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专案
2022年7月7日凌晨，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的一个家庭被骤然闯入。34岁的暴钦瑞，以及他的父亲暴继业、哥哥暴韶瑞、二叔暴记忠、堂兄弟暴纪涛等九名亲属和同村村民，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警方怀疑他们涉及一起代号“5·25”的案件：包括殴打农民工、放高利贷、非法拘禁等行为。暴钦瑞本人是高邑县住建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并无显赫背景。事发突然，家人不明所以。
家属随后收到了一纸通知——新乐市公安局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上面写着，暴钦瑞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一个在中国刑法中比较笼统的罪名，常被用于打击各类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然而，通知上的细节寥寥，无人解释具体所犯何事。
值得注意的是，暴钦瑞在石家庄市区拥有房产，有固定住所。按理，他本不符合异地“指居”的条件。然而专案组巧立名目：因为九名嫌疑人皆为高邑县人，而联合办案的三个公安机关中，新乐市是他们唯一没有住所的地方，于是以此为由，将羁押地点设在了距高邑县百公里外的新乐市新乐宾馆。
被带走当日，暴钦瑞等人并未直接被投入看守所，而是被先送往高邑县公安局办案中心。
据暴钦瑞父亲回忆，在那里，一个理着小平头的办案人员拿出预先写好的询问笔录，要他签字。笔录罗列了他“非法拘禁、放高利贷、聚众赌博以及2014年殴打孙勇等农民工”等罪行。暴继业一看，这些罪名自己一桩都没干过，当然拒绝签字。回应他的，是对方甩来的一记耳光。
同期被提审的其他几人也被问及类似的问题，均予以否认。实际上，有证据显示这份笔录内容经不起推敲：例如2014年所谓“殴打农民工”一事，九人中的一人在当年正身陷囹圄服刑，根本没有作案的可能。然而，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下，没有人理会这些矛盾之处。
按照法律，监视居住本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刑事强制措施。若嫌疑人无固定住所，或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大贿赂等特定情形，公安机关可将其拘禁于“指定的居所”长达六个月。这一制度简称“指居”，原意是作为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中间手段。
然而实践中，它日渐异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了“特殊情况更适宜指居”的弹性条款，使得指居适用范围被大大扩张。办案人员可以以案件特殊、取证需要为由，对本应送往看守所的嫌疑人实施秘密关押。这为后来的种种荒诞埋下伏笔。
小黑屋
暴钦瑞等九人被分别带至新乐宾馆的一楼房间——那里临时改造成了办案点。一进入宾馆，窗户都被遮光，他们被要求始终戴着黑色眼罩，手铐脚镣不离身。每个人被固定在冰冷的铁制审讯椅上，动弹不得。空调被调至摄氏16度，冷风直接吹向他们的头部。房间四面墙壁都贴了厚厚的软包，以隔音防撞。在这样的密闭环境中，时间和外界都仿佛消失了踪影。
在这“指定居所”里，日常生理需求被严格管控。几位经历者回忆，每顿饭只有一个比鸡蛋稍大的干馒头夹一点咸菜，配约一百毫升水。能否按时吃上这点东西，全看值班保安的脸色。上厕所需要打报告，小便限时30秒，大便60秒，一过时间，哪怕还没解完，也会被强行架回铁椅子上。夜里不准真正睡觉，人困极了就在椅子上打盹，一闭眼就可能被呵斥。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使这十三天漫长如年。
更可怕的是例行的“审讯”。所谓审讯，多数时候是暴力逼供。同案多人向记者指证：他们先后遭遇警察和协助办案的保安的殴打、电击、棒打和恐吓。暴继业回忆，其中一次提审中，一名民警说要“换换样式”，于是拿来一台老式手摇电话机。民警将电话机的两根电线各夹在他左右手上，然后开始摇动电话机发电。电流刹那间穿遍全身，令他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全身抽搐。
