SCS-CN水文模型等方法分析豫南乡村聚落水环境适应性选址与布局特征。[结果]①豫南乡村聚落的命名呈现出显著的水环境指向性，地名与空间格局存在一定印证关系。②各类“涉水”聚落的空间分布集聚性显著且空间异质性强，对特有水环境的依赖度高。③在水环境适应性宏观选址层面，豫南乡村聚落具有较强的近水型选址偏好与顾及雨洪风险的特征。④在水环境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兼具蓄排一体的场地利用、规避雨洪的村落布局以及兼顾防御的环境改造等适应性布局特征。[结论]豫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命名具有较强的“涉水”特征，选址与布局充分体现了趋利避害、低技生态的水环境适应性生态智慧。未来可在流域、镇村体系、设施等层面传承水环境适应性规划理念。
关键词：豫南地区；乡村聚落；水环境适应性；“涉水”地名；空间自相关分析；SCS-CN 模型
地名具有地域性、历史性、社会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家族属性、地理特征、人文景观的高度凝练。“涉水”地名通常指以河流湖泊、坑塘水系等水环境要素为中心进行的命名,其往往能映射出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水文特征以及人类对水环境的利用与改造。传统的地名研究主要以地名的起源、流变、类型划分以及地名映射下的地域文化景观为研究主体，研究方法多采用定性描述的方法。近年来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兴起，将传统的地名统计学与空间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时空角度的地名研究逐渐成为了主流。
水适应性景观（water adaptive landscape）是人们在变化的自然环境中综合解决防洪排涝、人畜饮水、农业灌溉、小气候改善等问题而产生的景观形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俞孔坚等在总结中国明清黄泛区城镇防洪经验基础上所提出的洪涝适应性景观概念演变而来。在此基础上，俞孔坚等进一步系统总结了国外受气候干湿类型、地形特征等因素影响形成的不同水适应景观内容与形式。张雪葳等剖析了西湖传统陂塘水利景观对城市乃至区域尺度景观格局的影响。李晓溪等从宏观选址、中观空间、微观景观等层次对泉水聚落的水适应性生态智慧进行了提炼总结。贺鼎等根据降水量以及城水关系梳理归纳得出了北京长城堡寨聚落中的台田、坑塘、沟渠等水适应性景观模式。谢诗娴等从水系结构、土地利用、聚落选址及水管理等方面分析了珠三角桑园围水利景观的水适应性的演进模式。总体而言，现阶段聚落水环境适应性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类型聚落的水适应性景观以及传统农业水利景观的水适应性，而缺乏从聚落命名的视角分析比较不同类型聚落水环境适应性的相关研究。
在豫南地区，水环境与当地乡村聚落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互动关系。为了应对旱涝等灾害，当地先民因地制宜地发展并形成了河流、坑塘、水田与乡村聚落共生的人居系统,其乡村聚落的选址、布局乃至命名上均体现出鲜明的“涉水”特征，不仅映射出了村落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征，也反映了居民对水环境的适应和利用策略。然而，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土地整治、迁村并点等建设活动在促进乡村现代化转型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诸多乡村聚落传统的选址空间格局及其水环境空间。这种干预不仅削弱了聚落在面对旱涝灾害时的韧性，也导致了乡村聚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涉水”地名文化景观逐渐失去其依托的实体空间，原有的地名与景观相互映衬的格局也正在被逐步瓦解。因此，从“涉水”地名的角度来研究乡村聚落的人水关系，探究其水环境适应性特征，对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水适应性生态智慧的当代传承与转化具有直接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地名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豫南地区“涉水”地名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探讨聚落选址布局与水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乡村地区安全韧性规划与低影响开发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豫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南阳市、驻马店市、信阳市，狭义上特指信阳市。