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晚清奇才黄楚九利用积攒下的巨额资金，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开设了一家大药房，其出售的“人丹”风靡整个上海滩。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这个出身贫寒的农村少年，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积攒如此巨额的财富。
原来，这位晚清奇才借钱从不花，放箱子里到期便还，用此套路攒下亿万身家。
他又是如何做到的？
今天刘律就带大家一起了解晚清奇才背后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点点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又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从赤贫少年到“信誉之王”
1872年，黄楚九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贫寒的中医家庭，父亲在他15岁时就离开了，只留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黄楚九的母亲略通医术，年幼的他就随着母亲学习祖传的中医眼科医术，母子俩每日就在街上给人看眼疾，黄楚九也在这期间学习到很多关于医术的知识。
但是在大街上给人看病只能勉强糊口，母亲根本给儿子拿不出多余的学费供他读书，黄楚九只能被迫辍学，早早地踏入社会谋生。
19世纪末，当时的中国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成为许多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据点，上海外滩一带，一栋栋异国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许多人都想来到这座城市寻找商机。
黄楚九也不例外，他带着母亲来到上海，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创业人生。
最初黄楚九在上海还是在街边摆摊给人看眼疾，但是渐渐他发现中医虽然能治病，但是疗效很慢，而当时在租界的西药店却生意火爆地很。
这也让黄楚九对西医异常感兴趣，相比传统的中医治疗，西医的疗效更好，而且比中医的疗程更短，能够更加省钱，比如病人同样患了眼疾，吃中药需要半个月甚至好几个月，而吃西药仅一周就能治好。
黄楚九敏锐地意识到，西药就是未来的风口，他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西医知识，并经常翻看有关西医的书籍报纸。
20世纪初，日本等帝国主义大肆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国人的钱财，日本在上海一家药店售卖的“仁丹”，不仅价格高昂，药效还不管用，这让黄楚九感到非常愤恨。
黄楚九决心自己开一家药店，打破帝国主义的垄断。
然而，黄楚九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他一无资金、二无人脉、三无技术，创业的难题摆在他的眼前。
但黄楚九毕竟已经在上海滩摸爬滚打很多年，练就了非凡的胆识和谋略，为了筹集资金，他想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套路”。
黄楚九向一些负责贷款的富豪们借钱，起初，他先是借一点，然后将钱锁进家里的箱子中，然后到期就将其连本带利地归还。
慢慢地，他开始借更多地钱，但还是将其锁在箱子里到期归还，在这期间，黄楚九还是一边给人看病，一边研究西医。
后来，一些人看到黄楚九每次借钱都能按时归还，还认为他是做了什么赚钱的生意，但他从来都不告诉他们自己借钱花在了哪里。
就这样，黄楚九通过反复借钱，然后按时归还，在金融圈子里积攒了一定的声誉，大家都认为他讲信誉，是个可靠的人。
黄楚九借此逐渐积累起诚信的口碑，银行借款金额也从几两银子一路涨到数千银元。
黄楚九的“空箱计”绝非愚蠢之举，而是精心设计的金融策略，这一招堪称晚清版的“信用杠杆”。
正如他后来总结说：“钱能生钱，但信用才是真正的金矿。”
黄楚九的商业帝国
1890年，黄楚九认为时机成熟，他凭借积累的信誉，向富商以及银行借得3000银元巨款，并在上海法大马路租了一家铺子，创设了“中法药房”。
黄楚九也用自己多年学习的西医知识，研制出了一款药丸，取名为“人丹”，专门和日本药房生产的“仁丹”竞争。
“中法药房”的“人丹”疗效显著、价格亲民，再加上黄楚九将产品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在街头张贴海报，顾客越来越多，逐渐火爆整个上海滩。
然而，在“人丹”大卖之时，日本药商竟然将黄楚九告上了法庭，黄楚九见状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积极应诉，称日本人是在糊弄国人，并在上海掀起一场舆论战。
此时的国人高举“国货”大旗，市民纷纷支持“人丹”，谁也没想到一款药丸竟然激发了民族情绪，这场官司持续数年，最终日本药商败诉，“人丹”也早已家喻户晓。
这场“人丹战争”让黄楚九名利双收，更奠定了他的商业帝国霸主地位。
那些曾经借钱给他的富商们，看到他把生意做得如此红火，获得的回报也越来越高，纷纷主动提出要继续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
而黄楚九的商业野心远不止于，他在1912年创办了上海第一个游乐场场所“新新舞台”，引入了西洋戏剧，丰富了上海市民的生活。
后来黄楚九又相继筹建“大世界”游乐场，创办中华电影公司，开办银行，横跨多个领域，旗下的大小企业多达100多家。
黄楚九也被人称为“百家经理”，他对品牌的意识，超越了时代的思维，并且他善于揣摩国人的心理，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
当年他创办的“中法药房”，如今已经成为了上海延安药业有限公司，创新已经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宗旨。
黄楚九在商业领域中无一不是借钱办事，他的商业传奇故事，印证了一个真理：在商业世界，头脑远比资本更重要，他的“信用转化为财富”，至今仍是创业者值得学习的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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