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述工作室
前言
“许述工作室”聚焦“旅行+文史”，正式启动的第一个主题是“中国李庄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中国古建筑考察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都是名门之后，既有诸多优秀品质值得后人学习，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值得回味。李庄镇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东面约20公里，我们前后去了十余次，对梁林故居比较熟悉，并对两人的生平特别是李庄时期的往事进行了详尽的走访和查阅。考虑以上诸因素，遂将“中国李庄之梁林故居”作为许述工作室正式“开工”的第一个主题。
本来，我们计划直奔主题“梁林故居”，并未打算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进行回顾。但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阅读了有关林徽因、梁思成、中国营造学社、李庄等相关资料数百万字，觉得有必要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平进行全面展示。我们采用了以图带文的形式呈现，并以“第一人称”即林徽因的视角来展开叙述。
我一生多数时间都以“梁思成太太”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但自从我去世后，却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和议论的焦点。我在建筑学方面的学术能力和成就或许不如思成，但我也有许多让他欣赏的地方。思成与我是相知相爱一生的伴侣，他是这么看我的：
梁思成晚年评价林徽因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务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候很累，因为她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第245-346页）
很多人也许对我与思成、志摩、老金的感情生活更感兴趣，殊不知这恰恰违逆了我的意愿。我是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当别人称呼我为“梁太太”时我心里其实比较抵触，更别提被现在某些人定格为某位著名男士的恋人。好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我是个“大女主”，女儿再冰对我的评价概括为两个字——“仗义”。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脾气大性子急，“直爽性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1932年1月1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看到学生的素描作业不行，竟脱口而出“怎么不像人画的”，（茹竟华、王其明：《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先生》）后来想想这话说得太直太伤人了，不应该。
我这人爱美，加上长得还凑合，学的又是美术专业审美也不赖，比较会穿搭，所以有的照片拍得不错。不过，我不是360度无死角美女，由于年龄、神态、拍摄角度等原因，有的照片也不怎么令人满意。我喜欢别人夸我漂亮，但并不喜欢别人夸我只有美貌——那是指没有内涵的花瓶。有一次，老金夸思成和我一个是“梁上君子”，一个是“林下美人”，一般人高兴还来不及，但我却不喜欢：“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24页）
这篇图传包含了330张图片和4万字，篇幅有些长，为了让读者诸君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故将其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上——“我的前半生”（120张照片+1.7万字），讲述了27岁之前我的学生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时间上占我有限生命的一半多，故称“我的前半生”。梁启超先生挑选儿媳的标准十分严格，他是怎么看上我的？我在诗歌创作上受到徐志摩的启蒙和影响为什么又拒绝了他的追求？我与男朋友思成刚到美国为什么连续几个月吵架？我一个女生，怎么会喜欢上建筑学的？
中——“我的花样年华”（167张照片+1.4万字），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心性的成熟，我步入了中年时期，时间虽短，却是我一生最光彩耀眼的时期。我喜欢北京的大House，大到有40多间房子，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太太的客厅”名满京城；比徐志摩还痴情的金岳霖趁思成不在向我表白，我怎样对待和处理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到底是写给谁的？我是如何结识一生的挚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的？多次外出考察古建筑，我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下——“我的艰难岁月”（43张照片+1万字），时间跨度从我33岁至51岁去世的晚年时期。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被迫离开北平，逃难到大西南，我在这里是否能维持北平时期那样优裕、闲适的生活？我的经济来源是什么？我喜欢云南讨厌四川，为什么还要从昆明搬到李庄？我在李庄的五年几乎足不出户，是怎么过来的？回到北平做大手术前担心下不了手术台，我最想见的人是谁？女儿再冰不听话和我闹矛盾，我怎么办？人生最后几年我病得如此严重为什么还要拼命工作？
虽然这只是一篇公众号文章，却有着特殊的价值。一方面，与所有关于我的著作相比，本文收录了多达330张照片，其中不乏一些私人珍藏的珍贵照片。第二，和其他以图为主的公众号文章相比，本文又是内容最丰富有趣的。全文约4万字，大约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需要各位花费一点时间和耐心细细品读；如果您喜欢我，请一定不要错过，它会告诉您一些我不为人所熟知的轶事，也将为您全面展示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我。
一、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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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的我，当时还没有凳子高 1907年6月10日摄于杭州
我初名“林徽音”，直到27岁才改名为“林徽因”。“徽音”这个名字有些渊源和讲究，是我的进士爷爷林孝恂给起的。“徽音”源自《诗经-大雅》：“思其大任，文王之母。母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大抵意思是：周文王的母亲大任雍容端庄，京城王室之妻贤淑美好，太姒能继承她们的美德，多生男孩家族兴旺。言下之意，爷爷希望我作为林家的长女，能给林家“招弟”，以后有更多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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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的我与父亲林长民 1910年摄于杭州
爷爷林孝恂进士出身，后来做了杭州知府。父亲林长民只有秀才的功名，但后来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政治，期间结识了我未来的公公梁启超先生并与之成为挚友。父亲参与制定了民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当上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则是同届政府的财政总长。父亲任内曾拒绝军阀张镇芳10万元巨款请求特赦的行贿，在政坛口碑很好，连周恩来都说他是“北洋政府里的好人”。
段祺瑞政府很短命，仅3个多月就解散了，所以父亲的司法总长也只干了3个多月。有趣的是，父亲特地给自己弄了一个章，上刻“三月司寇”（司寇是古代中央负责司法的官职，孔子曾做过这个职位），写信啥的就盖在落款处。外人会觉得父亲留恋官场，但我知道，其实他是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
1925年，奉军名将郭松龄起兵反对张作霖，邀请父亲入伙，并承诺事成后与其共分东北军政大权。父亲没能经受住诱惑，答应了郭松龄。后郭松龄兵败，父亲也死于流弹之下，年仅50岁。父亲去世时只留下300元现金，当时的我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半官费），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我那时已经是梁启超的准儿媳，所以准公公主动表示承担我留学的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有一个著名的堂弟——林觉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最后的家书《与妻书》入选了高中语文教材，其家国情怀至今仍被无数当代年轻人传诵和坚守，堂叔如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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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我（左一）和姐妹们 1912年4月摄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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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我在父亲书信上做的备注（右侧） 1912年