本文采用狭义上豫南地区的范围界定，包括河南省信阳市的浉河区、平桥区、潢川县、淮滨县、息县、新县、商城县、罗山县、固始县、光山县，总面积达1.89×10⁴km²（图1）。豫南地区虽然隶属于中部省份河南,但是属于南方，年降雨量1.30×10³mm左右。豫南地区河流众多、水系发达，其中有1.80×10⁴km²的流域源于淮河水系。淮河水系密集且径流量大，其中流域面积大于2000km²的较大支流浉河、竹竿河、白露河等8条，流域面积在100km²以上的支流48条，山丘区小型河道约500条。由于整体地势南高北低,支流大多从南部山区发源，向北流入淮河水系干流。湖泊与水库主要分布在淮河支流的中游地区，坑、塘多分布于中部丘陵与东部平原灌区。
豫南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同时涵盖了山地、低山丘陵、水网平原等不同人居空间单元，在历史上洪涝灾害频发且灾害类型多样，有关记载显示，在1470年至1949年的近500a间平均3~4a便有1次极端的雨洪或山洪灾害事件发生，频率显著高于南方其他地区。长期的人水互动，使得该区域同时兼具类型多样的、与不同水环境互适的乡村聚落选址布局方式，并能在“涉水”地名中得到印证。选取豫南作为研究区，从“涉水”地名视角揭示其在聚落选址与布局中多维的水环境适应性特征，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该地区人水关系的科学认知，促进乡村振兴与区域的安全韧性可持续发展，也能对其他具有相似地理与气候环境的地区雨洪管理与水环境适应性规划提供参考价值。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聚落地名及空间位置数据通过Python爬取高德地图API在研究区域范围内的自然村地名POI数据，并构建聚落地名空间数据库。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来自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www.gscloud.cn）公开获取的30m分辨率数据。水系流域数据依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在ArcSWAT平台中生成。土地覆盖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遥感监测数据库（www.resdc.cn）。雨洪数据为参照选取的信阳市30a重现期的排水防涝标准及其对应降雨量。乡村聚落航拍影像来自笔者团队2023年1月与9月实地进行田野调查时为无人机采集。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估计法核密度估计法是由 Rosenblatt（1955年）和 Emanuel Parzen（1962年）提出的一种密度函数，通常用来反映研究区范围内的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波峰”和“波谷”来强化空间分布模式。核密度估计的几何意义在于表现要素中心强度随距离衰减的异质性。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对豫南地区聚落“涉水”地名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为要素在空间位置x处的核密度计算函数；h为距离衰减阈值；d为空间维数，取值1；n为与距离x小于或等于h 的点位数；k函数表示空间权重函数。
1.3.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是对地理空间要素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的描述。全局莫兰指数是常用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用以反映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相似程度,最早由地理学家 Patrick Alfred P. Moran（1948）所提出。全局莫兰指数的取值在-1与1之间,正值表示要素属性值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性,负值则表示负相关性，零值标志不相关，在空间上呈现随机分布。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Moran’sI 为全局莫兰指数；n为评价单元个数；x为评价单元要素属性值；为评价单元要素属性值均值；为要素i和要素j的权重,临界取值为1或者0。
