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
不偏不倚的正义是否存在？对正义的追寻为什么困难重重？都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正义为什么总是姗姗来迟？
“胜者即正义”这句警语的广泛流传，也许暗示了我们集体意识中普遍存在着的，对正义是否能够得到贯彻的持续焦虑。
历史上，欧洲大陆对纳粹罪行的审判，是一场庞大的“贯彻正义”的社会实验，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审判，全面展现了追寻正义的过程为何如此艰难。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如何厘清战争责任、确认罪责、贯彻正义，成为战胜国需要回答的艰巨命题。什么人是受害者？哪些人应当受罚？什么样的判罚是合适的？各国的判罚标准是否应该统一？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的答案。
如果现实不是非黑即白的，该如何认定绝对的罪恶？在不同势力复杂的利益纠葛下，这场对施暴者的审判与清算，远没有其声称的那般刚正不阿，对热盼正义得到贯彻的受害者造成了更为隐蔽且深远的伤害。
玛丽·弗尔布鲁克所著的《大清算》全面展示了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纳粹审判暧昧、 含混的一面，打破了“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神话。在这场审判中，“正义”成为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概念，各战胜国在不同阶段、不同对象上施予的“正义”并不相同，一些罪孽深重的人被轻松放过，一些人得到了远超其过错的惩罚。这场意在“贯彻正义”的审判，最终演变成了掺杂着政治纠葛、利益交换的复杂博弈。
政治语境下的纳粹审判
要将那些理应为大规模屠杀负责的人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从来都不是一件可以直截了当、快刀斩乱麻的事情。复仇、惩罚、正义——这些词都指向不同的事物，背负着非常不同的含义。
盟军虽然希望将有罪之人送上法庭，但是这一举措很快因山雨欲来的冷战紧张局势而变得复杂。在第三帝国垮台以后，新的国家在其土地上纷纷成立，被铁幕分隔在两侧，新兴的精英取代了旧时代的精英，而政治考量也贯穿了战后的罪责问题。
在每一桩案件中，对于正义的追寻都要受到社会考量和政治优先事项的影响和扭曲。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对特定种类罪行的选择性强调，以及对有罪之人在量刑上的宽大处理程度都有着显著的差别。
《乔乔的异想世界》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愈发受到苏联的掌控，在这些国家里，清洗运动被用于边缘化各类政治流派的共产主义敌人。比方说，曾经与纳粹党人作战的波兰家乡军的爱国者，很快就发现他们又一次身处历史洪流的对立面。
相较于盟军备受瞩目的审判，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庭审理的人群，通常社会地位都比较低，而其受害者也常常能在大众里引起人们的共情。除此之外，这些审判案件的主要关注对象也并非东部杀戮场所的暴行，而是在法院当地犯下的罪行。
在民主德国，由于掌权的共产党人的过往经历，东德法庭尤其关注纳粹在 1933年展开的政治压迫，以及个体在纳粹统治中所经历的困境。其受害者往往是因为怀恨在心、自私自利或有政治意图的邻居或工友的告发而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德意志人。
东德法庭的这一优先事项一直持续到民主德国的垮台，截至1990年，一共有435起告发案被诉诸法庭。这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手段延续了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斗争，试图为纳粹政权下的政治冤屈伸张正义。
东德的审判状况与西德法庭对于案件议题的选择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围绕纳粹在1933年掌权所展开的暴力行为，以及对于政敌的告发，在东德案件中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而它们在西德则没有这么大的份额。
