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 重读哈特《法律的概念》
作者 | 张叶东，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大法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来源 | 法理读书
本文系第三届社科法学书评、影评与翻译大赛优秀作品
内容摘要：哈特的《法律的概念》是现代法理学的经典之作，奠定了分析法学的核心框架，为理解法律本质提供了全新路径。哈特通过区分“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特别是“承认规则”，构建了一个统一且动态的法律体系，并深刻分析了法律与命令、规则与制裁、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他指出，法律并非单纯依靠威胁或强制维持，而是通过规则的内在规范性实现其效力。此外，他承认法律在内容上需满足“最低限度自然法”，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哈特进一步探讨了法律的多样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及其边界限制。他主张法律规则的核心明确性与边缘模糊性赋予了法官在规则空白处的裁量权，但需防止随意性对法治的破坏。尽管哈特理论对规则体系作出了细致分析，但在价值判断与法律原则的解释上存在不足。德沃金的批评揭示了其忽略法律原则在司法裁判中的重要性。作为现代法学方法论的里程碑，《法律的概念》为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其影响深远超越法学领域。
关键词：法律概念；规则与命令；承认规则；自由裁量；法律与道德
目 次：
导言
一、再探恼人不休的问题：什么是“法律”？
二、法律、号令和命令的区别与联系
三、法律的多样性
四、法律与道德
五、法官自由裁量权
结语
导言
《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是20世纪法理学的经典之作，由英国著名法学家H.L.A.哈特（H.L.A. Hart）于1961年首次发表。这本书不仅奠定了哈特作为分析法学奠基人的地位，也被誉为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性作品。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深刻的哲学探讨，哈特为理解法律的本质、功能以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全新视角。本书的核心方法是借助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框架，将复杂的法律问题抽象化并系统化，从而回应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众多争议。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法律教育中，本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当代法理学的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特的以清晰严谨的逻辑和精确的语言分析，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法律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这本书对法学初学者尤为适合，不仅因为其语言平实、论证缜密，更因其构建了一个逻辑体系化的思维方式，使读者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哈特强调，研究法律的本质必须从分析其结构入手，通过解析法律规则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厘清长期以来困扰法理学的核心问题。本书的分析性方法培养了读者从概念出发探讨问题的能力，尤其适合启发法学初学者掌握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法律的概念》围绕几个关键主题展开：法律的定义、规则的结构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首先，哈特质疑传统命令学说的局限性，指出法律不仅是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而是规则体系中复杂的规范性结构。其次，他通过“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区分，阐明法律体系如何运作，特别是“承认规则”作为法律效力的基础，为理解法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提供了理论框架。最后，哈特探讨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虽主张两者无必然联系，但也承认法律不可避免地包含某些道德内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哈特不仅深化了对法律本质的理解，也为现代法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直到今天，哈特仍然没有过时，《法律的概念》仍然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其影响已远超法学领域，扩展至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本书不仅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法律”这一基本问题，还促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法学的规范性与多样性，为探索法律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再探恼人不休的问题：什么是“法律”？
哈特在第一章提出了三个争论不休的议题，通过对这三个议题的分析，建构了“法律是什么”这个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思路。这三个议题分别是：法律与由威胁所支持的命令有何区别和关联？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有何区别和关联？什么是规则，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法律是属于规则？通过探讨这些议题，哈特批判了奥斯丁的命令学说，揭示了法律规则相较于单纯命令的制度性与规范性；同时，他还分析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交集与分离，阐明了法律与道德义务在来源和作用范围上的不同。此外，哈特提出法律规则是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并进一步区分“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将法律规则置于动态运行的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他的方法论结合了语言分析与社会功能性分析，澄清了长期以来困扰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并为现代分析法学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三个核心议题不仅深化了对法律本质的理解，也为解决现实法律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法律与由威胁所支持的命令有何区别和关联？