标准化统计量（Z）值可在基于ArcGIS平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的运行结果中得到,用来检验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水平。当Z>1.96或Z<-1.96(ɑ=0.05)时，表明地理要素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性。
1.3.3水文模拟分析法基于ArcSWAT 平台构建流域河网流量流向、分水岭、子流域,识别雨洪战略点，模拟整个流域的自然汇水排水过程。运用SCS-CN模型计算每个子流域的雨洪风险区，综合生成整个地区的雨洪风险区。
SCS-CN水文模型是由美国水土保持局开发的一种模拟降雨及地表径流的经验模型。其原理的是在综合考虑流域土地覆盖类型、土壤类型、降雨量以及径流量的基础上计算区域产流量。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Q 为地表的径流量（mm）；S为土壤最大潜在入渗流量（mm/月）；P为单位时间内的降水总量（mm）。
由此可看出，区域产流量由降水量以及降水前土壤潜在入渗流量决定，而潜在入渗量又与集水区的土壤质地、土地利用方式和降雨前的土壤湿度状况有关。SCS-CN模型开发方在分析长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引入一个经验性的、综合反映上述因素的无量纲参数CN来推求S，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CN理论取值范围为0~100，在实际应用中取值通常为40~98。根据土壤渗透性将土壤类型划分为透水、较透水、较不透水、不透水4类水文土壤组，通过NRCS-TR55手册获取中等湿润状态下的各土壤质地的CN值。
2 “涉水”地名的分类结果与聚落总体
分布特征
2.1 乡村聚落“涉水”地名的统计分类结果
本研究借鉴已有的地名统计研究及地名识别方法，建立“涉水”地名识别标准：①通名含义明确指示某种与水相关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在地理实体空间格局中能够得到体现或佐证；②具有一定的基数,在研究区内的分布较为普遍；③顾及相同意义地名的不同繁简体差异、方言 表达与用字演化，如“塆”与“湾”“咀”与“嘴”等。在爬取了总共41328个豫南地区自然村地名后,通过人工关键词筛选归纳出16630个“涉水”地名，主要有：塆、冲、洼、河、咀（嘴）、围、塘、畈、桥等9类，占总数的40.20%。按照乡村聚落“涉水”地名所反映的水环境特征，进一步将其分成自然水环境、人工水环境两大类,并对每一类地名及其代表性聚落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表1和图2）。
自然水环境类“涉水”地名通常来源于地理环境的自然特征，如河流、湖泊、山冲等。这些地名直接描述了水文、地形地貌，反映了聚落与自然水环境的密切关系，其中常出现“塆（湾）”“冲”“塘”“洼”“河”“嘴（咀）”等字。“塆”是豫南地区较为独特的聚落命名，现经过地名简化，大多改为“湾”，故目前存在“塆”与“湾”并用的情况，其多指山区中两面或三面靠山，一面开阔，枕山面水的小块平地，这类地名在统计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55.05%，如丁李湾（塆）、田铺大湾（塆）、林家塆等；“冲”是指山区中由河流或者汇水路径冲刷形成的小块平地，所占比例为10.18%，如龚冲、何家冲、徐冲等；“洼”是指四周高，中间低的低洼地带，此类地形易积水，从而能够便捷地获取水源，该类地名所占比例为5.24%；“河”是指较大的自然河流流经的陆地，占5.12%；“咀”与“嘴”也存在着混用情况，其指河流的入水口或两岸突出伸入河流的陆地，即河流的“汭位”，占1.44%。
人工环境类“涉水”地名则反映了人类对自然水环境的因借、利用与改造，如水围子、桥梁、水田、水塘等。“围”是指在自然村落四周人工挖沟或者水塘将村落环绕起来用以防御的聚落类 型，俗称为“水围子”，地名中的“围孜”“围子”均指代水围子,所占比例达到8.77%，如管围孜、李围孜、余围孜等；“塘”是指人工挖掘或自然形成经过人工改造的水塘，所占比例为6.86%，其在弥补风水缺憾、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用水等方面至关重要；“畈”是指人工改造的田地，豫南地区多以水田形式出现,所占比例为4.53%；“桥”是指跨越河流连接两岸的建构筑物，所占比例为2.81%。