我年仅2岁时，父亲就东渡日本求学且长年在外。由于父亲的两个夫人（何雪媛与程桂林）都没文化不识字，爷爷林孝恂和奶奶游氏年迈多病，弟妹们又都太小，所以从6岁起，我就开始代表林家与远在日本的父亲通信，报告家里的大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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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我 1916年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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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我（右一）与表姐妹们 1916年摄于北平培华女子中学
培华女中是英国人在北平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实行典型的英式教育，课程与英国大学接轨。校长包哲洁这样评价我：“除了在英国和培华接受学校基本的绘画、素描和制造模型的培训外，林徽因没有受过超越这些领域的更多的训练，但她的艺术天赋极高……”该校关于我的推荐信写道：“林小姐精通英语，她的英语写作水平实际上与在英国出生的学生并无分别，老师们都认为她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女生……”（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第92-93页）看起来，我在艺术和语言方面有一定的天赋。
当时，我和表姐妹们走在大街上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路人们往往忍不住多看几眼，甚至引来一些轻薄男子尾随。为此，我们不得不请身材高大的表兄弟随行当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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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我随父亲乘船前往欧洲旅游途中与同船旅客合影 摄于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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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岁，我与父亲林长民 1920年摄于英国伦敦
9.16岁，我与父亲林长民 1920年摄于英国伦敦
10.16岁，我与父亲林长民 1920年摄于英国伦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0年，父亲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为期一年半。他决定带我同去：“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各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56页）作为新时代的父亲，他很有现代眼光，甚至有把我当男孩培养的意思。梁启超先生对父亲十分了解，在信中直言不讳：“林叔叔有‘文’的‘美’的天才，自己未能十分发展，遗传给她（林徽因）。林叔叔特别爱她，也是因为她可以在这方面完成自己的心愿。”（梁启超1926年1月16日给梁思成、林徽因的信）
这次随父亲出游欧洲时我年仅16岁，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旅欧时间较长，为了不耽误学习，我考入了圣玛丽学院，期间结识了一位学习建筑的女同学，她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我这才发现，建筑在中国仅仅是盖房子，但在西方有着更丰富的涵义，是集美术、工程技术、人文理念于一体的综合学科。我被建筑深深吸引了，从而产生了当一名建筑师的强烈愿望，认为这能把自己的热爱和所长用起来，把日常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1926年林徽因的一个美国同学为家乡写的一篇访问林徽因的文章，见费慰梅：《林徽因与梁思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38页）正因如此，我初步确定了学习建筑的志向，进而影响到男朋友思成的职业选择。（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第48页）
此外，我回国后几十年中，但凡有条件，都保持着邀请朋友到家喝下午茶举行文化沙龙的习惯，也是此次旅欧受英国人普遍爱好的“下午茶聚”（afternoon tea）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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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我在英国伦敦寓所壁炉前看书 摄于1920年
不过，我随父亲旅欧期间并不总是愉快的回忆，有时会有些烦闷和不开心。特别是1921年3月，父亲去瑞士参加国际联盟会议，我一个人留在英国伦敦，感到孤寂：“（我）独自坐着，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扣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1937年11月9-10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39页）
去欧洲前，在父亲的安排下，我在北平家中与在清华学堂读书的思成已经见过面，但尚未正式确立恋爱关系。正当我在伦敦因父亲离开感到孤寂需要爱时，一个人闯进了我的生活——徐志摩，他年长我7岁。后来我曾创作小说《窘》，发表于《新月》杂志，许多人都认为，这部小说的原型是我和志摩之间的故事，您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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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岁，我在英国伦敦 1920年
13.16岁，我在英国伦敦 1920年
14.16岁，我在英国伦敦 1920年
15.16岁，我在英国伦敦 1920年
16.16岁，我在英国伦敦 1920年
17.16岁，我在英国伦敦 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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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岁，我在英国伦敦中央公园游玩 摄于1920年
19.16岁，我在英国伦敦中央公园游玩 摄于1920年
20.16岁，我在英国伦敦中央公园游玩 摄于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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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岁，我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摄于1920年7月
22.16岁，我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摄于19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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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右）与表姐王孟瑜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号家中 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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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号家中之一 摄于1922年4月
18岁，我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号家中之一
摄于19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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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号家中之二 摄于1922年4月。
我当时对这张照片比较满意，在背后写上“徽造像赠成”送给了男朋友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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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号家中之三 摄于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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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与思成在北平景山雪池胡同7号家中 摄于1922年
1918年，也就是赴欧洲两年前，在雪池胡同7号的林家，我和思成第一次见面，父亲安排的。当时，我14岁，在北平培华女子中学读书，思成17岁，在清华学堂读书。父亲在书房见思成，让我出来见面，我当时并不知道思成对我是个什么印象。后来有一次，他说他当时忐忑不安，很担心见到一个旧式大小姐，梳着油光光的辫子、穿着曳地长裙那种；不过当我出现在眼前时，给了他完全不同的印象：梳着两条垂肩发辫，上身穿着浅色中式短衫，下身着深色裙子仅及膝下。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小姑娘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便翩然而去的那种潇洒”。（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与林徽因》，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24页）
