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时期，在石头上刻团或者刻字被称为刻石，绝大多数时候，刻石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不过，从唐朝开始，刻石文化的限制逐渐减弱，开始在中下层社会流行，并成为一种潮流活动。
刻石为什么会在唐朝时期流行，在中下层社会，刻石一般用来做什么呢？
刻石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这一时期的刻石，主要是为了记录重大的事件。
例如勒石燕然这个成语，就和刻石文化有关联。
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窦融传》，当年窦宪打破匈奴，登上燕然山后在一块巨石上刻字记功而还，后世遂称其为“勒石燕然”。
由此可见，至少在东汉时期，刻石文化就已经很成熟了，不过，东汉时期的刻石文化还停留在重大事件的记载上，并未流通至中下层社会。
据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防止刻石文化流通至中下层社会，甚至下达了严格的碑禁政策。
所谓的碑禁政策，指的是普通百姓不能仿照上层社会那样在碑石上刻字纪事，否则会被严惩。
唐朝之后，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刻石文化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属文化，而是逐渐成为在全社会通行的文化，尤其在唐朝文人中最为流行。
史书记载称，当时的刻石文化，上至帝王诏令，下至文人写作的游记、提名等各类文字，都可以刊刻在碑石上，并无限制。
对于精通文字文化的文人来说，刻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活动，通过刻石上的文字，基本可以了解一个唐代文人的一生。
唐代刻石文化，起源于郎官石柱题名以及御史台的精舍题名。
起初，这些题名仅仅是写在厅壁上，但是渐渐地，有人将题名刻在了碑石上面，随后开始在文人中流行。
郎官和御史的创作，给其他文人提供了创作的思路，也让刻石文化开始在文人中广为流行。
在唐朝，郎官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职位，不少文人以担任郎官为荣。
开元年间，左司郎中杨慎余建议将郎中和员外郎的名字刻在石柱上，后世称其为“郎官石柱”。
开元二十九年，在右司员外郎陈九言的建议下，尚书省各部郎中、员外郎的名字全部刻在石柱上，之前的题名，在贞元年间一一补上。
除了郎官，御史在唐朝也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位。
唐朝以法理治天下，因此很重视宪官，御史的身份在官员中也比较高。
御史台精舍，是御史题名的专属场所，题名之风，后来演绎为刻石之风。
除了中央的官员喜欢刻石，地方官员对刻石文化一样很感兴趣。
例如，担任过宣歙池团练观察副使的杨汉公，在访问洞灵观、张公洞等地时，均留下了刻石：
“湖州刺史杨汉公、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崔待章、……开成四年三月十五日同游。进士杨知本、进士杨知范、进士杨知俭侍从行。”
到了嘉庆年间，刻石文化依旧在文人中很流行。
例如，清代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在游览明月峡时，也留下了题名和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刻石因为材料比较特殊，且有着不便携带的特质，因此刻石的制作时间非常之久。
制作难度较大的刻石，有时候甚至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这一特点，和官员官职流动性较大也有一定的关联。
例如唐肃宗时期，颜真卿完成了《天下放生池碑》，并请求唐肃宗赐碑刻石。
可惜，颜真卿刚获得唐肃宗的准许，结果就被贬为
蓬州长史，刻石的事情也就搁置下来。
直到唐代宗大历九年，颜真卿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时，才正式开始，此时，距离颜真卿完成《天下放生池碑》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代文人逐渐将文学作品刻在碑石上，又掀起了新的创作浪潮。
例如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创作的《开龙门八节石滩二首》，就是专门为刻石创作的。
大和九年，白居易游览女几山时，看到了前人裴度平淮西时刻在碑石上的诗歌，因此唱和一首，歌颂了裴度平淮西的功劳。
同样的，李德裕在路过乌江时，看到了赞颂项羽的刻石，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一风气，在晚唐时期依然盛行，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也经常这样做。
刻石活动，既是一种文化领域的浪潮，在史学界也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书籍，刻石上的文字更容易保存下来，条件合适的话，保存上千年都没有问题。
正是因为唐朝流行刻石文化，所以唐朝的诗歌文章保存的程度是比较好的。
北宋时期，依旧能在刻石上看到颜真卿的文章，
除此之外，刻石还能够确定文学作品创作的年代，这在文学界也有相当大的价值。
例如杨汉公的霸王潭题刻，就为《曹娥诔辞》的创作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霸王潭题刻中，杨汉公明确写道：“开成四年得观此诔”。
正是因为这句题刻，史学界和文学界便可以断定《曹娥诔辞》的创作年代必然不晚于唐代。
这个结论，也让《曹娥诔辞》的年代问题画上了句号。
参考资料：
[1] 张齐彧.唐鸿胪井刻石追索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9.
[2] 李博宇.会稽刻石铭文之匡正风俗文段的历史文化解读[J].汉字文化,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