《摩尔的审判》
相形之下，西德超过半数(53%)的案例都与“终期罪行”，也就是在战争末期犯下的罪行有关。这些罪行的受刑者常常都是德意志人——要么是士兵，要么是其他人士，他们因为失败主义的言论、拒绝上阵打仗、擅自离开部队，或其他在混乱的战争末期犯下的违法行为而遭到处决。
人们也考量了关于哪些人被算作重要受害者群体的问题，这些群体仅仅包括(尤其是东欧)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运动、纳粹暴力在国内造成的伤亡，以及1938年暴力事件的犹太受害者，却将男同性恋者、罗姆人和辛提人，以及“反社会人士”排除在外。纳粹在东部犯下的罪行也几乎无人触及。
审判的总体情况便是，战后初年量刑较为严格，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启，各国的优先事项有所改变，故而刑期也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减刑。
愈发富有“同情心”的定罪
在西德的法庭上，法律论据经历了重大的进展。在战后初年，法庭通常认为，无知不可以被用作辩护的理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看法发生了改变。如果人们在当时没有意识到谋杀患有精神和身体障碍的人是违背法律的行为，那么他们就只是单纯地受到了误导，“对何为禁忌存有困惑”。这一辩护理由常常被用于职位级别较低的人(护士、行政助理)身上，以智商较低或教育水平较低为根据，免除他们的罪责。
与此同时，职位级别较高、对谋杀行径完全心知肚明的人，则发展出一种新的辩护理由:也就是“职责的冲突”。除此以外，担任此类职务的人也可以声称，他们之所以坚守岗位，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比方说，他们为了给自己辩护可以声称自己通过坚守岗位避免了其他员工卷入杀戮，或者略微减少了被害人数。
《我们的父辈》
从西德对位于慕尼黑附近的埃格尔芬—哈尔诊所谋杀儿童的案件审判中，为我们指明西德法院是如何在几年内变得对被告越来越有同情心。在1948年，三位护士被送上了审判席。他们都曾用大剂量的鲁米那镇静剂致使儿童患病，并最终致其死亡，用药病例数至少有120例。
三位护士都不是纳粹党员，而在法庭看来，他们也并不热心拥护纳粹主义。在他们身上，我们既发现他们承认自己做了错事(所以不能用自己对恶行一无所知来开脱)，也发现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富有人性的，因为孩子们已经病重到无法治愈的程度，留给他们的只有痛苦。三位护士都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
在这场审判开庭之际，护士们曾经的上司普凡米勒据说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席审判。普凡米勒是个虔诚的纳粹党人，他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并在1933年更新了党籍。普凡米勒曾在一群心理学学生面前展示过他杀害儿童的方法，并证明了这一方法的高效;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启动了饥饿项目，设立了为成年人准备的“饥饿屋”，并在整个战争年月里主持项目的运作。
你也许会认为，只要普凡米勒身体状况改善，能够出席接受审判，他就会因为在名下机构杀害儿童而背负的重大罪责被定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1951年3月，普凡米勒在慕尼黑接受了审判。此时的西德在司法审判上已经充斥着宽厚的氛围慕尼黑法院竟然认为，普凡米勒没有采取“恶劣”的行为，因为孩子们都成功地受到了蒙蔽:致命的药粉被撒到餐食里，在日常用餐时间吃了下去，他们都以“温和”的方式死去。
《乔乔的异想世界》
这种论据认为，在脆弱的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杀死，并不能算作真正的“谋杀”:只要犯罪行为缜密地骗过了受害者，让杀戮行为完成得更为顺畅，那么它就越不构成真正的犯罪。除此以外，许多人也始终认为，如此杀人有着正当的理由。他最初被判处入狱五年，后来经上诉得到减刑，后续又进一步减刑至两年(包括他被拘留的时间)，到最后，法院认为其身体条件已经无法服完余下的刑期。他的生命在此后延续了十年，于1961年4月10日死去。
