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之书》中明显地贯穿始终的五条线索，有一条是一位名叫莫里夫达的波兰贵族串连起来的。
莫里夫达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却唯雅各布马首是瞻，甘愿为他奔走效劳，无怨无悔，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对雅各布的异端团队人员抱着情同手足的感情期待。
更为有意思的是，莫里夫达是他的化名，他本来的身份是安东尼·克萨科夫斯基伯爵，他的常用名的来历，据他自己所说，他的这个名字“Moliwda”来源于中国的“茉莉花”（moli-hua）发音。
他说，“他的名字是在士麦拿遇到的买卖丝绸和漆器的中国人给取的。”（P582）
那么，《雅各布之书》的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为什么要用这个看似与小说主线无关的人物，贯穿小说始终，构成一条首尾呼应的情节线索呢？
而莫里夫达本来是雅各布异端运动的一个局外人，他为什么要一意孤行、一门心思地把自己的一生精力，都倾注到这个犹太教异端的事业中去呢？
这种奇怪，也是他的身边人，包括他加盟的犹太异端团队都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方，甚至他们怀疑他是不是一个侦探，一个间谍，有着什么别有用心。
莫里夫达不得不一次次解释，而最容易让人相信的理由，就是为了利益，才投身到雅各布的宗教运动中去，也就是说为了钱，他才如此为雅各布卖命的。
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动机，难以启口。
而这个真正的动机，正是小说作者安排这个线索的原因。
小说里呈倒置式结构交代的莫里夫达人生经历，清晰地说明了他因为排遣内心的痛苦，才加入雅各布的事业。从这个线索的设置来看，体现着女作家用以说明，雅各布的诱惑为何如此之大，吸引着一个并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投靠到他的团队中来。
士麦拿
莫里夫达在雅各布的军师兼信徒纳赫曼的杂记中首次出现，结识地点是在土耳其的士麦拿，莫里夫达从事翻译工作，他发色浅，留着短须，个子不高，但长得很壮，一身肌肉，声音浑厚，适合演讲。他比纳赫曼大几岁。他能说希腊语，精通土耳其语，会说希伯来语，懂得数秘术。自称是希腊海中的某个岛屿的王子，他的名字就是岛屿的名字（P839）这不过是他巧舌如簧炮制的自己身世，而真实的经历，远没有他自己声称的那样传奇。
莫里夫达来自于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的立陶宛地域，幼时父母早逝，他被叔叔收养，对他管教甚严，在十五岁的时候，叔叔把他送进了波兰国王的办公室当一名文员，本可能在这里飞黄腾达，但他可能年幼吧，并不安心工作，花天酒地，犯了错误，被赶了出来，回到了母亲拥有的一块位于波兰的土地，干起了农活，在这里，与他领地上的一个犹太人的女儿相恋。本来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是不可以通婚的，但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他带着这个犹太女孩四处漂泊，为了养活妻子，他外出打工，妻子怀孕在家，难产而死，给了他一次精神重挫。
小说插图：结婚
而这一次爱情伤害，影响了他的一生。因为他的恋情与一个犹太女孩有关，所以，他日后意图释放内心之伤的时候，很自然对犹太人团队情有独钟。
在妻子离世之后，他四处流浪，历经磨难，后来来到了希腊，试图“找到慰藉。但是并没有得到灵魂的平静”（P110）。但
他来到希腊的圣地，这里比较温暖，他感到“命运把握着一切”（P808）。
小说中描写的阿索斯山
这句话在英译本里译成“命运仍然发挥着作用”，并没有像中译本强调的那样突出命运起着绝对的掌控作用，正因为这里的命运，不同于之前的酷冷的地方带来的生存艰难，使人们寄希望于信仰来移情生活的苦痛，也就是宗教意识较为淡薄，所以他在希腊的小岛上，感到很轻松，更加敏感地感到自己的存在，有时他甚至为自己能够享受到如此的自由而流泪（P807）。
在这里，基督教的影响薄弱，希腊人不会与命运抗争，于是，生活就更自在，他的决定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外部。
而在北方，人们关注自己，相信命运，喜欢异想天开，善于想象而不善于付诸行动。 人们被灌输为一切皆有罪。
这种自由的生存状况，使他很享受，但是有一天，他在正午时分，突然感到世界仿佛停止似的，这正是阳光下的正午给人带来的一种最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感觉，在夏天的正午下，我们常常会感到，而文学界非常喜欢描写这种常人无法感知到的超级的孤独。
小说中描写的希腊阿索斯山修道院
这种感触，我们可以在乌克兰作家冈察尔的小说《小铃铛》里看到这种情境。我们中国人喜欢月光下的幽静、朦胧与神秘，但是外国作家却很敏锐地触及到艳阳下的那种时间凝滞不动所带来的无所归依的超级孤独感。
正是受到这种孤独感的压迫，他逃离了希腊，随便上了一只船，把他带到了土耳其的士麦拿，在这里与纳赫曼相遇，接触到了犹太人的教义中，知悉了灵魂的三个范畴，即肉体，精神，与灵魂，从而为他寻求精神安宁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尤其是犹太人的生活社区，使他想到在波兰岁月时与一个犹太女孩的刻骨铭心的痛苦爱恋，他转而获得一种亲切感与慰藉感，“纳赫曼说话就像他的马尔卡（妻子）和她的姐妹们那样，莫里夫达顿时觉得，自己仿佛披上了一件由过往图景织成的温暖的大衣。”(P794)。这份情感的抱团取暖依靠，是他日后与雅各布的异端团队产生共情的原因。
