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之后，历朝历代的新兴王朝都无一例外要先鞭笞秦始皇，批评其暴政之无道令天下众生得苦，以此彰显自身仁慈。虽然所有王朝都在鄙视秦朝，但是所有君王又都在效法秦始皇，于是所有王朝最后也无法避免秦朝的下场。
青年历史作家谌旭彬《在秦制两千年》中，将“秦制”总结为两点：
· 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因此要夷灭一切贵族，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
· 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因此要遏制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官僚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以这两点为核心的“秦制”，从未随着秦朝的灭亡而终结。历代帝王，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明君”，从来都是一边鄙视秦朝，一边效仿“秦制”：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以礼治国，实际却是大权独揽以刑治国，司马迁不过为李凌仗义执言几句，即被施以腐刑。
·三国时期的许多军阀，表面高举儒家道统的旗帜，但实际上却都在效仿秦朝的统治术，谁最能控制百姓，汲取财力物力，谁就能笑到最后。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恨蒙元的暴虐无道，但又认为“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包揽大权，将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了原子状态。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自诩英明的皇帝都在批评秦始皇，但他们若要进一步稳固江山，却又不得不效法秦始皇，于是历史总是重复着分裂又统一的游戏。
正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所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究竟该如何反思秦国，尤其是其诞生的机制与土壤，这才真正值得思考。
秦一统天下，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更在于他指涉着一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大问题”——“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其核心是一场由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是为了将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转移到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之上，以君主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通过君主专制的方式加强集权。
◎大共同体是一种效率第一的强人政治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愈演愈烈，在战争的推动下，富国强兵的逻辑压倒了一切，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只有野蛮才能战胜文明。国家越来越少，杀人越来越多。只有效率最高、道德水准最低的国家能够幸存。
因此，封建制、贵族制和礼制等一切“温文尔雅”、“含情脉脉”的东西，都逐渐让位给效率至上的郡县制、科层制和中央集权。
◎大共同体强大但又会周期性地崩溃
秦一举扫清六合，席卷天下的气势，宛若摧枯拉朽，是何等的不可一世。而秦转眼土崩瓦解，迅速败亡，宛若枯枝败叶被狂风席卷，又是何等的惨痛悲凉。
中国历史亡秦不弃秦制，历朝历代其实都在效法秦政，因此，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效率极高，往往威服天下。
而衰落之时又会造成空前的浩劫，据学者测算，每次“改朝换代”都会发生人口大灭绝，人口常常会减少一半，有时甚至80%以上。这样的大灭绝之下，充当炮灰的几乎全是社会的底层百姓。真可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秦制的方式虽千变万化，宗旨只有一条：让所有人服服帖帖做大一统下的臣民。
在秦制下，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这是统治者的声音；只有一个旋律，这就是统治者的主旋律。
立足于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和等级森严的家长制，是导致两千多年苦难历史的最重要的原因。假使观念没有革新，即使两千多年过去，秦帝国其实仍会活在我们心中。
走出秦制，需要面对历史的真问题。
中国历史说穿了，其实就是两场转型和剧变：前面是“周秦之变”，从周制走入秦制；而后面是从1840年开始的剧变，到辛亥革命帝制终结，其实关乎的就是如何走出秦制。
要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思考，就要对秦制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