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黑龙江古城依兰，就是北宋两个亡国皇帝坐井观天那个地方。在我很小的时候，城里突发大火，正值春天，风大火旺，火烧连营，无法扑救，我家住的那条街化为灰烬。对那场火我没有丝毫印象，留在我人生最初记忆中的是坐着车，在母亲的怀抱里，一路颠簸着到一个村子落了脚。妈妈原本是投奔我大姨的，到了地方才知道，大姨一家已经搬到哈尔滨去了。父母失望非常。怎么办?举目无亲，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能到哪去?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只得在这个陌生的村子租了一铺北炕住下来。
壹
我和大姐
清河村如棋盘一样周正。路边清一色的草房，小户人家住一座两间房;大多是三间房，分东西屋，中间是厨房。东西屋各有南北炕。如果人口多，就自己住;倘若人口少就住一间半，另外出租。有的人家人口少，一铺炕足够，闲着的北炕也出租。
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当时真的这样。两家人住着一间屋，有的打着间壁墙，我家租的北炕没间壁，甚至也没挂帘子。穷人家哪有多余的帘子可挂?父母是老实本分人，性格温和，从不吵嘴，跟对门对炕都是和睦相处。一个天棚下的两家人相安无事就像一家人，睡觉了，旁若无人的上炕躺下。吃饭时桌对着桌子，睡觉时脑袋冲着脑袋。不要说没有帘子，我们也没有睡衣，没有褥子，第二天起炕，身上都是苇席印。即使这样，日子照样过，孩子照样生。我之后又有了弟弟妹妹。妈妈为了侍候小的，只好把我交给大姐。
在我的印象中，我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她比我大十二岁。小时候，我体弱常闹毛病，尤其爱肚子疼，一疼起来就哭个不止。不论什么时候，我哭了，大姐只要在旁边总会把我放到她的背上，在地上走来走去。她的后背成了我的摇篮，她哼哼呀呀的声音也就成了我的催眠曲，我在她的背上睡着了。醒来时，有时是在炕上，有时仍在大姐的背上。
大姐又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把用过的课本留给我，把她学会的字教给我。大姐在小桌子上写作业，我就伏在她的后背上一遍遍读一遍遍写。每有忘了的字就把书往她眼前一递，她就会告诉我怎么读，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后来妈妈很骄傲地告诉我，说我四、五岁就已经认识三四百字了。妈妈的骄傲是有理由的，这在当时、当地，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上学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中学保送，是我们校惟一的保送生。考高中，我是唯一的男生。后来又读到大学，写了一些让家人引为自豪的文章，跟大姐给我打下的基础有很大关系。
大姐很早就结婚了，嫁给了比她大十一岁的人。记得大姐并不想出嫁。大姐出嫁是因为家里人口多，妈没工作，爹靠种地，家里平时花销都是靠鸡下了蛋舍不得吃卖到供销社一分一分攒下来的。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大姐不能不出嫁。大姐离家那天，抱着妈妈哭了许久，大姐哭，我也跟着哭，以为大姐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大姐不想走并不是对婆家不满意，一是觉得自己还小，二也舍不得离开亲人。可是婆家那边来接亲了，不走是不行的，大姐只好一狠心走了。
大姐是坐船走的，我跟着妈妈一直送到船站。大姐流着泪，扶着船栏看着我们，让我们回去。妈不走，我不走，一动不动地盯着船上。大姐也不动地方，不时地抹抹眼睛。船拉笛了。船撤跳板了。船离岸启锚了。大姐不动，我也不动。眼巴巴地那么看着，直到大楼一般的船在后轮子的推动下渐渐远去，轮船搅起的波浪完全平静，白色的船影和水光云色融为一体，早已看不见大姐了，妈妈才拉着我，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我问大姐去哪儿了?妈妈说出门子了。我说啥时候回来。妈妈就说，出了门子就是人家的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出了门子就是人家的人呢?那一天的饭吃得好没滋味。那些天差不多我天天都哭，哭着闹着找大姐。
大姐开始住在依兰，后来搬到离我家三十里路的小古洞村。在我没上学的时候，每次大姐回来或大姐夫来，都吵着闹着要跟去住些日子。每次都能如愿。虽说大了几岁，肚子疼起来照常哭个不止。大姐还像以前那样，把她的孩子放到炕上，把我放到背上，双手背过去托着我，白天也好，夜里也罢，就在地上走来走去的，有时嘴里还哼着调调，也没有什么词，就那么嗯―嗯―嗯，翻来覆去的，我就在这无言的曲调声中进入梦乡。以后，我上了学，每到寒暑假，第一件事就张罗到大姐家去，没有船也没有车，我就一步步地走去，三十里地是要走上小半天的，我也走!