2.2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将豫南地区乡村聚落按照“涉水”地名划分为9类，分别测算各类型聚落的全局莫兰指数（Moran’sI）及相关指标（表2）。九类聚落的莫兰指数均大于0，对应的Z值均远大于1.96，显著性概率值（p值）均为0（p<0.01），则判定随机产生此类聚类模式的可能性小于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各类聚落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即相同类型的聚落倾向于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塘”和“塆”类聚落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57和0.35，表明其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洼”“冲”“围”“畈”和“咀”在内的聚落莫兰指数在0.12至0.15范围内,也显示出正自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显著；相比之下，“河”与“桥”类聚落的莫兰指数虽然显示出了正自相关性，但数值趋近于0，这表明这两类聚落在空间上更倾向于随机分布，而非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判定出各类聚落的集聚特征，反映与特定水环境的依存性，而要探究聚落具体的空间分布细节特征与差异,则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2.2.2 核密度分析由各类“涉水”地名指代的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核密度分析（图3）可知，豫南地区以“涉水”地名命名的乡村聚落的分布总体上呈现出了“中部密、南北疏”，沿大别山—桐柏山一线北侧丘陵地带向南北两侧递减的空间特征。依据豫南所处的淮河流域近60a（1956—2016年）年均降水量与等值线分布，可以发现，1200mm降水量等值线走向大体上与乡村聚落空间集聚带保持一致，同样呈现出向南北两侧递减趋势。充足的降水量以及起伏的丘陵地形有利于地表雨水滞蓄与地下水补给，自然形成水塘、湖泊，提供较为稳定的水资源供给，从而促进了聚落的集聚。
由图4与图5可知，各类“涉水”地名及其聚落的在不同县域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点，与全局莫兰指数揭示出的聚落集聚特性的差异相符合，更加直观的反映出各类地名及聚落的空间分布异质性。在自然水环境类“涉水”地名中，塆类聚落的核密度值最高达1.45，总体在商城、浉河、罗山等区县集聚。冲类聚落地名主要沿豫南地区南部大别山—桐柏山一线分布，核密度高值区分布在商城县,新县、浉河区。洼类聚落地名呈凝聚型分布在商城县的灌河以及罗山县的竹竿河沿线地带，核密度高值区均位于两条河流的中上游地区，介于0.23~0.41之间，其沿河分布态势显著。河类聚落主要凝聚分布于新县、商城县、固始县的大型河流上游地区。咀类聚落的核密度高值区主要零星分布在浉河区、固始县、商城县等区域，多位于河流上游地区。
在人工水环境类“涉水”地名中，围类聚落呈凝聚分布状态，核密度值在固始县、息县、潢川县等豫南地区东部淮河沿线平原最高，介于0.20~0.35之间。塘类聚落分布呈东西多，中部少的特征，核密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商城县、固始县以及罗山县。畈类聚落分布呈凝聚型，以光山县为高值区向外递减。桥类聚落分布除新县与淮滨县外，在其余区县的分布均较为广泛。
3 乡村聚落选址与水环境的空间关系
通过分析“涉水”地名的数量统计及其代表的聚落类型空间分布，可以发现“塆”“冲”“围”等类型聚落在豫南地区的分布最为广泛，占了总数的近75%，且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分布异质性，基本上涵盖了豫南地区的山地、丘陵、水网平原等不同地形地貌区，所营造的聚落形态与选址特征在豫南地区的乡村聚落中具有突出代表性。故本文选取了“塆”“冲”“围”3种数量最多且空间分布异质性较强的“涉水”地名及其代表性乡村聚落，通过ArcGIS空间定量分析“涉水”地名背后的村落选址布局与河流水系、雨洪风险的空间关系。
3.1 聚落选址与河流水系的距离关系
乡村聚落的选址受到水系网络的空间格局和等级分布影响较大，聚落的规模通常依附于水网等级，同时聚落选址与水系网络高度吻合。在ArcSWAT中通过汇水分析功能构建出研究区的水系网络，并参照流量大小运用自然断点法将水系划分为5级。根据乡村聚落至水系的水平距离H，优先取其至依附的最小等级水系的距离值，以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将豫南地区乡村聚落的选址类型划分为亲水型（H≤100m）、近水型（100 500m）3类进行研究，能够更精确地揭示乡村聚落的选址偏好（图6）。研究结果显示,塆、冲、围3类聚落与水系距离保持在100~500m的近水型选址类型比例最高,分别占77.17%，70.17%和77.05%，亲水型次之，远水型比例最低（表3）；聚落与水系水平距离最小为3m，距离最大为875m，平均水平距离为213m。总体上看，在距离水系100~500m距离范围内的近水区域是聚落选址偏好最强的地带，该距离区间为聚落选址各因素权衡的结果，其提供了一个适宜的雨洪缓冲距离的同时保证了取水用水的便捷性。而随着水系距离的增大，则取水的便利性降低；反之，随着距离的减小，聚落面临的雨洪风险则更大。