这样的酷刑手段，在多年前的旧案材料中才能见到，但如今却在正规办案中重现。同案另一人则被打断了肋骨：后来送医检查确诊为左侧肋骨骨折，双腿大面积淤青，并出现红色疹子。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正在经历法律所严禁的虐待。
这些嫌疑人的想法也在悄然改变。一位后来获释的被指居者对律师感叹：“特别向往看守所。”在外人听来不可思议——看守所毕竟是羁押场所，谈不上舒适。但对这些身陷小黑屋的人来说，看守所有饭吃、有床睡，还有相对明确的规章，不会动辄遭私刑。在新乐宾馆的日子，让他们体会到何为“暗无天日”。正如不少刑辩律师所言：“指居，还不如去看守所。”原本作为“较宽松措施”的监视居住，实际感受竟比正式羁押更加严酷，这正是荒诞之处。
转折发生在关押的第12天夜里。2022年7月19日晚，暴钦瑞被办案人员从铁椅上解下，带去另一个房间“提审”。屋外，和他关在一处的父亲暴继业戴着眼罩坐着，但透过眼罩缝隙和门板，他听到了动静。起初，隐约传来儿子的惨叫声，但不久后归于寂静。片刻后，他听见屋内有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完蛋，电疵了。”大致意思是出了事，可能是电刑出了岔子。暴继业心头一紧，却不敢多想。他只能自我安慰：也许儿子没被带回是好事，起码不用眼睁睁看着他被折磨。
那一夜无眠。深夜，有人悄悄走进暴继业的房间，竟然卸掉了他脚上的镣铐和手上的手铐。第二天早晨，长期干瘪的伙食突然改善：他破天荒喝到了牛奶，吃到了一块蛋糕；中午还有难得的肉包子。这一系列反常举动让暴继业意识到，大事不妙。
几天后，暴继业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在那里，新乐市公安局一位刑警大队长向他宣布：他的次子暴钦瑞于7月20日凌晨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一刻，暴继业的大脑一片空白。自从被关押，他们父子未曾谋面，更无法照顾彼此。没想到仅仅十三天，儿子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获悉噩耗后不久，包括暴继业在内的同案八人很快被解除强制措施，全部获释。释放理由写着：“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换言之，警方在这场高调行动后承认抓错了人，没有任何罪名可以成立。
太平间
家属闻讯赶到新乐市医院时，眼前景象让他们终生难忘：7月20日中午，医护人员将暴钦瑞的遗体抬出抢救室时，鲜血正从他的耳朵和鼻孔淌出。多位在场家属回忆称，遗体身上多处淤青，脚趾有疑似针扎的小孔，脚底板甚至缺失了一块黄豆大小的皮肉。
种种外伤迹象，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起单纯的自然死亡。
医院方面记录显示，7月19日21时38分医院接到120急救指令，暴钦瑞被送医，经连续抢救3小时仍无生命体征，次日凌晨宣告临床死亡。医方建议进行尸检以明确死因。
面对如此离奇而残酷的死亡，暴家人坚持要真相。所幸暴钦瑞遗体并未火化，而是一直停放于殡仪馆。据新乐市公安局后来答复暴继业的说法，暴钦瑞死亡当日（7月19日）石家庄市检察院便已介入调查，对遗体予以保存。然而调查进展却极为缓慢。直到八个月后的2023年3月30日，石家庄市检察院才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尸体解剖检验。
6月19日，检察机关向暴继业出示了第一份尸检报告。结论让家属大失所望：报告称“排除机械性损伤和中毒致死，不排除窦房结疾病引发心电紊乱、心脏骤停导致死亡”。也就是说，报告没发现明确外因，倾向于认为可能是心脏自身问题猝死。
面对满身伤痕的遗体，这样的结论家属难以接受。暴继业当场拒绝在报告上签字，并申请由家属委托独立机构进行二次尸检。
接下来几个月，死因调查陷入拉锯。负责调查的石家庄市检察院检察官表示，申请再次尸检需要向新乐市公安局提出。但新乐警方的回应推诿且冰冷：“公安局也是当事人，我们来做尸检，你也不信。”一边是检方称程序不便公开，一边是警方以利害关系为由不配合，真相似乎被卡在了体制的齿轮之间。
到2023年9月19日，暴钦瑞离世已426天，妻子暴琳琳和家人依然没有等到权威的死因结论。无奈之下，他们选择向媒体求助。
