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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美英进行合作，最终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消除苏联与美英关系中的危机。
同时，为了在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上与美英进行合作，取得有利于苏联的结果，苏联就必须消除美英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解散共产国际也就成了苏联的必然选择。
1、仓促的决定
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过程则是仓促的。解密的档案材料表明，1943年5月8日深夜，莫洛托夫向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通报了苏联领导层（更准确地说，就是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一点也得到季米特洛夫日记的印证。
而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在5月6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书记处第822次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活动的任何问题。这说明，斯大林在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之前，共产国际内部对这一决定是毫不知情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在这一时刻突然作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呢？
显然，罗斯福在5月5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起了促进作用。在这封信里，罗斯福提议苏美两国首脑在夏季举行一次会晤。1-2天后莫斯科收到了这一信件。之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进行了商谈，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委托莫洛托夫把这一决定告知了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
一切看来，斯大林之所以突然提议解散共产国际，显然是考虑到，他同罗斯福总统即将举行的会晤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他们不仅要讨论战时的相关问题，而且还将讨论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这次会晤将关系到苏联战时和战后目标的实现与否。
因此，必须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扫清一切障碍。为此，斯大林当然明白罗斯福的关切，明白应该怎么做。毕竟，早在1941年12月，罗斯福就通过其密友和处理特别重要问题的私人助理加里·霍普金斯，以总统的名义向苏联提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及与俄罗斯东正教和解的问题，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些要求的理由是：
为了排除反对派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援助的障碍以及保障与盟国的战时政治合作。为了为即将到来的苏美两国高层会晤扫除障碍，并向西方国家作出一种友好的姿态，满足罗斯福在信件中提出的这些要求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在收到罗斯福关于举行两国首脑会晤信件之后，斯大林马上就作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而且，必须是在美苏首脑夏季会晤之前解散。共产国际的解散过程表明了苏联领导人是如何迫切地希望尽快解散这一机构的。
5月8日深夜，莫洛托夫把苏联领导层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告知了季米特洛夫和马伊努尔斯基；5月11日，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共同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草案，并如期将之呈递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当晚，斯大林接见了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并对其所提交的草案表示赞许；5月15日，报纸上刊登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5月20日，斯大林加快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步伐，在5月20日晨，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催促尽快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的决议登报公布；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秘书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解散；6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6月8日决定的通告。
这样，从5月8日提出解散共产国际问题到6月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共产国际就被解散了。
2、英美的反响
在解散共产国际期间，1943年5月28日，斯大林还接受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采访，就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进行说明。
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指出：
一方面，解散共产国际可以揭穿希特勒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关于“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和污蔑；另一方面便于进步力量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这样，斯大林实际上是向西方宣称要放弃世界革命，他解散共产国际的举措实际上也是其为消除英美的担忧而作出的一种姿态。
这种姿态也得到了美英政治界和舆论界的好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要委员，德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不久即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赞扬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是转向西方价值的基础，“俄国人多年来都在改革其经济，也趋向放弃共产主义，整个西方世界将乐见其努力臻至高峰。”甚至，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堡垒《幸福》杂志，亦以同样的口吻对斯大林的这一举动赞扬有加。
就连丘吉尔也对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表示肯定，在他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指出：
