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深秋，当邓艾的奇兵出现在成都平原时，刘禅在武侯祠前焚香叩拜的身影成了大汉王朝最后的剪影。但远在洛阳的司马昭手握灭蜀捷报时，却在烛光下陷入沉思，这个令其父司马懿至死忌惮的蜀汉丞相诸葛亮，究竟该如何定性？更耐人寻味的是，司马氏统一天下后非但没有抹黑这位昔日宿敌，反而在太学悬挂其画像，这是为何呢？
要理解司马氏的抉择，须先看清诸葛亮在魏晋之际的特殊分量。那个在《隆中对》中为刘备擘画三分天下的青年，仅用二十余年就将蜀地打造成儒家理想的试验田：北伐时“庶竭驽钝”的执着，治蜀时“开诚心，布公道”的清明，临终前“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操守，构筑起近乎完美的道德丰碑。更关键的是他与司马懿的较量早已超越军事范畴，渭水边的巾帼之辱、五丈原的将星陨落等等早在民间演绎成传奇话本，使得诸葛亮成为跨越阵营的精神符号。
真正让司马家投鼠忌器的，是诸葛亮精心构筑的政治遗产。当司马懿在辽东屠城时，诸葛亮却在北伐前线与魏军“约战克日”，将战争规范在古典礼法的框架内。其《后出师表》中“汉贼不两立”的宣言，如同悬在曹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任何僭越之举都置于道义审判之下。司马氏若强行否定诸葛亮，等于承认自身得位不正，这恰是“司马昭之心”最致命的软肋。
而晋朝初建时的政治布局，又意外抬升了诸葛亮的战略价值。司马炎发现，这位前朝宿敌竟是绝佳的统战旗帜。对北方士族而言，可借诸葛亮调和荆益派系的智慧来缓解中原门阀矛盾；对江南豪强可宣扬其“攻心为上”的怀柔策略，为平定东吴造势。更重要的是，民间自发的诸葛亮崇拜已如野火燎原，从成都武侯祠到洛阳街巷，百姓私祭不绝。与其对抗民意，不如将对手奉上神坛，既彰显新朝气度，又收编前朝遗产。
陈寿修撰《三国志》时的微妙笔法，堪称司马氏政治智慧的缩影。这位蜀汉旧臣在“诸葛亮传”中既要点出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短板，又要赞其“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司马朝廷也默许了这种“三七开”的评述，因为他们需要诸葛亮这面镜子，当石崇王恺斗富时，诸葛亮“蓄财无余”的故事就是现成的训诫；当八王之乱爆发时，“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治国理念又成维稳良方。宿敌就这样被转化为新政权的政治教材。
真正令诸葛亮形象立于不败之地的，是魏晋之际崩塌的价值观。当竹林名士用五石散麻醉神经，当贾充之流以弑君为进身之阶，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身影成了乱世中稀缺的精神图腾。司马氏深谙，与其篡改集体记忆，不如将道德完人收归己用，把司马懿塑造成诸葛亮唯一对手，既抬高了自家地位，又借对手光环洗白篡魏污点。这种精妙的形象置换，在《晋书·宣帝纪》中达到顶峰：司马懿的龟缩战术被美化为“深沟高垒以挫其锋”，渭水对峙则成了天才军事家的耐心较量。
永嘉南渡的烟尘中，仓皇逃难的士族在长江舟中重读《出师表》，恐怕会潸然泪下。当胡骑踏碎洛阳宫阙时，司马氏的龙椅早已崩裂，但诸葛亮死而后已的精神图腾却随着衣冠南渡在江南重生。唐代杜甫“三顾频烦天下计”的咏叹，宋代岳飞夜读《出师表》的泪痕，明代“万古云霄一羽毛”的终极定评，都在印证一个历史悖论：真正不朽的从不是帝王权术，而是人心丈量的那份“两朝开济老臣心”。
司马家族或许不曾想到，他们当年出于权宜之计的捧抬，竟让诸葛亮超越了政权更迭的轮回。当洛阳太学的画像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时，武侯祠的柏树却在时空里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