我和思成的婚姻主要是由双方的父亲促成的，看上去似有旧式包办婚姻之嫌，实不尽然。公公梁启超先生曾表达过两层意思，第一，“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着正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老夫眼力不错。”（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第23页）第二，他反对早婚，要求自家孩子学有所成，有自立能力后再结婚。14岁的我和17岁的思成相识，但10年后才结婚，大体是他想看到的。
同时也要看到，梁启超先生虽然嘴里说结婚由年轻人自己决定，显得很西式和现代，但他身上也保留了一些传统观念，干预了思成和我的婚姻。他要求我们订婚严格遵守所有的传统礼节，还找出两人出生地点、时间以及以上三代的姓名，请人给思成和我合“八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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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思成与母亲何雪媛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号家中 摄于
我的母亲叫何雪媛，来自浙江嘉兴的一个富商家庭，排行最小，很受宠爱，但没读过书，家务和女红一概不会，还任性，耍小姐脾气。她嫁到林家后备受歧视：父亲与她没有共同语言，结婚8年后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其实后来母亲也生了一个儿子但不幸夭折，因此她在林家没什么地位，常常抱怨自己命苦。
我一生下来就被奶奶游氏从母亲身边抱走自己亲自照料，约莫是奶奶担心母亲教养头胎孩子没有经验。直到奶奶在我七岁去世后，我才被送回到母亲身边。
由于母亲未能生下儿子为林家延续香火，父亲在婚后第9年娶了二房——上海女子程桂林。二娘也没什么文化，但性情乖巧，讨人喜欢，更重要的是为父亲生下4男1女，因此很得父亲喜欢，绝大多数时间都和二娘住在一起。父亲号“桂林一枝室主人”，足可见其对二娘的宠爱。
二娘及其儿女们住宽敞热闹的前院，母亲带着我住在狭窄冷清的后院。我到前院和弟弟妹妹们玩，回到后院常常受到母亲埋怨。父亲明显地‘厚此薄彼’，带来种种家庭纠纷和争吵，使尚未成年的我稚幼的心灵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以致于后来想起还不免伤心。（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第20-21页）
小时候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以这段生活和心境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绣绣》，并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段经历还影响了我对婚姻的选择。徐志摩认识我时已是有妇之夫，为了追求我，他逼怀有身孕的原配张幼仪离婚，不少人说他是“渣男”。我同情母亲的遭遇，客观上是程桂林嫁到林家造成的，我不愿自己成为程二娘这样的“罪人”；（费慰梅：《林徽因与梁思成》，第19页）我也同情张幼仪，她何尝不是在婚姻中受到伤害和遗弃的一方呢？所以，我始终没有对徐志摩的追求做出回应，这与我童年的生活感受有关（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和林徽因》，第29-30页）。
旅欧期间，我正值二八年华，渴望被人爱，恰在此时徐志摩走近了我。他是有妇之夫，比我大整整7岁，对我的追求过于激烈，这可把我吓坏了。面对徐志摩的追求和“纠缠”，父亲和我用脚作出了回应——我们于1921年10月14日回到国内。但徐志摩“死缠烂打”，也从伦敦追到北平。父亲与徐志摩是好友，他代我作出了答复：“足下用情之深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44页）
无论如何，徐志摩把我带入了诗歌的殿堂，但我们“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还是文学关系”（费慰梅：《林徽因与梁思成》，第17页）。后来回想此事，我认为：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见《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261页）朋友陈植曾问我与徐志摩是否有过恋情时，我的回答是“没有”，并强调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而且我还劝过他与张幼仪和好。（陈学勇访问陈意记录，1991年5月22日，见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第52页）
1947年冬，43岁的我即将在北平中央医院动肾脏切除手术，前来看我的人不少，其中有两人很特殊：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和孩子，他们是我主动约见的。张幼仪很清楚，当年徐志摩和她离婚不能怪我，所以多年后专程带着孩子来看望病重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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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思成 摄于19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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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思成、母亲何雪媛 摄于19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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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我（中）、思成（左一）与小姑梁思庄在北平郊游 摄于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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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二）、思成（左一）与新月社的朋友们之一 1920年代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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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二）、思成（左四）与新月社的朋友们之二 1920年代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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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坐者左三）参加欢迎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访华活动 摄于
当年，梁启超和蔡元培等创立的讲习社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经多方协调，最后由政府拨款，商务印书馆出资，自1921年起每年设专项资金，邀请国外学者来华演讲。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先后应邀来华。泰戈尔来华时，徐志摩邀请我一起担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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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右三）、梁启超（左一）与泰戈尔等人合影之一 1924年4
我和思成谈恋爱期间，经常在松坡图书馆约会，而徐志摩不死心曾去捣乱。思成不高兴了，特地在门口贴了纸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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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我（前排左三）、梁启超（前排左一）与泰戈尔等人合影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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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右二）、徐志摩（右一）、梁思成（左一）、父亲林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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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与泰戈尔合影之一 1924年4月26日摄于北京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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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与泰戈尔合影之二 