西欧各国都担心共产主义的侵略，因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无论他们具有多少优点，任何一国都不愿遭受流血的革命。…我们认为，您作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把这看作是苏联政府决定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应该说，斯大林是非常了解局势的，他对1942-1943年苏联与美英之间出现的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在国外引起了一些怀疑，英美的一些社会舆论对共产国际的存在表示不满的情况下，他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西方的担忧。
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在与斯大林就波兰问题进行的谈话中开诚布公地对斯大林说，欧洲的小国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怕得要死，这是因为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前苏联政府曾经宣布要让欧洲所有国家都改信新教。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对此，斯大林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丘吉尔回答说，他相信斯大林元帅向他表示的一切。
3、共产国际解散的余波
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不久，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大国首脑首次在德黑兰举行了会晤，苏联与盟国之间悬而未决的第二战场问题得到解决，这就保证了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行。不仅如此，苏美英首脑会晤的顺利举行，也预示着三大国将在战后继续合作，维护世界和平，预示着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将要建立，苏联将积极地参加这一进程，最大限度地维护苏联的利益，并使这种利益得到西方的承认。因此，可以说，共产国际的解散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上在战后与西方大国进行合作的道路。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共产国际解散的影响是深远的，长期以来，共产国际按照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给各国共产党规定了一条清一色的路线，而不是要求他们主动地制定出最符合本国具体特点的方针，结果导致了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失败。正如共产国际在解散时所承认的，由一个国际中心领导各国革命运动已被历史证明破产了，“经验表明，不能有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
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解除了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束缚，是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的。二战期间，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了正确的发展路线，共产党的人数不仅得到极大的增长，而且由于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本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空前增长。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虽然被解散，但它的部分功能却实际上被保存了下来，只是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国外局和国家各机关，其中包括内务部中。而且，在共产国际消亡之后，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依然存在。苏联共产党仍然通过相关的机构与一些主要国家的共产党保持联系，对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活动施加影响，使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活动符合苏联对外战略的需要。从而对这些国家共产党战后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4、战后与英美进行合作的政策
共产国际的解散标志着苏联领导人，已经确立了与美英在战后进行合作的政策。此后，苏联领导人加快了解决战后世界安排问题的步伐，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维护苏联在战后的安全，作好应对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是苏联领导人关于战后世界安排构想的核心。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斯大林认为，战后6-20年内，复兴的德国将会再次复仇，引发战争。日本也将在20或30年内恢复力量。1945年4月，在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期间， 弱和瘫痪是不可想象的。
德国将在6到20年内重新站起来，重新发动战争。斯大林也认为，同德国一样，日本也将复活，对苏联的远东地区构成挑战。1945年7月7日，斯大林在同到访的宋子文进行会谈时说，日本将在20或30年内恢复力量。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苏联领导人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构想都是建立在为下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特别是做好应对德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准备的基础上的。因此，苏联战后对外战略主要目的便在于应对战争，维护苏联的安全，这一战略也可以称之为安全战略。
(二)地缘因素在苏联战后的安全战略中占据首要的地位。
首先，为了应对来自德国的下一场战争，在地缘上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东欧地区在战后苏联的安全战略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因为“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
因而，东欧地区成为苏联领导人特别感兴趣的地区。早在1941年12月16日，在莫斯科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行会谈时，斯大林就从地缘的角度明确阐述了他对战后欧洲体制的粗略示意图：恢复苏联在1941年6月前拥有的边界线；通过签订军事联盟和允许苏联在其领土上设置军事基地的途径，将芬兰和罗马尼亚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削弱并肢解德国；恢复德国侵略受害国以前的边界线，同时使边界划分略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土耳其因保持中立立场获得赔偿。
斯大林提出了德国复兴及其对和平的危险问题。在反驳在座的一位代表团成员关于德国复兴需要50多年时间的插话时，斯大林说：
“不，他们能复兴，而且很快。给他们12-15年的时间，他们便能重新站起来。”
当然，斯大林对德国恢复经济和军事实力所需时间的估计是有变化的，1945年6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庆祝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成立的招待会上斯大林说：
