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扛枪修身写诗”,是吴振2025年的计划。吴振出生于1983年,是云南边检总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移民管理警察,常年奋战在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一线,曾荣立1次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一位诗人,吴振的诗集《边境书》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收录了他在戍边生涯中创作的140余篇边塞诗作。


吴振表示,自己作为移民管理队伍中的普通一员,用诗歌记录八千里云岭雄关波澜壮阔,反映新时代移民管理事业蓬勃发展,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对自己而言,这更是一次持久、独特而美好的灵魂成长之旅。他愿将本书献给广大忠诚戍边的移民管理警察,献给辽阔无垠的祖国边疆,希望唤起全社会对边疆建设、对移民管理事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吴振说写诗对他来说意味着一种双螺旋的生命形态,“当个人命运与边境深咬在一起,边境赋予了我独特的创作资源,而诗歌给予了我巨大的精神疗愈力量。”

把边境之上看见的、想到的,原原本本记下来,就是很好的诗句

《边境书》由吴振根据自己在边境工作期间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我安静地向边境走去;第二辑:我爱这潮水般的幻灭和希望;第三辑:如此渺小的丰碑。诗作紧扣我国新时代边疆守护者的生活,深情抒写了新时代戍边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仅传承了军旅诗歌的写作传统,更以云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为背景,展现了边疆守护者的家国情怀和忠诚担当。

谈及何以成为诗人,吴振介绍说,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他始终对文学,尤其是诗歌,怀有浓厚的兴趣。“学生时代,我积极参与文学社团的活动,投身工作、入伍之后,我广泛涉猎了国内外的诗歌佳作。”

然而,吴振真正意义上提笔赋诗,是在部队磨砺十年后才开始的。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吴振结识了诗人王单单。“在他的鼓舞与启发下,我开始深入思考戍边生活的内涵,战战兢兢地写下了一些文字。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的话:‘你把边境之上看见的、想到的,原原本本记下来,就是很好的诗句。’”

有一次,吴振在边境夜巡,天太黑,跳一个坑时跌了一跤。他记录下了这次经历:有些疼痛得忍住/骨头疼是一个人的痛/石头疼是一条边界线的痛/如果枪杆子也叫疼/那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痛。

就这样,吴振开始了他的写作之路。

业内学者称赞吴振的诗歌,体现了当代边塞文学创作的繁荣态势,是边塞诗歌和边塞文学的又一次崛起。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元胜评价说:“吴振是南疆的守护者,也是汉语边缘的书写者,双重身份给他的诗歌赋予了厚重的底座,而独特的语言天赋又让这些绝境里生出的文本具备了时而举重若轻、时而举轻若重的飘逸。”

吴振告诉记者,他的朋友诗人李君川几天前用“吴振的诗歌”问了当下流行的DeepSeek,DeepSeek这样回答:“吴振的创作启示我们,当代边塞诗正在经历三个转向:从英雄主义转向平民视角,从军事征伐转向生命守护,从功业追求转向精神内省。这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当代边塞诗应当继续挖掘戍边生活的精神深度,在守护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个人与家国的张力中寻找新的诗学可能。”

吴振十分认可这个回答,在他看来,“新边塞诗”应当在边塞诗古老的河床上,开凿出新的精神泉眼。“新边塞诗需要紧贴当今时代边境的实际,既要延续古典边塞诗的家国情怀,更要在现代语境下,以质朴的语言质地,重构戍边人的精神图腾。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从人性出发,真情实感把边疆人民写进诗行里,而不是自以为是地粉饰功绩。”


吴振常年奋战在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一线

十八年的戍边生活,如同折叠在诗集中的篇章

追溯自己的“诗人之路”,吴振坦承个人成长经历对其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作为海边长大的孩子,我身上带着盐碱味的语言胎记。我出生在海南乐东乐罗村,比三亚‘天涯海角’稍远一点,村旁有条望楼河,村后的港口叫望楼港。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海边的成长经历让我快乐无比。那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打鱼,有一次不小心掉进漩涡,游不出来,父亲把我从水底捞上岸。我醒来后,看见他吓坏的表情,笑了。回家后,母亲给了父亲一顿骂,给了我一顿打。‘不死得呀’和‘死了罢’是家乡人的口头禅,意思是‘死不了’和‘死就算了’,这样的乐观主义,是骨子里的东西,它成了我的座右铭,也是我创作的基石。”

第二则是远赴西北求学的经历,让他亲身体验了祖国边塞的壮丽。“我是在兰州的甘肃政法大学读的大学,在这期间,我对边塞的理解从书本跃入现实,大漠、戈壁、长河、孤烟、落日的景象,以及牧民、界碑、骆驼、哨所的人文风情,都让我这个海岛少年深感震撼,也为我心中种下了戍边的种子。”