1924年4月27日摄于北平故宫御花园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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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与泰戈尔合影之三 1924年4月27日摄于北平故宫御花园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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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思成与泰戈尔合影 1924年4月摄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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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与泰戈尔、胡适等在北平庄士敦家门前 摄于192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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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徐志摩（后排左一）与泰戈尔等合影之一 192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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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徐志摩（后排左一）与泰戈尔等合影之二 1924年4月29日
1924年5月20日，泰戈尔离开北京，由徐志摩陪同前往太原，我和其他人到车站送别。此后，我计划与思成同往美国留学。徐志摩曾请泰戈尔帮忙撮合，但我没答应。泰戈尔写诗感慨：“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对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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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也译《齐特拉》
1924年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中方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其中一个重头戏是用英语演出泰戈尔创作的诗剧《齐德拉》。我出演主角齐德拉公主（王子阿周那由张歆海出演，徐志摩则扮演爱神玛达那，思成负责舞台美术，绘制布景），连我父亲也参与进来，扮演春神伐森塔。前来看剧的观众不乏当时各界大师，包括鲁迅和梅兰芳等人。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嫁给徐志摩的陆小曼也参与了此次活动，负责在剧场门口售卖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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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中扮演齐德拉公主
后来我去美国求学后，上海的报纸曾刊载我一年前出演《齐德拉》的剧照并评价：“明慧妙丽，誉满京国。精通中英文，富美术思想。平居无事，辄喜讲求家庭布置之方。小至一花一木之微，亦复使之点缀有致……”（上海《图画时报》，192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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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中扮演齐德拉公主
这次演出是我第一次登台，获得了很多赞誉；但也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此后再也没有演过剧——尽管我后来写过剧本、设计过舞美甚至指导过别人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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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时报》刊载我21岁时的照片 刊载于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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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我（右一）、梁启超（左一）和梁思庄（梁启超的三女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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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我（右五）、梁启超（右一）和梁思庄（右三）游居庸关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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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我（右五）、梁启超（右一）和梁思庄（右三）游居庸关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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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为20岁的我画的肖像 刊载于1924年7月3日的《申报》，我已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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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后）与冰心（前）在美国绮色佳（Ithaca）风景区野炊 摄
这是一张“闺蜜照”。冰心和我是福建同乡，而且她丈夫吴文藻和思成是清华的同寝室同学。按说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一直“闺蜜”下去。但可惜，冰心后来看不惯我，公开发表文章讽刺“太太的客厅”影射我，说我“惯做（社交）舞台中心的人物”，还洋腔洋调，爱慕虚荣，感情不够专一等。
我知道后，把山西带回来的一瓶陈醋送给冰心。我对人的原则是“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抗战期间，冰心去蒋介石府邸看望宋美龄，应邀加入了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并担任该会文化事业部部长，主持评选了“蒋夫人文学奖征文”。对此，我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讽刺说：“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也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有成百真正有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林徽因在昆明郊区龙头村期间给费慰梅的信，见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79-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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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证上的照片 摄于1924年8月9日
思成考取了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公费留学生，而我本来没有这个机会。但1923年2月，准公公梁启先生超偶然得知清华有意招收5名半公费留学的女生，赶紧告知我父亲，建议我争取这个名额。当年，我就考取了清华半公费留美资质，与思成一同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踏上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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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证上的照片 摄于1925年
我把思成引上了建筑学的道路，思成也顺利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但造化弄人，我自己却被宾大建筑系拒绝，真是太尴尬了。为什么会这样？现在许多人认为是宾大建筑系的学生需要在夜间绘图，而女孩不方便，所以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这个解释有些牵强，真正的原因是宾大建筑系有一门课是“人体写生”，校方担心有女生在场会影响男生的注意力，而且女生本人也会感到尴尬。多年后，中国清华大学开设建筑系，也有一门课是“人体写生”，几个建筑系女生吓得落荒而逃，为此我还专门做过她们的思想工作。这几位女生不知道的是，我当年正是因为“人体写生”课被宾大建筑系拒之门外，只能改学美术专业，同时选修建筑系的课程，没有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是我赴美求学经历中的最大遗憾。
