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重大主题电影创作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新景观。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到日新月异的当代发展，从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事迹到震撼心灵的国家大事，这些电影以多元的题材为基石，为观众展开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在北京市文联日前举办的“重大主题电影创作的新景观与新经验”学术对谈活动上，文艺评论家与电影创作者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热烈讨论。本报获得独家授权，将对话精华内容进行整理、摘编与刊发，期待中国电影人能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境地，创作出更多重大主题佳作。
——编者
嘉宾：
张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
皇甫宜川（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社长、主编）
赵宁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编剧，代表作包括电影《1921》、电视剧《光荣与梦想》等）
主持：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胡智锋：近年来的重大主题电影，技术革新让影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力，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运用，使观众仿佛置身于历史场景或重大事件之中；而叙事方式也不断创新，多线叙事、倒叙插叙等手法灵活交织，为故事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新景观的背后，是无数宝贵的新经验。创作者们精心打磨剧本，深入挖掘主题内涵，将宏大主题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今天，我们希望通过分析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构建方式、视觉表现手法以及它们如何触动观众心灵深处等方面的新经验，深入挖掘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影像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促进文化交流互鉴。
首先，请三位来简单谈一谈这几年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重大主题电影有哪几部？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你们要推荐它。
张卫：近年来重大主题电影比较引人瞩目的有志愿军题材，从《长津湖》到《志愿军》系列；党史题材，如《1921》；冬奥题材，如《北京2022》；以及《中国医生》《中国机长》等被称为新主流大片的作品。而《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这一系列，其实涉及到的也是重大主题。
这些作品首先具有很强的审美吸引力，采用类型片的方法，把宏大叙事和个人情感结合起来，人物性格鲜明，故事峰回路转，呈现出了重大主题电影的新面貌。在视听表现上，则采用了新技术、新手段，从而在视觉呈现上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皇甫宜川：这几年中国电影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在重大主题创作上的突破，尤其是在多样化主题的开掘上，比如刚刚张卫老师列举的这些影片。以前我们更多地立足于宏大叙事，讲重大的历史进程当中宏观的一面，现在开始关注到重大历史事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以个人的角度或者个人与重大关键历史节点的联系，来看个人和历史进程的关系。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很容易引发共情，代入感很强。比如《我和我的祖国》里面几个小故事都有这样的呈现。
其实还包括《夺冠》这样的作品，也是重大主题，但是从个体切入。通过表现运动员个体的奋斗和努力，呈现中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另外一个就是人物形象，电影最终要落到角色、落到人物身上，你会发现张卫老师前面列举的所有影片，它们之所以感人、之所以在口碑和市场上取得双丰收，很大原因是人物形象很丰满。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丰满？第一是尽可能地还原人物的真实性，以前我们的一些作品中，正面人物几乎是没有缺点的，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英雄人物，当然他有他的激情，同时也有他的困惑，甚至在战争的时候他可能也有他的一些胆怯，最后迎接这种挑战，走出来，这样的人物会更加真实感人。
当然，在写普通人的同时，仍然有大量表现伟人的作品和段落。我们会看到这些作品更多地关注了伟人身上普通人的那一面，就是情感的那一面，从而让这个人物变得特别丰满。
这种多元、立体地塑造人物的方式，也是这些年重大主题电影特别重要的一方面。
此外，刚刚张卫老师其实也谈到了，就是叙事。胡老师在前面开场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这种多线叙事、非线性的叙事，是我们这些年来重大主题影片里面特别亮眼的一部分。观众欣赏水平很高，非线性的、多线的叙事他们是很能接受的。而这样一些叙事的方式能够增加影片的复杂度，同时也增加了影片的吸引力。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年中国电影技术的进步，给我们重大主题电影提供了非常好的视听支撑。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这些进步，很多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刚刚我们谈到的《志愿军》系列、《长津湖》系列，包括《流浪地球》系列其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题材，这些都有赖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涉及到美学的进步，新的美学的呈现。中国电影这样一种新的面貌的呈现，都是有赖于这些，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让我们特别值得去总结，以及在未来的创作里面，再去进行探索的这样一种方向，这就是今天我们重大主题电影里面这样一些新的景观。