第三,就是南下滇西戍边的岁月,“这是我疼痛与愈合的时间修辞。十八年的戍边生活,如同折叠在诗集中的篇章:记得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手脚发抖;记得从瑞丽江里把追毒贩牺牲的战友姚元军打捞上岸时的咬牙切齿;记得父母在家乡病逝时的天昏地暗;当然,我也记得景颇族人民第一次教我抽水烟筒;记得第一次立功;记得第一次初为人父。当个人命运与边境深咬在一起,边境赋予了我独特的创作资源,而诗歌给予了我巨大的精神疗愈力量。”

吴振说自己喜欢用笔在纸上写诗,因为“有踏实感”。“写一首诗有时很快,比如《告诫书》,只有三句:你已靠近中国边境/请不要越过——/围栏、界碑、吴振。也有一些诗作,写完或写到一半时,感觉不好,我会先晾起来,等灵感来了再继续。这是刚写诗时王单单教我的,后来雷平阳又教了我一遍。”

吴振认为,对于一个有诗歌写作经验的人来说,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诗,并不是什么难事,无非是激发灵感,握住诗眼,水到渠成。“难就难在长期创作中如何将采取的视角、词语的炼金术、奔赴的境界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线上。对我来说,写诗最大的挑战是当我的笔锋触及边境这片土地的温度时,如何在分行的缝隙中让不可言说的一切彰显出来。正如里尔克所言:‘诗是经验’。我还在寻找这把语言密匙的路上。”

我的文字有两大着力点,战友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写诗对吴振来说意味着一种双螺旋的生命形态,“在边境上,战友和认识我的群众经常有意无意叫我‘诗人’,这很好玩。在执勤任务时,我是一个严肃刻板的人,但一旦脱下工作的外衣,这样的昵称往往能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的笔锋经常对准他们,肆意书写之后让他们阅读,作品好坏不论,仅仅为了让坚硬的生活有一个柔软的去处。”

吴振写完诗会给战友看,“战友们在边境线上无聊的时候,会读上几首诗来消磨时光,也会在社交平台上帮忙转发我的作品。不管是以前的部队,还是现在的移民警察,战友之间的那种感情始终没变。我没有感觉他们对我有什么特殊之处,崇拜说不上,一起经历了边境和岁月洗礼的一群人,我说我不爱他们,你不信;你说他们不爱我,我不信。”

吴振说自己的文字有两大着力点——战友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写战友往往也是写我自己,在这块通感的魔方里,我得用文字将这群人的喜怒哀乐、铁马冰河、梦想与期待梳理出来。人总会老去,但诗歌总有一天会‘用昨日的阳光晒明天的谷子’。”

吴振的很多诗是带有叙事性的,比如一首名为《生活算法》的诗,讲述的就是刘明佳和边玲玲的故事。吴振告诉记者,这对夫妻是他的战友,“目前仍坚守在怒江边境的大山深处的亚坪警务室。其实在我们队伍里,这样的故事很多,大多数人都是远离故土、投身边境的,然而,像边玲玲这样义无反顾地带着孩子从东北远赴如此艰苦之地生活的情况,实属罕见。我的创作并非刻意为之,记得那天在石月亮的火塘边,我在与这对‘活宝’聊天的时候,灵感突然涌现,我便记录下了这首关于戍边、爱情及家庭的诗歌。”

关于如何把故事性融入诗歌的问题,在吴振看来,对于每一位诗人而言,诗性与故事性是构成一首诗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基石,它们如同诗人必备的技能包。“诗性能为故事增添不一样的韵味,而故事能为诗性提供坚实的支撑。在诗歌写作中,诗人往往通过简短的语句,制造适度的断裂和跳跃,使得故事迅速描绘出一个贴合主体情思的画面,让刻画的人物形象进一步饱满,从而使诗歌得以升华。正如雪莱所说:‘诗使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得永恒。’”

《双坡垭口》的创作地就在双坡垭口,是英雄辈出的木康边境检查站的所在地,这里曾被中央军委、国务院授予“缉毒先锋站”的荣誉称号。吴振说自己一直想写一首诗给木康站,“实际上也尝试写过几首,但总是要么感慨战友们生活艰苦,要么赞颂他们战功显赫,总感觉写不出诗的味道来。直到有一天,我去木康,刚好看见一位老人赶着一群羊上垭口。那一瞬间,我豁然开朗——木康站还需要歌功颂德吗?显然不必。正是那份‘不悲不喜/不卑不亢’的平凡坚守,那份默默的奉献,才真正彰显了其伟大。于是,我立刻捕捉到了诗眼:‘要相信,一个焦虑的人,一生无法跨过命运的垭口。’我们要和一个老百姓谈什么呢?‘谈冷暖/谈双坡的女人和一只羊的价值’——咱们和老百姓就应该嘘寒问暖,问家庭、问收成、问日子怎么样,不是吗?与老百姓并肩而行,才是当下真正的木康人。”