虽然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但美国也有一些大学的建筑系并不拒绝女生（如哥伦比亚大学）。我如果执意要学建筑并拿到建筑学学士学位，完全可以另觅他校，但我仍坚持留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只是转而学习美术。我对宾大如此执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性格使然。我生性好强和倔强：你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而我偏要进你们学校；你们不给我建筑学学士学位无所谓，我偏要选修你们建筑系的课程，我经常与思成一起旁听建筑系的课程。二是为了感情。思成已被宾大录取，如果我去其他大学读建筑专业，就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所以，我选择了宾大的美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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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绩单上的照片 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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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学册上的照片 摄于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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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签名照，英文名字是Phyllis Whei Yin Lin
宾大的美国同学对我的印象是：“菲利斯（我的英文名字）异乎寻常地美丽、活泼，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善于同周围人打交道”；“她的作业总是能得到最高的分数，偶尔排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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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宾大留学期间在费城留影 具体拍摄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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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参加宾大中世纪古装庆典暨建筑系舞会 摄于192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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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和思成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参加宾大建筑系化装舞会 摄于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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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我、思成（前右）与同学们在宾大合影 摄于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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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和思成在宾大校园 摄于1927年
表面上看，我和思成不是一类人：他性格沉稳，做事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我更情绪化，喜欢信马由缰，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可以不顾其他。我的闺蜜费慰梅曾这样评价我和思成在建筑绘图方面的不同：“思成做事绘图以沉静严谨著称，他的建筑绘画更以其精美细致见长；而徽因则是满脑子创意，一张张草图或建筑图样，总是删删改改，涂涂抹抹。”（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168页）
我和思成在美国期间有过甜蜜，他曾亲手制作了一面仿古铜镜送给我。同时，我们也有过争吵。1924年下半年我们刚到美国初期，争吵甚至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这种争吵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了，连思成的弟弟思永也知道了，急得直接向准公公梁启超报告，让长辈出面调解。老人家写信给思成，甚至搬出我父亲林长民：“你不许再和徽因吵架了……你们吵架的时候，便须回头想想，他（指林长民）在天之灵，看见了会如何心痛，还吵得下去吗？”（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185页）
我们有时会因为专业见解上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而闹矛盾。1926年冬，我准备设计一张圣诞卡作为美术作业。思成很赞赏我的创意与画风，但他觉得这件作品由他来绘制才尽善尽美。我不乐意，认为同学们都了解我和他画风不同，如果由他捉刀，人家能看出来，那就说不过去了。我们各持己见，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最后，我坚持己见，一个人完成了全部工作。此外，我在同学里很受欢迎，生活过得甚是充实，内心也极为满足，而且我在这里彻底摆脱了国内的传统和家庭的束缚，如同飞鸟投入天空的怀抱，追寻着自由和梦想。作为男朋友，思成有些吃醋，想管着我，而我故意不理他。（费慰梅：《林徽因与梁思成》，第35页）思成能把我追到手确实不容易，他的清华同学顾毓琇也在美国留学，回忆说：“思成能赢得她的芳心，连我们这些同学都为之自豪，要知道她的慕求者之多犹如过江之鲫，竞争可谓激烈异常。”（顾毓琇：《一个家庭两个世界》）
我曾对爱情充满憧憬和理想，经过现实洗礼后变得成熟和理性了不少。1927年，胡适先生在美国见到我后发现我“老成了好些”。我只有苦笑，说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在北平雪池胡同爱做美梦的天真少女了，还说自己“从青年的idealistic phase走到了成年的realistic phase。做人便这样做罢。idealistic的梦停止了，也就可以医好了许多vanity。这未始不是个好处。”（林徽因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信，见陈学勇编：林徽因文存》，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
虽然我和思成时常斗嘴吵架，但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却高度一致。我们在争吵中进一步了解了彼此，后来争吵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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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我（左三）、思成（左二）与宾大同学在费城游玩之一 摄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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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我（右一）、思成（右二）与宾大同学在费城游玩之二 摄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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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我与宾大同学在费城游玩之三 摄于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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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我（右二）、思成（右三）与宾大同学在费城游玩之四 摄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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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二）、思成（右一）与宾大同学在费城游玩之五 具体拍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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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左二）与同学们在宾大合影 摄于192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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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左三）、思成（左一）等人在宾大合影 摄于192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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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右二）与同学们在宾大合影 摄于192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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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左四）与宾大校友们合影 摄于1927年前后