3.2 聚落选址与雨洪风险区的空间关系
豫南地区乡村聚落所处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历史上暴雨频发，饱受雨洪灾害困扰。据当地县志记载，信阳地区在公元1470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500a间，大涝年份有37a，偏涝年份有101a，平均3~4a便有一次涝情。例如“六月三日，大雨，一昼夜不止，浉淮漫溢成灾，漂没田庐无算”“自五月至七月底，霪雨成灾，倒塌民宅无数······”等记录，都生动反映了当时洪涝灾害的严重性。
以信阳市30a重现期的暴雨量227mm/d作为模拟降雨事件的基准情景，运用SCS-CN 模型计算识别得到豫南地区的雨洪风险区域（图7）。分析结果显示，豫南地区的雨洪风险区域总面积达到了3382.6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2.90%，主要分布在淮河一线平原与丘陵地区，雨洪战略点主要位于沿淮大型河流的汇流处。在雨洪风险区内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密度显著降低，仅为0.19个/km²，远低于整个研究区的“涉水”聚落的平均分布密度0.63个/km²。
4 豫南地区乡村聚落水环境适应性布
局特征
4.1 蓄排一体的场地利用
在豫南地区的乡村聚落选址布局中风水观念与防洪需求的双重考量是至关重要的，塆类聚落作为该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其在风水与防洪之间实现了巧妙的权衡。尽管从“塆”的字形组构及命名含义上看，并不与水环境直接相关，但其空间形态与场地布局却透露出了水环境的紧密联系。
通过在ArcGIS中构建等高线，并运用SWAT 模型进行水文分析，模拟场地汇水路径并平滑化处理后发现，该类聚落大多分布于两面或三面的山体或缓丘合围、一面开阔的地形之中，并直接布局于汇水路径之上（图8），如丁李塆、田铺大塆、四楼塆、西河大塆。在降雨时，山塆能够汇集雨水流入聚落中，再经过顺应雨水流向的街巷疏导、水塘承接以及农田缓冲，能够有效削减洪峰,排出雨水，使得聚落免遭水患之灾，并且能够在村落低洼处的人工水塘截留一部分过境雨水，以供居民日常生活及生产用水之需，实现了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这种蓄排一体的场地利用方式是豫南地区乡村聚落水环境适应性布局的典型。
4.2 规避雨洪的聚落布局
豫南地区乡村聚落在规避雨洪方面也展现出独特的布局特色。通过选取宋冲、何家冲、龚冲、徐冲四个典型冲类聚落，对其场地地形与汇水情况进行可视化处理后可以发现，在地形选择上，该类聚落在地形选择上倾向于地势较高的位置，并巧妙地避开了山谷地带汇水路 径，利用自然地形作为防洪的屏障（图9）。在聚落的布局上充分考虑了防洪需求，聚落通常呈现出阶梯排布式与分散组团式的布局方式，以降低雨洪对聚落的集中扰动。阶梯排布式布局是将聚落沿等高线进行阶梯状布局，有利于雨水的自然流动和排出；分散组团式布局则是将聚落划分为若干建筑组团，分置于汇水路径两侧，有利于在雨洪灾害发生时分散风险。在水系利用上，农田与水塘往往直接设于汇水路径沿线，采用梯田或多级水塘的形式便利灌溉的同时并用以消解雨洪。这种规避雨洪的聚落布局方式体现了豫南地区乡村聚落长期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趋利避害的生存策略。
4.3 兼顾防御的环境改造
豫南沿淮平原地区因在历史上频繁发生旱涝灾害，由此带来的连年饥荒、百姓流离失所等问题也滋生了盗匪横行,迫使豫南地区的先民为保护家族安全与劳动成果，在改造平原地区水环境过程中兼顾防御性，形成了 “水围子”这一特有的聚族而居的聚落类型。
具体而言，在水系利用上，通过人工挖掘沟渠或利用自然水塘在聚落周围形成环绕聚落的闭合水系，聚落紧邻水域，使得村民日常生活用水极为便捷。在聚落布局上，聚落建筑多采用围合式、团块式紧凑布局，可通过关闭寨门或吊桥来抵御小规模的盗匪攻击。依据空间组构，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单围、双围和联围三种类型，各具特色，展现了空间形式上的多元化，如采用单围模式的管围孜村、和大围孜村；采用双围模式的李围孜村；采用联围模式的陈围孜村（图9）。整体上形成了从内到外依次为“聚落—寨墙—沟渠—农田”的多级嵌套的人居系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时期，该形制对于抵御外来侵扰、集约高效化开展生产活动具有显著效果，充分证明了其低技生态的实用价值。