当我们审视一些原本不那么重要的案件时，我们会痛苦但清楚地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反而会因为自己并不心甘情愿的同谋行为而以各种方式付出惨重的代价。
法国注重弥补维希时期出现的裂隙，刻意地强调了法国人的抵抗运动，并且压制了犹太人遭受遣送的经历，以及法国人通敌卖国的问题。
如果合作是被迫的，那么通敌者是否有过失，过失又有多大呢?有同谋行为的犹太受害者，如果他们完全是靠“灰色地带”的操作才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比方说身为集中营里的囚犯头子，或者担任犹太隔离区德国领导人的帮手，那么他们便成为打击的对象。我们已然清楚的是，有些曾经的囚犯头子在面临决定自身生死又极为有限的选择时作出了痛苦的决定，并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考虑到许多有罪的纳粹分子都没有因为自身罪行而受到惩罚，如此审判囚犯头子想必会就极端情形下的罪责和责任问题引起极大的伦理争议。
1948年3月，在东德马格德堡的地区法院里，法官因建筑工人埃里克·保罗·S.和护工埃尔娜·施在贝恩堡所扮演的角色而判处他们有罪，并在后来的上诉中驳回被告的请求，维持原判。
埃里克·保罗·S.只是协助建造了用来停放巴士的车库，并且为用来杀人的砖砌房间做了加固的工事，而埃尔娜·施在意识到贝恩堡的真相时曾试图逃避，甚至为了逃出贝恩堡而不慎怀孕。东德法庭在审判这两个人时显得尤为苛刻。他们因为明知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对，却仍然提供协助而被判处有罪:埃里克·保罗·S.被判入狱五年，而已经守寡、育有两个孩子的埃尔娜·施则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就纳粹被告而言，这些人都只是无足轻重的普通人。
“无人犯罪”
每一个因为与纳粹主义有染而作出妥协的人，都试图修改对于过去的解读，为自己塑造新的生活。为了达成想要的结果，符合相应的框架，人们会重塑自身经历，重新阐释历史事实。
弗里茨·特尔·梅尔的作品便属于这批早期的文字记述。尽管他在纽伦堡被判刑入狱，但是早在1953年，特尔·梅尔已经开始在I.G.法尔本集团的历史记述中掩盖它与奥斯维辛的关系。
他在这部作品中既拉开了I.G.法尔本集团与战争的距离，又赞扬这家公司“在祖国为生存而战斗时”始终履行职责，坚守到苦涩的结局。
《施佩尔与希特勒》
特尔·梅尔记录下“药物和杀虫剂的产值”从1939年的1.52亿马克攀升到1944年的2.94亿马克;而全书从未提及在齐克隆B气体的产量达到最高值的那几年里，它要“杀灭”的所谓“害虫”到底是什么。
特尔·梅尔认为盟军关闭I.G.法尔本集团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在那个时候，他也绝无可能“客观地描述”这家公司;可是到了“如今”(即1953年)，他们已经“同纯粹的政治判断拉开了必要的距离”，能够写下一部客观的文字记述。
显然，这一“必要的距离”使得所有替德国的战争工业而劳累倒毙的奴隶劳工的苦难，以及屠杀百万民众的“杀虫剂”的生产都陷入了历史的沉寂。然而，提及这些话题都有可能“牵涉政治”，而按照特尔·梅尔自己的说法，他只不过是一个实业家，一个训练有素的化学家，一位律师，以及西德工业的领头人物而已。
《波斯语课》
特尔·梅尔为我们展示出，这些从纳粹政权获利的精英采用了何种新的解读模式。他们在由魔鬼元首领导的疯狂纳粹党人和他们自己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线。他们将自己描绘成被纳粹的各种条件所限的“受害者”，而在面对这些限制条件时，他们都无力作出改变，只能选择服从。
他们玩弄着德语“受害者”(Opfer另有“牺牲”的含义)的双重含义，意指他们自己也在战争时期为国家作出了牺牲。这一叙述并没有陷入彻底的遗忘症，反而还为德国工业戴上了正面的爱国主义光环。
在人们讲述的故事里，他们只是在最低程度上以及完全是形式上参与了纳粹体系，他们是遭到强迫才入党或者与纳粹党合谋，其实内心“从始至终都反对”纳粹主义，只是表面上装出一副随大流的样子，来避免引来最糟糕的后果——所有诸如此类的自我辩解的故事在当时普遍存在。由此，在第三帝国及其占领和吞并土地的废墟之上，诞生了一个不曾害人的民族。
打破“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神话
深度追踪对施暴者的审判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