虽然我和思成在宾大留学期间留下了不少到处游玩的照片，但同时我们也和在宾大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会到附近的餐馆洗碗打工，补贴一些日常生活开支。我父亲于1925年11月去世，又没有留下什么家产，仅现金300元而已。我是一个十分要强之人，作为半公费生，另一半学费无所出处，想中断学业回国。准公公梁启超表示他来出这个钱，但我坚决表示要自己挣部分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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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成绩单
多年后，我的外孙女于葵到宾大查找到这份成绩单，看到有不少成绩是"D"，以为我成绩不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档案管理员见状笑着解释说：“别紧张，‘D’代表着Distinction，也就是最好的成绩！”（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141页）
顺便说一句，P即PASS，代表通过；G即Good，代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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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的宾大毕业照，获得艺术学学术学位 刊载于192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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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中）、思成（右）与同学陈植（左一）在宾大毕业典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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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我诞辰120周年之际，宾夕法尼亚大学为我补发建筑学学
1927年2月，我和思成提前一年从宾大毕业，我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他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的暑假（1927年6-8月），我们一起被导师保罗-克瑞聘请到其建筑事务所当助手，他十分欣赏我俩。
同年7月，思成又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我也完成了建筑系选修课程，只缺一纸证书，直到2024年我诞辰120周年时该校才补发，此时我已去世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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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我在耶鲁大学学舞台设计专业时的舞台布景剧照 摄于1927年
我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毕业后，继续前往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深造，学习舞台美术设计。
我早年出演过泰戈尔的戏剧，在美国留学期间又是“中华戏剧改进社”（当时留美学生中吹起了演戏的风潮，多采用中国古典戏剧的剧情，英语对白）的重要成员，这是我从宾大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深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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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冬，我应邀为曹禺改编自莫里哀著名话剧《锵吝人》所写的《
我在耶鲁大学所学的“舞台美术设计”专业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后来只帮助著名剧作家曹禺等人设计过一两次舞台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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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我 摄于1928年3月
在我的所有照片中，思成最喜欢这一张。我去世后，他一直把这张照片摆放在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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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思成的结婚照 1928年3月摄于加拿大
1928年，我和思成前往加拿大结婚，这是公公梁启超的安排。因为他的女婿周希者（梁启超的大女儿梁思顺的丈夫）在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的领事馆工作，操办婚礼更有经验和资源，也可以办得更风光一些。
我和思成结婚这一天是3月21日，选择这一天是有讲究的——宋代为《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树碑立传的日子，而思成一辈子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看懂并解读这本“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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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的婚纱照 刊登于1928年的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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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加拿大《渥太华新闻报》刊载我的婚纱照 刊载于1928年3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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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加拿大报纸发布我和思成结婚的消息 刊载于1928年3月21日
我和思成的磨合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期间基本完成了，并在学业完成后成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婚后生活从此风平浪静，完全没有矛盾。我们争吵不多，主要是思成在绝大多数时候能够理解和包容我。当然了，在别人眼里，会觉得思成怕老婆，还取笑他是一个“出气的烟囱”。不可否认，烟囱偶尔也会发生堵塞，思成偶然也有难以宽容和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争吵就发生了，佣人在的时候，我们便用英语吵架。我们婚后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发生在1936年初，他气得以工作为借口离家出走，去了上海。我留在北平，哭了一整天。思成情绪过去之后就后悔了，很快连发电报带写信解释和道歉，我们迅速和解。总体来说，我和思成都善于经营婚姻，在一起很幸福。我认为：“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1926年2月27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34页）最重要的是，思成宠我。民国时期流行这样一句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思成则说：“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在朋友圈中盛传。因为思成喜欢我的才华，所以他对女儿说“我所有写得好的文章的眼睛都是你妈妈点上去的”；因为他宠我，所以包容我，很少和我吵架，即使吵架后也会很快解释和道歉，迅速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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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燕尔，24岁的我与思成 摄于192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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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到欧洲旅游护照上的照片 摄于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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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乘船到欧洲度蜜月之一 摄于1928年春
我和思成在加拿大完婚后返回美国纽约，于1928年3月28日乘游轮前往欧洲度蜜月，并一路考察欧洲建筑。