5 讨 论
目前对于聚落地名与环境要素关联性的研究多从区域或流域等宏观层面揭示出乡村聚落或农村居民点在空间格局上强烈的环境指向性，难以反映出微观聚落场地尺度下聚落与水文过程及特征之间深层次的空间关系与布局逻辑。本研究按照“涉水”地名对豫南乡村聚落进行分类，得出了在其命名方式与空间格局上均呈现出的显著的水环境指向性结果，相较于传统的将地名与地理要素进行空间叠加的手段，综合运用了 GIS水文分析、SCS-CN产流模型等方法，从宏观流域尺度与微观场地尺度揭示聚落与河流水系、降雨情景下雨洪风险区的空间关系、聚落场地的微观布局,能够兼顾区域性特征规律与空间细部差异。本研究采取的“流域—场地”多尺度分析方法不仅可为量化水环境要素与水文过程对聚落选址布局特征的影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也为聚落适应性布局优化提供科学参考。此外，与以往研究普遍得出的在0~1000m 区间内聚落数量与距离河流水系远近之间的单一负相关关系相比，本研究发现至河流水系距离的各区间段内聚落数量呈现出近似倒“U”型的分布，即在100~500m范围内最多。此差异源于本研究在水系网络构建上除了考虑地表河流外，还将降雨情境下的自然汇水路径顾及在内，这一发现也更加精准地识别出乡村聚落至河流水系距离关系的空间非平稳性，为聚落选址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解释。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流域内乡村聚落所面临的雨洪风险以及表现出的适应性特征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本研究仅考虑了单一降雨情景下的雨洪淹没风险，而未综合考虑区域内不同地理单元在降雨与水文特征上的细部差异，也未考虑到气候动态变化下的聚落雨洪适应性征的演化。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运用机器学习辅助遥感影像解译等方法提高对聚落斑块的识别精度，结合情景模拟进行气候变化背景下长时序的水环境适应性特征演变分析，从而更精准地解析聚落空间与水环境及水文过程的关系，为乡村地区的水环境适应性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支撑。
6 结 论
基于豫南乡村聚落“涉水”地名统计与分类，将文本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水文分析等方法，对聚落空间分布、水环境适应性选址与布局特征进行了分析。
（1）豫南乡村聚落命名上的自然及人工水环境指向性显著，主要存在9类“涉水”地名，地名与空间格局存在一定印证关系。
（2）各类“涉水”乡村聚落空间分布集聚性显著，对特有水环境的依赖度高。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中部密、南北疏”的特征，依附于大型的河流中游地区；各类“涉水”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异质性强。
（3）在水环境适应性选址上，豫南乡村聚落具有较强的近水型选址偏好与顾及雨洪风险的特征。在距离水系100~500m范围内的近水区域是聚落选址偏好最强的地带，同时在雨洪风险区域的聚落分布密度显著降低。
（4）在水环境的综合影响下，豫南乡村聚落呈现出蓄排一体的场地利用、规避雨洪的村落布局以及兼顾防御的环境改造等适应性布局特征，充分体现了趋利避害、低技生态的水环境适应性生态智慧。
根据研究结果，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乡村聚落的水环境适应性生态智慧传承提出规划对策建议。首先，在流域空间规划层面强化流域综合治理，增强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综合测算水环境承载力,以维持水生态平衡，同时编制兼顾城镇、乡村和生态空间的防灾减灾专项规划。其次，在镇村布局规划中，应在充分遵循地域自然地理特征基础上，合理确定集聚提升型、拆迁撤并型等不同类型村庄。同时，在村庄规划及水利基础设施规划设计中应延续水环境适应性选址布局传统,，尊重“涉水”地名表征下的水环境空间，兼顾雨洪风险、生态安全与居民生计，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实现乡村地区可持续与安全韧性发展。
作者：陈凯怿，林祖锐，李凯，梅忠建
来源：《水土保持通报》2024年第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刘 言
审订：贺雨婷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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