2023年9月，南方周末率先发布调查报道，披露了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且同案他人无罪获释的经过。这一报道引发舆论关注，也引起更高层面的重视。两个月后，2023年11月25日，此案出现转机：河北省检察院指定由外地（保定市）检察机关管辖侦办涉案人员渎职问题。据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挂牌督办此案，并由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对暴钦瑞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2024年4月22日，距离暴钦瑞去世642天之后，家属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新的尸检报告。
这一次，鉴定结论直指关键：暴钦瑞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导致的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这一致命病理改变与其生前遭受长期限制性体位、反复的机械性损伤和电击损伤有直接关系。简单而言，暴钦瑞是在被持续束缚、殴打、电击的情况下，因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而死亡。这个结论佐证了家属的猜测：酷刑折磨正是夺命之因。
这份报告出自最高检权威机构，公信力远高于先前的结论。尘封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真相明确后，司法机关开始对相关责任人展开追责。2024年8月，新乐市公安局“5·25”专案组中涉嫌刑讯逼供的8名办案人员将被移送至保定市莲池区法院受审。与此同时，石家庄市裕华公安分局也有3名民警因涉及刑讯逼供，被移交望都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这些涉案人员包括现场实施和默许酷刑的公职人员。他们即将站上被告席，接受法律裁判。
最高检的介入和督办，显示出官方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一条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终于在近两年后等来了应有的交代。
南方周末
在中国内地媒体环境中，暴钦瑞事件一度是个敏感话题。最早披露此案细节的是以敢言著称的南方周末。
2023年9月的报道让更多人知道了这起悲剧。报道发布后并未被立即删稿，表明有关方面默许将其作为反思司法制度的个案加以讨论。
同年11月，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公众号“深一度”也刊发了一篇题为《被监视居住者之死：同案人肋骨骨折，称遭刑讯逼供》的深度报道。文中详细记录了暴钦瑞遗体伤痕、同案人证词、指居黑暗环境等事实，引发读者震惊。然而，此文上线不久即被全网删除，疑因细节过于触目惊心，直接揭露了执法中的暴力虐待问题。
官方对不同媒体的态度差异，反映出议题尺度拿捏的敏感：适度探讨制度可以，但对具体施暴细节的曝光依然忌讳。
暴钦瑞事件经过媒体披露后，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有网民愤慨于“又一条人命在叩问指居的合法性”，质疑这样的制度是否还应存在。也有法律界人士在微博、微信发声，称“警惕监视居住成为刑讯逼供的温床”，呼吁改革刑事程序。
由于事件涉及公安司法问题，一些讨论帖文后来被删除，但仍有不少评论通过隐晦方式表达立场。一些人引用古语如“掩耳盗铃”来讽刺删帖行为，质问“为何删帖？为何噤声提问的人？”
尽管审查严格，公众的疑问和批评并未完全消失。在知乎等平台，有人将此案与以往“躲猫猫事件”（看守所在押人员离奇死亡事件）相提并论，感叹“司法黑箱”何时才能彻底消除。
法律界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讨论由来已久，此次因暴钦瑞事件而再度升温。许多刑辩律师在受访时表示，在实践中“指居，还不如看守所”，因为看守所至少还有录像监控和相对规范的管理。有律师撰文直言，这种看似合法的措施往往被滥用为刑讯工具，成为“合法外衣下的非法羁押”。在国内社交媒体上，一些法学学者借机科普了指居的法律条文与实际运行差异，指出“本应是非羁押性的监视居住，如今却异化为事实上的秘密关押”，这背离了立法初衷。