从过往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男人。在土耳其，他遇到了一个赎身回国的波兰女人，却抗拒不了她的性感，与她一起私奔，但她在遇到更为帅气的男人之后，抛弃了他，再次在他伤痕累累的感情上划下了一条新的疤痕。
痛苦之余，他遇到了瓦拉几亚的鲍格米勒派的一群人，他加入了这一帮人在克拉约瓦尝试组建的集体公社，日后，这一模式也被雅各布效仿，这种集体公社，打破家庭壁垒，以兄弟姐妹相称，实行平均主义。雅各布及他的信徒也曾经前去一看究竟，这种集体的温暖依靠，显然是莫里夫达对雅各布产生依恋的原因。
他再次回到雅各布及他的信徒身边，这才感到精神上有了依靠，便一门心思加入雅各布的团队，为雅各布的理想与梦想殚精竭虑。
后来，他随雅各布回到波兰，一路所见，深感波兰的贫困，人民生活艰难，流民遍地，他找到自己身任城督的堂兄，为雅各布皈依摇唇鼓舌，希望给他们一个安身之处。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帮助雅各布，称：心灵感应，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他们诚恳，他们的意愿也是诚恳的。（P595）
他来到华沙后，求见基督教的主教，为雅各布的异端组织说情，而主教也委派他以重任，去调查犹太教与雅各布组织之间的争端，他站在犹太人的角度，再次为雅各布的宗教活动进行辩解，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犹太人的悲惨命运的吁天情怀。而他之所以如此，依然可以从上面他的内心剖析中所说的看出端倪，那就是他在犹太人这里获得了他的初恋女子的那一种熟悉的语调与温暖情境。爱，促使他与雅各布这一犹太异端组织深度契合。
之后，主教又派他来到雅各布所在的“伊涅瓦”，去调查雅各布异端组织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来到这里，他看到的是雅各布建立的一个近似合作社的组织，使他感到与之前在克拉约瓦曾经容身的集体组织的相似肌理。有意思的是，他也在这里获得了女人的陪伴，似乎满足了他在与一个犹太女人夭折的爱情之后的内心渴求，让他的情感空虚有了一点实质性的回馈。
得到了雅各布的厚遇，他更是积极向权贵与天主教申诉，希望给予雅各布的团体以更多的容忍与资助。也在这里，他与纳赫曼聊天的过程中，感受到犹太异端组织有更多的诉求，那就是他们“想拯救世界”，终极目标是要向一位旧的典籍中的不存在的上帝祈祷。欲说其详，纳赫曼又吞吞吐吐，实际上，可以看出，雅各布正是这个异端组织捧出来的新上帝，意图来拯救糟糕透顶的世界,实现他们更多的拥有自己的王朝的梦想。（P535)
而同时，因为城督夫人的运作，加上莫里夫达成功地说动雅各布一派皈依了天主教，他算是一大功臣，受到重要，被任命为大主教领地护院统领，算是进入了编制，生活无忧了，
接下来，他继续撮合雅各布团队参加天主教的洗礼，积极引见雅各布见到国王。然而不久，雅各布被关了起来，他又充当翻译者，把雅各布的辩护词传达给审讯者。他因为与雅各布过从甚密，也受到了教会的告诫。在雅各布被禁闭之后，他脱离了雅各布的团队，再度陷入了“让周遭的一切陷入无法自拔的绝望。”（P363)
多少年后，他的哥哥把他从修道院里重新拉回了世俗社会，由此可以看到，失去了雅各布慰藉的他，躲避在修道院的高墙深院里寻求心中的安宁，哥哥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动荡不宁，这个时期正是波兰被列强瓜分的前夜，议会里那些人“反对俄国想用武力强制进行的对宗教异见人士的改革。”(P269)
世事风云，他一概不知，躲进修道院成一统，哥哥为他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让他进入王室办公厅，很快凭着他的能力成为高官，还为报纸写文章。当他再次与雅各布团队中的思想领袖纳赫曼相遇时，依然重复着困扰着的心结：“我缺少灵魂上的宁静。”之后，他挺照顾雅各布身边的人，把年轻一代推荐到王室工作。
在王室工作时的莫里夫达，依然周游在女人堆中，似乎用放浪形骸来救赎他曾经与跨界的犹太女人的爱情的失意，
1786年，莫里夫达去世。这一年，他68岁，他想到人生的中点是1752年，而有意思的是，小说开始的时间，恰恰是1752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莫里夫达的线索，虽然破碎，但对于小说很和重要，吻合了小说的重要事件发生的节点。
莫里夫达可以说是一个情种，一生与无数的女人周旋，但是他的一生的命运选项，都与他和一名犹太女人的夭折爱情密切相关。他的爱留 给了犹太女子，并且为了寻找这份失落的爱，获得心灵的慰藉，他加入了雅各布的异端团队，在这里，他获得了那种初次情恋给予他的温暖与温馨。
《雅各布之书》把他作为一个情节链条，正是因为在莫里夫达身上凝聚的情感辐射，能够透视出雅各布运动满足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渴望，甚至莫里夫达这样的非犹太人，都义无反顾地加盟进雅各布的事业，强化了对雅各布行动与运动的价值与意义的剖析与考量。因此，这一看似与犹太人无关、反而与我们中国元素有一点关联的线索，便成为了小说里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符码，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