历史教导我们，德国人力量的恢复要不了多长时间。6年就够了，德国能重新恢复自己的力量并构成新的战争威胁。
总之，在斯大林看来，那些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能力，曾经征服欧洲，甚至差点击碎苏联的德国人，在长时间里陷入虚弱。
为了确保东欧地区成为苏联安全的屏障，战后，苏联领导人致力于在东欧国家建立起对苏友好的政府。
1946年3月，斯大林强调说：
“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内，能有对苏联抱着善意态度的政府”，理由是，“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当时在这些国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
另一方面，战争后期，苏联军队已越境进入东欧国家作战，这就为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自己的安全战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会和条件。所以，斯大林对东欧的政策就是要利用苏军进入东欧作战的机会，在这一地区建立起苏联的势力范围，使之成为苏联牢固的安全地带。
除了致力于在东欧建立安全地带和对苏友好的政府之外，苏联领导人还致力于在远东地区建立苏联的安全地带，以应对未来日本的挑战。
1945年7月7日，斯大林在同到访的中国外长宋子文进行会谈时说，“日本将在20或30年内恢复力量。我们和中国关系的全盘计划都是基于此点。万一日本恢复力量，现在我们在远东的准备是不足的。”他忧郁地注意到苏联在远东需要花40年时间建造港口和铁路系统。他说：“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同盟，蒙古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他告诉来访的宋子文：
“万一日本恢复力量，我们需要中国的大连和旅顺港，需要30年。我们将可从这两个港口对日本发动攻击。”
(三)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利益，苏联需要与盟国进行合作。
在迈斯基、李维诺夫和葛罗米柯，构建苏联关于战后世界安排问题的报告中，他们首先关注的都是苏联最基本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一致认为，要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战后世界秩序，三大国的合作是唯一有效的基础，并且都认为这有助于维护苏联的利益。
其次，他们都坚信，英美也同苏联一样，把德国和日本的再次复活看成是主要的潜在危险，这为苏联与美英在战后的合作提供了基础。
再次，他们认为，美英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英国或美国都不可能会在近期对苏联构成严重的威胁，考虑到“英美矛盾”，他们在战后联合起来反对苏联是不可能的，这就给苏联的策略提供了额外的回旋余地。
战后，苏联需要与盟国进行合作的必要性还在于，“如果美苏之间爆发冲突的话，美国将会给苏联带来巨大的麻烦。譬如，它将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德国和日本复活。”
(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苏联与美英合作的障碍。
在构建关于战后世界安排构想的时候，无论是迈斯基、李维诺夫还是葛罗米柯，他们都认为，苏联和英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仍将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苏联与美英合作的障碍。为了与美英合作，共同对抗德国，必须“有意识地把社会主义前途和发展问题放在第二位，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遇到了困难，它应该被推迟到一个合适的时段”，迈斯基承认，“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现在需要注意，提前进行革命会危害和平、打破平静，因为这会引起同西方紧张关系的升级。”
苏联领导人虽然希望与英美在战后进行合作，为此解散了共产国际，消除了苏联与英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障碍，并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领导人还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与英国缔结了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的协议，这些都为战后苏联与美英的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
但是，对于“大同盟”能否持续下去，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盟国能否继续合作，苏联领导人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比如，苏联副外长罗索夫斯基曾经证实说，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激烈的对抗也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外交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防止英美建立反对苏联的西方联盟。
在公开的谈话和外交谈判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示，他们是非常希望战后的联盟能够继续下去和同西方大国进行合作的。但是也有一些迹象显示，他们也支持罗索夫斯基的担心：战后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将更有可能走向冲突。作为务实的政治家，斯大林是不相信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能够长久地和平相处的。
1945年1月，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中，已经预见到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他说：
在把资本家分化为两个派别——法西斯和民主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暴露出来。我们之所以同民主派结成同盟，是因为民主派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种残暴的统治会把工人阶级推向极端，以至于推翻资本主义。目前，我们同其中一派结盟来反对另一派。将来，，我们就会反对剩下的另一派。
斯大林也讲了他对正在进行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和特点的看法：“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能够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但是，为了实现苏联的安全战略，为了与盟国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壮大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时，避免一个反苏集团的出现，同西方盟国进行合作，建立和维持一个有利于苏联的战后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莫洛托夫后来回忆所说，保持这种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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