值得一提的是，在舆论压力下，石家庄市有关部门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动作。正如前文所述，石家庄市检察机关虽然动作缓慢，但毕竟保留了遗体并最终等来了最高检复核。新乐市公安局在事发后也不再一意遮掩，配合上级调查。只是，这些回应更多是内部司法流程的推进，鲜有公开的信息发布。一度有传言称当地公安试图与家属私下和解，但未有确证。相对于舆论热议，官方在公开层面的声音显得谨慎而克制。
君向潇湘我向秦
此次事件中，媒体呈现出了不同的报道取向。
南方周末对暴钦瑞案进行深入报道：聚焦案件本身和家属诉求，同时扩大视角，探讨多起指居死亡案例及制度存废之争。
以纪实手法还原真相，以评论视角反思制度。
文章语言冷静克制，通过大量事实细节展现了指居执行中的荒谬和残酷，几乎不作夸张修辞，却让人感到震撼。这种报道风格与本案的荒诞现实相得益彰：无需渲染，赤裸的事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控诉。
相较之下，一些官方背景媒体对该事件持相对低调的处理态度。
例如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字头媒体没有直接报道暴钦瑞案本身，而是笼统转载了关于刑诉法修改研讨的信息，或发表原则性评论，强调依法规范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防止“走样变形”。
地方媒体中，石家庄本地媒体几乎没有公开报道此事。
总体而言，国内媒体多以远观姿态聚焦制度反思，而民间声音则更直指问题本质。
在信息时代，删稿并不意味着事件就此被遗忘。被删除的深度报道，被网友截图转载到微博、微信继续流传，以对抗遗忘。其中那些让人揪心的细节——例如遗体耳鼻流血、脚底缺肉——不断被人提起，成为质问执法者的铁证。
一时间，“暴钦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关键词成为网络敏感词，但人们以谐音、缩写等方式变通讨论。
多快好省
暴钦瑞事件最直观地暴露出刑事司法领域的刑讯逼供顽疾。一些办案人员出于破案心切，仍迷信逼供可以快速获取口供，忽视现代法治要求的证据规范。
在传统办案思维中，“打招呼”比跑腿调查要省事许多。然而这样的短平快手段，其代价是嫌疑人的鲜血和生命。当年办案人员可能没料到，此案最后不仅没获取有效口供，反而搭上了一条人命和他们自己的前程。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所指出的，由于看守所对羁押人员的管理日趋规范，一些急于破案的侦查人员便“开发”出了新的可能性——也就是利用指居的灰色地带来实现变相私刑。
这一案件警示：口供主义在现代法治中早已不合时宜，靠非法手段换来的“证据”只会让案件走向反面。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立法本意上，是为了降低审前羁押率、给嫌疑人提供一种比关押更宽松的选择。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就确立了监视居住，原本是一种不剥夺人身自由的非羁押措施。1996年增加了“指定居所”形式，针对无固定住处的嫌疑人，将活动范围缩小到特定地点。
2012年刑诉法又进一步对监视居住作了修改，一方面作为取保候审无法执行时的替代，另一方面成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在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下因案件特殊可采用指居。可以说，立法者本意是好的：既减少羁押，又兼顾特殊案件需要。
但现实中，这一制度被赋予了模糊而宽泛的裁量空间。警方可以通过认定嫌疑人在本地“无固定住处”或宣布案件“特殊”来启用指居。
案例显示，有的公安机关甚至借用外地警方的名义发出指居通知，只为把嫌疑人弄进指居黑箱。暴钦瑞一案正是如此：他在石家庄有房，却被带到异地执行指居，明显是对法条的恶意利用。制度设计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导致初衷良好的法律变成了某些人钻空子的工具。
指居为何容易滋生侵权？因为其相较羁押监督更少、封闭性更强。按照规定，指居由公安机关执行，地点通常不公开。不像看守所有严格的监管和录像要求，指居点成了一个由办案单位完全掌控的小环境。正如有律师所说，指居时审讯不需录像，地点保密无人监督，客观上为酷刑提供了便利。
本案中，新乐宾馆的小黑屋俨然成为一座秘密监狱。24小时监控并不为了保护嫌疑人，而是为了防止外界窥探。在如此密闭环境中，再加上办案人员和看守人员同属一队，没有第三方监管，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延长审讯时间、采取非法手段。