贰
我和二姐
在我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之后，一铺炕睡不下了，加之年景好有了些钱，我家就买了一间半房子。那个年代多子女十分普遍，若是哪家只有一两个孩子，那是件很奇怪的事。多子女就是人丁兴旺啊!
大姐出门子了我还有二姐，比我大三岁。我这俩姐虽是亲姐妹性格秉性包括长相却迥然不同。大姐高挑清秀，头发浓墨，二姐矮胖敦实，头发淡黄;大姐爽朗爱说爱笑，二姐沉闷少言寡语。就连眼皮都不一样，大姐双眼皮，二姐单眼皮，既不像大姐也不像妈妈。那个时候我曾想，这两个姐姐是一个妈生的吗?二姐是不是妈妈捡来的?
我对两个姐姐态度也不相同。对大姐亲近，对二姐疏远。
二姐长得怎么样倒在其次，关键是又懒又笨，不愿动，总嫌累。手脚笨就笨吧心眼也不机灵。她比我年龄大，理应比我早上学。可实际上我们是同一天走进同一间小学一年级教室的。那时候上学要考一下，不考别的，就考查数，查100个。老师说查数吧，我从1一直数到100，连个“笨儿”都不打，就像竹筒子倒豆子那么痛快。抡到我二姐时，老师说，你也查一下。她就笨笨坷坷的查，前十个数还行，一数到20，就再也数不下去了。老师说再来一遍，她还是数到20，好像在她的头脑中数就只有20个。就这样，我二姐第一年没过关，第二年也没有过关。过了二年二姐没有长进，依然只数到20。按当时的要求，这样的智力是不能上学的，可是这已经是第三年了，再让她等一年吧，一是年龄大了，二是她会不会还照样给你查20个数?几个老师一商量说那就让她上学吧。于是我和我二姐成了同班同学。回想起来，那时候太不明白学前教育的重要。倘若父母让二姐好好练习查数，我想她不至于只数到二十吧。二姐读到第三年，实在是因为学习吃力，跟不上，每次考试都“打狼”，连她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就退学了。先在家里帮妈妈干些家务活，大一点就到队里当“小半拉子”干农活。
母亲和大姐、小妹的合影
二姐不如大姐那样对我亲，我呢，常和她较劲。要烧火做饭了，妈妈就招唤我说，小子，到后院抱柴火来。那时家家都烧茅草和庄稼秸杆，房后堆成一堆。我就说，二姐抱柴火去。她则说，你去，妈让你去。有时我们就为这吵嘴。二姐也不让人就和我吵。听见我们吵架，妈妈就各打五十大板，有理没理都骂一通，直到我们各自闭嘴不再说话，我去把柴火抱进来放在灶炕前才了事。
二姐不像大姐那样结婚早。主要是婆家不好找。找了几家，不是人家嫌我们家穷，就是我家嫌对方如何如何。这一晃耽误了几年。那年月有剩男没剩女。家里有女孩迟早会嫁出去的。二姐嫁的这家姓贾，在村里是大姓，二姐夫的父亲排行第七，人称贾老七，二姐夫就是贾老七的大儿子。别人家的日子红红火火，贾老七家的日子却没个样。二姐婆家没有女人。婆婆生下闺女之后就过世了。贾老七把闺女抱给住在双城的哥嫂抚养，自己带两个儿子过日子。贾老七一直没再娶，一个跑腿子领两个半大小子生活，筷子夹骨头，三根光棍，那日子能过成什么样，谁都能想象出来。
二姐结婚，娘家没有办婚礼。二姐夫是大车老板，赶着大马车把二姐拉走了。他们就结婚成家了。
二姐婚后也没过几年好日子。在她第二个孩子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我在部队服役，回家探亲才知道二姐不在的事。我二姐小时候总嫌累，总像母亲那样心慌，那是有先天性心脏病啊!她上学晚，也是她智力不行。我还跟她斤斤计较，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叁
我和妈妈