《月光白马》创作地在云南芒市边境线的谢里山上,那天夜里,吴振他们追捕一群企图偷渡出境、从事电信诈骗的年轻人。“直至凌晨三点左右,在谢里山界碑旁成功将他们擒获。在押解归来的路上,车内异常宁静,历经近50个小时的山林鏖战后,双方都很疲惫。月光照着山谷里的流云,像一匹匹奔跑的白马。灵感来了,一首诗诞生了。我在诗里这样结尾:‘这尘世,渺小如我/仍驯养着一匹能征战四方的白马/月光下仍有无垠的牧场/这是人生的另一种慈悲’。”

《边境书》中还有一首《两颗糖》:在冰箱的角落里/我发现两颗糖果/那是父亲活着时买给他孙子的/我剥了一颗拿给儿子/他笑着走开了/自己剥一颗放进嘴里/一颗甜蜜的糖/让我泪流满面。

这首诗简单质朴,却令读者深深感动,吴振说:“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双亲已故,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份痛楚愈发隐匿,如同心中难以拔除的芒刺。这不是卖惨,我现在已深深理解人世中万般无奈,尽管如此,我依然热爱着生活。而作为诗人,我得在自己的诗歌里竭尽全力让自己的父母复活,这是我的责任和权利。我的父亲这一生都与世无争,像天下的农民父亲一样,勤勤恳恳,养儿育女。如果非要说影响,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父爱从未缺失,父亲就是我最大的底气。”

诗歌让我保持了对生活的热度,那些分行的文字,助我重新校准灵魂的坐标

在现实的生活里,吴振不会过多考虑诗歌或是写诗能带来什么意义,“即便此刻,我依然坚信自己所书写的文字并无深远的意义。这样的说法或许显得有些虚伪,也许换个说法会好点。于我而言,诗歌就像是边境上的榕树、河流、界碑,不论我是否动笔,它们始终存在,那片诗意的国度就在那里。如果非要说出意义来,那只能勉强地说,诗歌让我保持了对生活的热度,使我在孤独与痛苦中未曾呼喊。它就像一把军匕,能够划破时光的茧壳;而那些分行的文字,则助我重新校准灵魂的坐标。”

读者们的反馈中,吴振觉得理解、共鸣和鼓励皆有之,其中有两位让他印象尤为深刻。“一位是远在新疆石河子的读者,他说我写的只是云南滇西的边境,希望我能走完中国边境,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边境书’。另一位读者是泰国华侨,他说读后深有感触,从狭义上讲,我是守卫中国边疆的战士;从广义上讲,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汉字诗歌便是我们共同的精神领土,我们应当共同守护。”

作为文字创作者,吴振认为遭遇读者褒贬不一的评价是常态。“我感到庆幸的是,我所处的创作环境是如此独特,这无疑增加了我的诗歌的辨识度。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这种独特性往往也带来局限和挑战。读者的受力面是广大的,我们无法强迫他们去阅读那些他们本就不喜欢或无法产生共鸣的作品。诗人的矫情没有意义。尽管如此,我仍期望通过我的诗歌,能够唤起广大读者对国家边界的认识,以及更多对我们这支新组建的移民警察队伍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驻守”二字的分量,绝非英雄主义的幻想,而是钢枪与花朵之间的同时觉悟

很多人好奇,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每天的日常是什么?吴振向记者介绍说:“我所在的单位是基层的边境管理大队,是从原公安边防部队转隶过来的,由边境派出所和二线边境检查站组成,主要是边境辖区的治安管理、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等。这些任务构成了我的工作日常。”

吴振曾荣立1次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请他讲一些立功的故事,吴振干脆地拒绝了:“我们还是多聊聊《边境书》和诗歌吧。至于立功这件事,我认为这是组织给予群体的荣誉,它意味着许多。我从事了一份光荣的职业,一支血脉赓续的团队加上一帮热血青年,在长期的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中,付出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荣誉,而是群体的荣光,我只是幸运儿罢了,不能再自私地往自己脸上贴金。”

十八年的戍边生涯,吴振形容说像一场漫长的飞雪,磨砺了他的身躯,也重塑了他的灵魂。“从刚进入部队时的少年英气,到现在的不急不躁,从在无人的山岭里穿梭怕被人遗忘,到现在带着禅意的平静,我感觉自己成熟了不少。在警容镜前,看到自己的白发,也意识到岁月的痕迹。人最深刻的改变,或许就是认知的迁徙。一个常年在边境行走、杀伐果断的人,见识过偷渡客的嚣张和毒贩的枪口,也不过是胆寒和绝望的面孔,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与榕树、河流、界碑和斑色花为伍。边境线从来就不是地图上简单的虚线,我现在更加理解‘驻守’二字的分量,它绝非英雄主义的幻想,而是钢枪与花朵之间的同时觉悟。”

回顾这些年的戍边生活,问吴振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他以《我有我的骄傲》里的几句诗作为回答:“我得身绑石头/才能沉入边疆的土地/静待夕光沐浴佛塔/我的骄傲,风知道”。

文/本报记者张嘉

供图/吴振

编辑/刘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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