江苏靖江“夏俊涛案”中，因长期不给嫌疑人吃饱，导致其患上维生素B1缺乏的脑病而成为植物人。经查，该案负责民警为了“方便”取证，连续超长时间审讯嫌疑人，每天审讯达16小时。如此丧失人性的操作，皆因指居环境下缺乏应有的监督和约束。
暴钦瑞之死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折射的是制度设计上的监管真空和公权力滥用空间。
近年类似的悲剧并非孤例。在内蒙古，因涉赌被抓的北京某科技公司经理邢燕军，检方不批捕后改为指居关押，四个月后被告知在指居监室“上吊自杀”，令人质疑。湖北则有电工袁时宏，在被指居第10天突发肺栓塞去世，年仅51岁。江苏泰州的夏俊涛案前文已述，受害人最终于2019年不治身亡。
这些案件无一不在拷问指居制度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公众和法学界的呼声日益高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该何去何从？这已成为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严肃课题。
废除还是改良？围绕指居存废，法律专家们展开激辩。
一种强烈的声音主张彻底废除。有人认为，指居自诞生日起便饱受诟病、争议不断，应当予以废除，恢复监视居住原有的非羁押属性。他认为，与其给警察一个游离于羁押和非羁押之间的灰色工具，不如干脆取消，以免制度异化。有报道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近期向专家征求刑诉法修改意见，多数与会学者也赞同取消指居。
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改良比废除更现实。有学者指出，客观上确有嫌疑人在办案地无处安置、又不宜取保候审的情况，这时指居仍有必要。但必须严格限定适用条件，例如嫌疑人若能自行解决住处（哪怕租房），就应一律采用一般监视居住而非指居。
还有律师建议，若保留指居，应增设刚性约束：比如强制全程录像、允许律师探视、定期医疗检查等，以最大程度保护被执行人权利。
总之，废改两派虽有分歧，但共识是现行指居制度“非改不可”，不能再任其成为法外之地。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大修已被提上日程。有消息称，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计划在2028年前审议刑诉法修正案。2024年7月在山东烟台举行的全国刑事司法论坛上，多名与会专家提议取消指居制度，强调当前中国以轻罪为主的犯罪结构下，完全可以用取保等措施替代，无需再保留指居这种“多余”的强制措施。有教授直言，指居制度已经没有存在必要。
与此同时，一些媒体的系列报道也把这一议题推向大众，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支持。一旦立法机关采纳废除或严格限制指居的建议，暴钦瑞等受害者的惨痛经历将推动中国法治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这或许是这场悲剧能带来的唯一积极意义。
2024年8月、2025年2月，涉暴钦瑞案刑讯逼供的警务人员走上审判席，等待法律裁决。暴钦瑞事件以一场无辜者的死亡刺痛了社会，也向体制发出了警示。
十三天的小黑屋，将长久地烙在人们记忆中：它提醒我们，法治的意义在于约束公权、保障人权；一旦失控，再堂皇的法律条文也会沦为作恶的工具。
如今，人们期待着正义的判决，更期待着制度的完善。
从暴钦瑞之死到可能的法律修订，这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映射出社会在进步中付出的代价。愿这样的荒诞不再重演，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与人格权都不再被漠视。
暴钦瑞走了，但他的名字已凝结为一个对司法公正的质问，久久回响在中国法治进程的路途之上。
文/李宇琛
2025年2月11日
本文参考报道：
《多名被“指居”者死亡，背后的制度陷存废之争》，
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韩谦，南方周末实习生顾靓楠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