实际上，二姐的心脏病遗传自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品质，也遗传了他们身上某些带病因子。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经常犯心慌气短的毛病，严重起来父亲就去掏腾一个猪心，到村里中医大夫那里买点朱砂，研成面放在猪心里，弄熟了，吃下去会缓解许多。农村缺医少药，加之没有固定收入也就没有余钱，有了病都是能抗就抗，实在抗不过去再寻医问药。另外，母亲的牙也不好。农村人极少有刷牙的习惯，而母亲经常刷牙，买不起牙膏，只能买几分钱一袋的牙粉。我上学交的杂费都要靠卖鸡蛋换取，母亲哪能舍得花大钱买牙膏呢?因此，母亲的病是我最为挂念的。尤其是当兵离家之后，时时牵挂母亲的病。
没有远离过家门，又没有离家多年，就体验不到游子归家时的心境。当时我在旅大警备区守备四团当新闻干事，有一次探亲机会。自从进入新兵连集训到穿上四个兜军服，没有哪一天不梦想回家看看年迈的双亲。母亲体弱多病只能守家待地盼子归来，因而看望母亲的心情格外迫切。那时，我刚从津贴转为薪金不久，钱不多，还是买了一些辽东土特产，除此之外还特别给母亲买了一筒大号中华牌牙膏。
部队驻在黄海之滨的一条山沟里。从团部到丹东有长途客车，在丹东坐火车，到沈阳换车，到哈尔滨再换一次开往离我家最近的火车站，然后再坐长途汽车才能到家。从丹东上火车就没座，到沈阳也没有，到哈尔滨仍然没有，一直到终点站下车，我一直站着，足足站了一天一夜还多。火车拥挤得很，连过道都站满人，能有个座位边靠一下都是很奢侈的愿望。我年轻精力充沛，加上即将到家的兴奋让我顾不上疲劳和困倦，总在想象着到家的惊喜场景。我想：一到家我一定先拿出牙膏，还要亲手给挤到牙刷上，看着母亲刷牙。这念头在我脑海里像演电影似的形象而又逼真，连想点别的都办不到。
弟弟把我接到家里，放下行囊，看着母亲笑成满脸皱纹的面庞，突然发现母亲以前丰满的两腮凹陷下去了，脸瘪瘪的显得特别瘦。我的心倏地一紧，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看什么都如同蒙上了雾。
于是，我什么礼物都掏出来了，独独没敢掏出专为母亲买的牙膏。母亲在说话的时候，嘴里除了舌头，已经空空洞洞。父亲说：你妈想你想掉了一口牙。
眼里的泪水顿时冲破堤防再也抑止不住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当儿女的能体会到为人母的一颗慈爱的心吗?多年后，我的女儿十多岁了。每每见到她的妈妈整天围着她转的样子，才更深切地理解母爱是怎么一回事，才更相信父亲说的话绝非夸大其词。
我央求母亲镶牙。不论我怎么说母亲只是不肯去。镶牙须到县城。夏天得坐轮船，冬天得挤长途汽车，还要住店，那得多大开销?她却说：镶了牙吃饭不香。我说妈你怕花钱吗?儿子有钱了。母亲还是笑着摇头，说有钱也不找那个罪受。
我从挎包里取出那筒亮灿灿的大号牙膏，母亲才知道她的牙让儿子伤心了，泪光闪了一下说：放家吧，等以后有工夫去把牙镶上。过了二年，我又有一次探亲假。在此之前，妹妹来信说，妈妈镶了一口牙。我想那中华牌牙膏一定用光了，就到商店买了最新研制的药物牙膏，既当牙膏又当牙药，母亲一定特别喜欢。
当我到家，看见母亲躺在炕上。见我到家了，母亲让我妹扶着坐起来。父亲说：你妈病挺长日子了，怕耽误你工作，不让告诉你。
我看见母亲幸福地笑着，干涩的双唇张开，果然露出两排整齐的银色的闪着光泽的牙。她老人家比以前更瘦弱，只是面颊比我第一次探亲时丰满了，因为嘴里有了牙。我声音哽咽着说：妈。我又给你买筒牙膏，是药物牙膏。母亲说，我刷不动牙了。我流下泪来，说：妈，我给你刷。
我脱了上衣，用军用牙缸舀满水。妹妹又把水兑得不凉不热。我把淡绿色的牙膏挤到牙刷上，然后跪在炕上一手扶着母亲，一手把牙刷送进母亲的口腔里，一下一下地刷。母亲见我笨手笨脚的样子，说还是我自个儿刷吧。她很虚弱，说话都费力气，刷牙更是力不能支。不过，母亲总算刷完了牙，看着我欣慰地笑了。
可我看着母亲，哭了。
母亲说：哭什么?你买的牙膏不是用上了吗?