我们到欧洲度蜜月，公公梁启超的面子和资源是帮了忙的。他专门给我们寄了12张名片，并表示：“你们到欧洲各个使馆去的时候，可能用得着。”（费慰梅：《林徽因和梁思成》，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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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和思成在欧洲度蜜月之二 摄于192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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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在欧洲度蜜月 摄于1928年的法国巴黎
此照片刊登在当时的国内报纸上，作者小可，文章标题为《黄金国家之留学少年生活谈——徽音女士之游美心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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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左一）在法国巴黎度蜜月期间与其他女士合影 摄于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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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乘船到欧洲度蜜月之三：在法国阿尔勒竞技场 摄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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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乘船到欧洲度蜜月之四：在法国凡尔赛宫水池边 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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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乘船到欧洲度蜜月之五：在法国亚勒斯教堂留影 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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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乘船到欧洲度蜜月之六 摄于1928年春
虽然在欧洲度蜜月期间留下了不少照片，但我总不太满意，觉得思成没拍好，吐槽他：“在欧洲我就没有照一张好照片，你看看所有的照片，人都是这么一丁点。思成真可气，他是拿我当Scale（标尺）呀。”（林洙：《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第56页）调侃归调侃，其实我明白，这是思成的“职业习惯”，他对建筑总有一股子痴迷和热爱，这也是我欣赏和爱慕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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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乘船到欧洲度蜜月之七：在意大利罗马埃斯特庄园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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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乘船到欧洲度蜜月之八：在意大利罗马哈德良离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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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乘船到欧洲度蜜月之九 摄于192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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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与思成从欧洲回中国的轮船上 摄于1928年
1928年8月，我和思成抵达天津梁家老宅。公公梁启超对我还算满意，这样描述他对我的印象：“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梁启超：《致孩子们》（1928年8月22日），见《梁启超家书》1928年8月22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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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婚后回老家福建探亲期间到鼓岭避暑途中 摄于1928年夏
1928年9月，思成前往东北大学就职，我没有同去，而是回到老家福建，接母亲到自己身边奉养。
父亲于1925年在东北遇难时，我正在美国，而父亲在北平雪池林寓的其他家人则被迫返回老家福建，其中包括我的母亲。林家得知我要来接人，曾劝阻：我们会妥为照顾你的母亲，你放心，不用来接。但我认为奉养母亲是自己的责任，不愿拖累亲属，执意要去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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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我回福建老家期间在私立福建法政学堂（父林长民创办）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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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的水彩画，描绘的是家乡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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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东北大学 具体拍摄时间不详，估计是1928年冬
从福建回来后，我马不停蹄赶往东北大学与思成团聚。我在东北大学教授两门课——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东北大学地处城乡结合部，常有土匪在学校附近路过出没。此时，校内家家不敢亮灯，我却好奇地撩起窗纱偷看。看到月光下一匹匹骏马上彪悍的土匪，一个个批着红色斗篷疾驰而过，我不仅没有多害怕，反而觉得这些人很有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采。
很难想像，回国初期，我居然曾像男人一样抽烟喝酒！1928年12月13日，徐志摩受邀参加我和思成的一次饭局。当天，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这样描写我：“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甚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给陆小曼的信）其实，我只是在饭桌上尝试一下以增乐趣而已，并非真的喜欢抽烟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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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与思成在沈阳北陵测绘 摄于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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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我（中）、思成（右一）与东北大学教师合影 1930年摄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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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初为人母的我之一 摄于1929年的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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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人母的我之二 摄于1929年的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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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抱着女儿再冰之一 1929年秋摄于东北大学，我在这张照片背