赵宁宇：感触非常多。我既是创作的参与者，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观察者，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看到了全产业链。如同各位老师所说的，真的不是某一个环节、某一个专业领域取得了进步，而是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壮大到了一个国际的水平，缺一环都不行。
在创作中有几个突出感受。
首先因为每次创作都会在党史军史方面做数千万字的研读，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是非常具体的。以前是了解得比较多，但不像现在这么深研，之后越研究越感受到力量的伟大。
第二就是前辈的电影创作十分优秀，给了我们巨大的鼓励和鞭策。比如《四渡赤水》《大渡河》《南昌起义》《巍巍昆仑》等等，这些经典作品，从叙事、拍摄、演员等多个维度，有些方面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手段也没有达到，我们只是在接力的一环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认识到这些，使得自己更加谦虚、更加谨慎、更加仔细认真地在各方面的要求之下努力在今天把作品做好。
第三要谈的是我特别意识到学术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因为我是常年跟各位老师学习做学术工作，用学术方法来分析史料，用学术的方法来梳理人物、事件、场景、道具、武器、环境、气候、温度、被服、妆容、战役进程、战斗过程、战后总结等方方面面，甚至于是几百封、上千封地查阅原始电报，到这个程度，发现了好多跟我们惯常思维认知里不一样的事实。再后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到中国台湾去寻找印证……这些学术的方法反过来又成为了推动电影叙事和电影制作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胡智锋：宁宇教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重大主题创作不是现在有的，这是中国特色电影创作的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尽管我们今天技术发达了，我们的艺术表达的手法也丰富了，但是前辈在探索重大主题电影创作过程中取得的那些重要的经验，依然在今天闪烁着它的光芒，还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吸收、吸纳、学习。
他还讲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只有宁宇教授才能说出来的这样一个表达，叫做用学术的方式去进行创作，用严谨的学者和学术的方式去探究真相，探究重大主题背后的、带有真理性的那个存在。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重大主题电影能够取得这样令人欣喜的新景观，这个景观背后是一批创作者们付出的巨大的学术劳动，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重大经验。
接下来，我想进一步再往下探讨，新时代的重大主题电影创作，跟以往相比，最突出的亮点在哪里？
张卫：这几年重大题材最主要的特点，我总结为四化：平民化、人性化、年轻化和国际化。
比如我们原先很多作品，偏重于展现领袖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都是一种特别宏伟的状态，那个历史是伟人的历史。而这十年来的重大主题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平民化的阶段，“我和我的”系列就是这样，无论是奥运还是扶贫，都是通过普通人的人间烟火来表现。而这样一种创作上的变化，折射出的是所有重大的国家行为，最后都深入到了每一个草根百姓的生活里，真正做到了惠及万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观改造了重大主题影片的内容和样貌。
人性化的体现是，无论是《志愿军》系列这样的战争题材，还是《北京2022》《夺冠》这样的奥运题材，无论是解放军战士还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恐惧、有迷茫、有担心，看到所有人性中被认为是负面的那些情绪，最后才能看到他们经过历练之后的坚强，这样反而更真实地完成了重大主题的宏大叙事。
第三是年轻化。现在电影院的主流观众都年轻化了；一线青年演员有数百万数千万的粉丝量，他们参与到重大主题电影的创作中来，会在年轻人当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年轻人创造的，一大时我们党的代表都很年轻，所以有一个“青春党史”的说法。用年轻人来演年轻人，本身就是对历史的还原。
最后是国际化。以《北京2022》为例，以前我们奥运题材的电影，只表现中国运动员，但是在这部作品中，中国运动员占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表现的就是各国运动员。当我们站在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上，就有跟国际交流的自信，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对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包容和胸怀。
皇甫宜川：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看着好像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创作人员真的很认真地去理解它，最后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这几年重大主题电影的变化——而且不仅仅是重大题材，整个中国电影这几年如果说出现了一种新的面貌的话，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个艺术创作的导向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对历史题材的处理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像张卫老师说的，普通人不是主要的被表现对象，但是今天我们再去表现历史、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点的时候，你必然会去挖掘普通人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们在《长津湖》中看到，具体表现的一定是前线的像伍千里、伍万里这样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而拍摄像《无名》这样的影片，意味着你一定要找到那些无名的英雄，刚刚宁宇教授讲的，如果你不理解这种观点的话，你就不会用一种学术的态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去寻找新的闪光点。