母亲的病很重，据父亲说，母亲是肺心病。其它器官也有毛病，有时说说话就是一阵剧烈的呕吐，吐不什么，只是干呕。家里人看着病入膏肓的母亲一个个愁眉不展无计可施。昏黄的电灯挂在头上也是满面愁容。我回来了，妈妈像注射一针强心剂，睁开深陷的两眼，看看我，微微笑一下，笑得很累。刚刚叫出我名字中的头一个字，就被一阵剧烈的干呕打断了。我连忙上炕把母亲扶坐起来，轻轻的捶打着她老人家单薄的后背。弟弟和妹妹也七手八脚的上来帮忙，好歹把妈的呕止住了。我要把妈妈放倒好好的躺着，妈妈摇了摇头说，就这么坐一会吧。然后就那么定定的看着我。妹妹告诉我，为了治妈妈的病，公社的县里的好药都用遍了都不顶用;弟弟也说，表哥也没少使劲，差不多天天到家里来。我唉了一声。表哥已经是清河卫生院院长，有他看病自然是错不了的。
看着妈妈很痛苦的样子，我问，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吗?
妹妹说：表哥说了一个偏方，就是给妈吃生姜。
我说那还不快找姜来给妈吃。弟弟说，要是能够找到那还有啥说的，不是找不到吗!我顿时哑然。乡里是难以买到姜的，不要说鲜姜就连干姜也没有。商店里没有，要想找到姜真比上天摘个星星月亮都难。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电报里写上我好从市里找找看。妹妹说忘了，另外大冬天的，也不知道市里能不能买到。是呀，在市里就一定能够买到姜吗?姜是生长在南方的，是天寒地冻北方的稀罕物。可是要在市里找找看，说不定就能买到。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找不到一块姜?
我又说，这么大的一个村子就找不到一块姜吗?
妹妹说，差不多都问了，没有。
我的拧劲来了，说：再出去找找看。
我戴上棉帽子，拉着妹妹出去了。天很黑，星星在天上眨着眼。路很滑，踏硬了的雪就像冰道一样，一走一出溜。我和妹妹沿着村街，一家一户的敲门，一家一户地的打听，遇上我认识的人家，就叔叔婶子的叫着，说我是特意回来看妈妈的，妈妈的病重了什么药都不好用，就需要姜，你家有姜吗，给一小块，就要那么一小块，以后我回市里买到了给你邮一大包来。家家平静的夜和甜美的梦，被我和妹妹那一声声呼唤吵醒了，可是他们谁也不生气，都说真的没有姜，连肉都吃不上哪还有姜呀。我道了谢，继续朝前走。我不相信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就真的找不到一块姜。就在我走了大半个村子的时候，有家女人说，有闵姜行吗?我不知道什么是闵姜，就没吱声。妹妹忙说行行闵姜也行。接着，那家的灯亮了，男人披着棉衣出来，把一个纸包递给我说，这还是孩子他叔从南方带来的，都快让孩子吃没了，要不是藏起一点早没了。妹妹把纸包接过来，我连连道谢。
我和妹妹急忙往回走。我问妹妹，这家姓什么叫什么。妹妹说，一个村东头，一个村西头，不是一个队的，姓什么叫什么还真说不上来。我说记住，明天问问，别忘了人家。我们太高兴了，边说边往家走，可是妹妹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连忙去扶她。妹妹说，哥，姜没了。我埋怨说怎么不拿住?妹妹说，我拿得紧紧的，可一摔就就……我顾不上说什么，伏下身子在地上摸着。妹妹也在地上摸着。那纸包是白色的，和地上的雪一样白，又没有手电就很难找。我们一点一点的摸索着。手在冰凉的雪地上一点一点移动着，刺骨的寒凉就像针扎似的，可我和妹妹忍耐着，忍耐着。摸了一会，终于找到了，可纸包散开了，闵姜也撒了，我们又用手在冰雪上划拉，把散失的闵姜划拉齐，小心的用手捏起来，重新包好。