1929年夏女儿再冰出世。当公公梁启超于1929年初去世时，我尚未分娩，不知肚中是男是女，就暂时给孩子取名“梁任孙”——言下之意这是梁任公（即梁启超）的孙子，并把这个名字刻在梁启超的墓碑上。后来生下来女儿，取名梁再冰，也是为了纪念公公梁启超（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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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抱着女儿再冰之二 1929秋摄于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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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抱着女儿再冰之三 1929年秋摄于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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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抱着女儿再冰之四 1929年秋摄于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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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抱着女儿再冰之五 1929秋摄于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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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抱着女儿再冰之六 1929秋摄于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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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抱着女儿再冰之七 1929秋摄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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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与女儿再冰之八 1929年秋冬之交摄于北平
我与女儿再冰有很多张合影，这张照片是她最喜欢的，是母亲在她眼里最完美的形象。她后来说：“妈妈那时候很年轻，很美，脸颊有一个酒窝，很爱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她俯身靠近我时，我觉得她的皮肤很柔和，有淡淡的檀香味。我小时候非常依恋她，希望她一直在我身边，哪里也不要去。”（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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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我、思成、母亲与女儿 1929年秋冬之交摄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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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怀孕）、思成与友人在东北大学 摄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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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乡间小路上 摄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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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平香山 摄于1930年代
生下女儿后我身子渐虚，难以适应东北寒冷的气候，导致肺病于1930年下半年发作，便于1930年冬带着孩子回到北平，先居住在思成大姐梁思顺家，后于1931年3月初移居香山，这是双清别墅外斜坡上的一排平房，共4间。
虽说公公梁启超对我比较满意，但并不是所有梁家人都喜欢我，比如思成的母亲李惠仙（晚清礼部尚书的堂妹）和他的大姐梁思顺。大姐比思成大8岁，干练精明，深得其父梁启超宠爱。母亲李慧仙过世后，大姐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说话的分量仅次于父亲梁启超。1923年5月思成因车祸受伤住院期间，我以女朋友的身份经常去看他。当时天已经热了，思成穿着背心，而我则坐在床边为他擦汗。所谓男女授受不清，我关心男友的行为被思成的母亲和大姐视为“不检点”。
媳妇难当，梁家的媳妇更难当，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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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平香山居住期间所写的一首诗《山中的一个夏夜》
正是从香山开始，我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写下了一些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窘》就是在香山写成的，还有一些诗歌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等。
我创作诗歌等文学作品时，喜欢创造氛围感。晚上，我燃起一炷香，穿着一件洁白睡袍，拿起一本书，在月色下酝酿。我甚至有些自恋，对思成说：“任何一个男人进来都会晕倒”。他居然故意气我说：“我就没晕倒。”（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第450页）气得我想揍他。
在有的人眼里，我是一个作家；在有的人眼里，我是一个建筑学家；而在我自己眼里，探索建筑是主业，文学创作是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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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片
香山开始文学创作后，1931年10月，在《诗刊》第3期发表诗作时，我将本名“林徽音”改为了现在众所周知的“林徽因”。
这是因为当时另一个男作家也用林徽音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这个人比较庸俗无聊。我还算是个有身份有地位有品位有格调的人，不想被读者们误认为那些庸俗文章的是我写的，遂将自己的名字“林徽音”改为“林徽因”。我表示：“（我）不怕我的作品被误会成他的，却怕误会他的作品是我的。”（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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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我和思成在北平为徐志摩布置的灵堂，后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
我在香山居住期间，不少朋友来看我，包括但不限于：徐志摩、张奚若、金岳霖、罗隆基、沈从文、凌叔华等。其中，徐志摩来见我要向夫人陆小曼“报备“，但没有完全说实话。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志摩说自己只到香山见过我3次，其实不只3次。陆小曼在日记中多次骂我而且比较难听，此其原因之一。
1931年11月19日，我计划在北平为外国驻华使节做专题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志摩专程从上海经南京赶来听讲，但飞机在济南失事，他死于空难。
志摩死后，我从胡适先生转交过来的遗物里看到了他的两本日记。但后来叶公超提醒我，说日记不全，他还在凌叔华那里看到过志摩的“康桥日记”，且志摩表示这本日记以后归我所有。于是，我很想看徐志摩的“康桥日记”，虽然这是自己出于“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但也是“很human（即人之常情）……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几年老朋友而已。”（林徽因给胡适的信，1932年1月1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21页）
由于徐志摩的日记存在叔华处，叔华于1931年12月14日亲自送“康桥日记”（半册128页）到我家，不遇便留了纸条。我回来后看到了日记，但发现日记不全，于是先后写了3封信给胡适先生表达对凌叔华的不满：“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徐志摩）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万不料她（凌叔华）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林徽因给胡适的信，1932年1月1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26页）。
志摩死后，我曾表示：“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林徽因给胡适的信，1932年1月1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23页）哎，斯人已逝，生者如斯，惟愿安息。
我的少女和学生时代划上了句号，绯闻“男友”徐志摩也划上了句号，但我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下周四晚20点，本公众号将继续发布“林徽因图传（中）：我的花样年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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