有一句话：如果把一个摄像机架在屋顶，芸芸众生从街头走过，你觉得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用镜头跟踪其中的某一个人，看似普通的一个人，他背后一定有非常丰富的精彩的生活，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困惑，如果这样的东西被你捕捉到、表现出来，它就是很精彩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着我们，从浩如烟海般的历史当中如何去寻找到党员、普通民众、基层干部等等，表现他们每一个个体对历史所作的贡献。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有成功的、涉及到重大历史的电影，它一定是从历史里面去发掘了一些新的人物出来。
现实题材也一样，创作者要去寻找普通民众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那些个体的奋斗、个体的困惑、个体的努力，在当代生活里面去寻找到一些个体推动历史发展的故事。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然也会投射到银幕对面，就是你的创作必然要关注到观众。不考虑当代观众的创作，同样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这种导向下的创作。刚才张卫老师讲到的年轻化，其实就是在这种导向影响下的一种必然结果。你要去研究观众，我们今天其实有个别的创作者会觉得自己的作品拍得很好，人物很鲜明，故事积极向上，但是为什么大家不看呢？他就没想到自己讲的那个故事，在叙事方法上可能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它不适合我们今天这样一种讲述的方式，不符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种审美，你没有进步。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加上各方面的创新，就是近几年来重大主题电影呈现新面貌、取得好成绩特别重要的原因。
创新，在有艺术观念的前提下，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所有好的电影，它一定是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的，尤其是在叙事上、人物塑造上和对主题的开掘上，都做得非常好，是今天的电影观众能够接受的、符合他们审美的。如此，电影和观众之间才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胡智锋：皇甫老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贯彻到了重大题材电影创作的全过程来进行分析。我归纳一下其中几个关键点：
第一要去寻找。到哪里寻找？不是眼睛向上看，是要向下看，到芸芸众生中去寻找那些最有特点的人民形象。
第二是发现，发现那些既是普通人，但是又特别典型地体现了所有人的特点的，有典型意义的那个人，那个角色，那个人民形象。
第三是挖掘。你要沿着这个既有个性又有普遍典型意义的这个角色和形象深挖，挖出他的人性和人的更丰富更饱满的内涵。
第四是回应。当然这里头还有个表现，就是怎么样把它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表现之后要回应，在影院里，是在网络上，看这样一个呈现，是不是让更多的观众共鸣与共情。
总体说来，就是重大主题电影要有活力、有魅力、有吸引力，得像皇甫老师所说的，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导向扎扎实实地落在寻找、发现、挖掘、呈现和回应的全过程中。
赵宁宇：皇甫兄说的“以人民为中心”，也是这些年我认识得越来越深刻的创作的出发点。因为我们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认知有多大的差异，我们构成了人民。
同样，中国共产党在特别早期的斗争史上的那些代表人物，后来成为伟人的人物，他们一开始也是人民中非常普通的一分子。
回到前面几位老师对我的总结，就是把学术方法带入创作，包括史料的搜集研究，也包括实地的走访考察，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电影的生产力。因为多次写一大以及相关的内容，上海一大会址我去了八次，馆长亲自将两摞原始史料交给我，我是拎着这两兜子书回的北京，仔细研读；武汉、长沙、北京、济南，乃至于旅欧支部，从马赛到里昂、到巴黎、到柏林，我都去过。
我们研究细到什么程度？一大代表中，谁没住在博文女校？有四个没住的。又是谁跟谁住的一屋？对床是谁？两个人住一个屋还是三个人住一个屋？还有没有调屋的过程？代表们当时是睡的床板还是地板？有明确的记载没有上下床，有明确的记载睡的是板床。这些都是编剧的事。
方方面面的研究，从史料到踏勘到分析，甚至一些复原的操作，整个合起来才能够成为重大主题电影创作的一些起点。但之后也有遗憾，有的地方还是思路没打通，或者在拍摄中证明此路不通。所以创作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仍旧要上下求索。
胡智锋：谢谢宁宇教授，又给我们分享了他创作过程中的若干深刻的体会。其中的核心观点是，重大主题电影创作，还是要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去探究、去挖掘、去呈现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真实。所以他们有很多都是对党史、军史来讲具有重大发现意义的，是在重大主题电影当中首次呈现的，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一是事实和真相的发掘。
第二是对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群的独特的心理、情感、行为甚至言语、生活状态的考据、探索和呈现。包括他们说什么话，喜欢吃什么，穿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内心特点，甚至他们的举手投足的行为特点都要在这个当中去探究捕捉和最逼真的呈现。
第三是对所有这些人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价值追求深度的剖析和挖掘和再呈现。
所有这些基于真相的挖掘、每个人的性格心理的挖掘，以及这个群体的共性的精神价值的挖掘，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是重大主题电影的公信力、说服力、感染力，这是我认为宁宇教授刚才的生动阐释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今天我们聆听和分享了三位嘉宾关于重大主题电影的精彩观点，相信大家也都会在中国重大主题电影创作的生产、创作、传播各个方面有自己全新的感知和体会。期待在业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为我们广大观众不断地奉献重大主题电影新的精品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