回到家里，妈正呕吐得天昏地暗。我说妈找到姜了。妹妹忙不迭地用温水把闵姜冲洗干净也去了凉，然后送到妈妈嘴里。那薄薄的姜片，在妈妈的口里慢慢的咀嚼着，咀嚼着。不知道真的是闵姜好用还是心理作用，妈竟然不那么呕了。
肆
妈妈和蝴蝶
因为这个缘故，我对姜就很有好感。我第一次见到大堆大堆的鲜姜是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期。我到四川出差，看见市场上那么多黄色的，鲜得几乎掐出水的鲜姜，真想一下子买它十斤八斤的。同伴告诉我，鲜姜不好带，那么远的路带回去该烂了，再说家里也不是买不到，你带那么多的鲜姜不是有病吗?我就想，我的家乡也有姜卖了吧。我的苦命母亲，你要是再坚持几年就再也不用那么费劲巴力的找生姜了。
现在，你随便在哪个农产品市场上都可以看到姜，也很容易买到鲜姜。即使你急用而那时又收了市，你随便敲开任何一家邻居的门都可以要来一块姜。这种极普通又常用的，既能调味又可入药的东西，谁家还不预备一点呢。可是那年为了找一点点姜，几乎一夜间愁白了头发，说起来你可能不大相信。
如今，每每看见有人已经上了年纪还有八九十岁的母亲，我就非常羡慕。唉，我母亲病逝时才五十九岁，还不到六十啊!说起母亲逝世，记得在她心脏停止跳动前一天，我大姐做了一个梦，说妈妈送她一个梨。大姐顿时醒来。梨与离同音，给梨就是要离开的意思。大姐急忙赶到妈妈身边，母亲看了她一眼，又看看身边的人，又闭上了眼睛，之后那眼睛便一直没睁开。我想，那时母亲一定希望我也在身边，可是我不在。我正在从接到单位转来的电报急忙返回的途中。我们母子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是我们永远的心痛。
母亲安葬在清河北山的一块向阳坡地上。后面是满山的树，前面一条小溪。父亲病逝之后与母亲合葬一处。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去墓前祭扫焚些纸钱。如果是夏天，父母的坟前会有蝴蝶纷飞。我相信那是母亲来看我来了。有一年我去湘西凤凰古城旅游，导游是个苗族青年。他讲了个故事，说是在老早以前苗族聚集的山区有一个风俗，老人一过六十岁不论是否有病一律要由子女背到山上自己寻死。一个小伙子不肯让母亲死去，就一直在山上陪着妈妈。母亲对儿子说，儿啊，妈妈渴了。儿子就去下山找水。当他回来时发现母亲已经滚下山摔死了。她身边有一只大蝴蝶翩翩起舞。他相信那就是母亲。
父母坟前如果有蝴蝶，那肯定也是母亲化身出来看我的呀。我相信。
作者简介
作者：王霆钧，长春电影制片厂退休职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十余部影视剧本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其中参与编剧的电影《小巷总理》《关东民谣》和《少奇专列》曾获国家大奖。电影剧本《东西屋 南北炕》曾获夏衍杯创意剧本奖;出版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长篇报告文学、散文集十多种。散文《三山行》获首届徐霞客游记文学大奖;散文《多一些微笑吧》获优秀散文奖，收入《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中学语文课本课外读物》。（来源：通世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