法律的显著特征是义务性（obligatory）而非可选择性（optional），这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以威胁为命令的后盾”，奥斯丁就是在在强迫他人顺从这一点上声称找到了法律的根本要素。但是这样简化的做法却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我们需要追问法律义务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有怎样的区别和关联？
奥斯丁认为，法律的根本要素在于通过强制力迫使他人服从。然而，哈特批判了这种命令学说的简化性。他指出，虽然法律与胁迫性命令在表面上都具有强制性，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法律的效力来自规则的内在规范性，而非仅仅依赖于外在强制力。例如，“承认规则”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赋予规则合法性，使法律能够规范社会行为，而不是单纯通过惩罚维持秩序。此外，哈特通过区分“法律命令”和“抢匪命令”，进一步揭示法律与命令的复杂关系。法律的存在预设了普遍服从的习惯和制度性权威，而抢匪命令则完全基于个体的权力威胁。因此，法律不仅是命令的集合，更是通过规则形成的规范体系，其稳定性和延续性依赖于社会的接受和承认，而非单纯的恐惧或强制。
（二）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有何区别和关联？
法律与道德共享一套义务、责任和权利的词汇，这种共享性往往使二者的界限模糊，从而引发许多理论争议。哈特认为，尽管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在某些内容上存在重叠，但二者在规范性来源和作用范围上有显著区别。他强调，法律义务源于规则体系的内在结构，而道德义务则基于社会共识和价值判断。比如，法律义务更多依赖于“承认规则”的确认，而道德义务的效力则来自于社会的道德评价。同时，哈特提出“最低限度自然法”理论，指出法律在内容上必须包含某些基本道德原则以维持社会秩序，例如禁止暴力和欺诈。这表明，尽管法律与道德在本质上可以区分，但两者在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交集。因此，厘清法律与道德义务的区别，不仅是探讨法律本质的关键，也是理解法律规范性的基础。
道德规则科予义务，并且在某些范围内限制了个人为所欲为的自由。正如在法体系当中可以明显发现包含一些要素与“以威胁为后盾之命令”密切相关，也可以在法体系中明显发现另一些要素与某些道德的面向密切相关。法律和道德确实共享一套词汇，以至于同时存在法律上的义务、责任和权利，以及道德上的义务、责任和权利，而且所有国内的法体系都呈现某些基础之道德要求。由于法律与道德共享同一套权利和义务词汇，因而容易混淆二者的界限，进而导出许多错误的推论，因此如何区分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是分析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关键。
（三）“什么是规则”？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法律属于规则？
“法体系是由规则构成的”这个想法不难理解，不论是认为理解法律的关键为“以威胁为后盾”的人，还是认为关键是在法律与道德或正义之关联的人，两者在谈论法律时皆同样会认为法律就算主要不是由规则构成，至少也一定包含着规则。那么，什么是规则？说一项规则存在意指什么？法院真的在适用法律吗？或仅仅是在假装这样做？解决这样的分歧，应从以下几个要点切入：（1）确实存在不同类型的规则；（2）对于强制性规则的说明非常困难；（3）对惩罚的可预测性显然是法律规则的一个重要面向；（4）存在各种对规则的怀疑论。
哈特明确指出，“法律是由规则构成的”这一观点并非争议的焦点，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界定规则及其作用。他通过区分“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对法律体系进行结构性分析。初级规则规定社会成员的行为义务，而次级规则则通过“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提供法律体系的确认、调整和执行机制。这种规则的双重构造不仅赋予了法律动态性，也确保了法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此外，哈特提出“规则的开放性结构”，解释了法律规则在适用中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他认为，规则的核心部分通常是确定的，但边缘地带可能存在争议，这就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空间。这种分析揭示了法律的规范性与实践性的双重特性，说明法律并非僵化的指令，而是一种能够适应复杂社会需求的规则体系。
二、法律、号令和命令的区别与联系
哈特在讨论法律的性质时，通过分析命令的多样性和法律的强制性，进一步揭示了法律与命令的区别与联系。他首先通过对祈使语句的详细分类，说明命令不仅仅是单一的胁迫性行为，而是包含多种社会情境中的表达方式。为了批判奥斯丁的“命令学说”，哈特从抢匪情境中的“命令”入手，指出法律虽然也具有强制性，但其本质上不同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法律的强制力主要来源于权威的合法性与普遍服从的习惯，而非单纯依靠威胁来维持其效力。此外，哈特进一步分析了法律的三个核心特征：普遍性、持续性和普遍服从，通过这些特征展示了法律规则的规范性与稳定性，以及其与单纯命令的根本差异。这种分析为理解法律的规范体系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一）各式各样的祈使句
哈特在批判奥斯丁的法理论之前，先将其发展完善，确保其批判能够以最有力的形式表达出来。他首先从祈使语句的使用进行分析，比如“请把盐递给我”通常只是一种请求（Request），“不要杀我”是一种恳求（plea），“别动”是一种警告（warning）。这些祈使语句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使用不仅种类繁多，还可能彼此交叠。在这些情境中，抢匪对银行职员的威胁情形尤为典型：抢匪通过胁迫性的命令（order），以伤害为威胁，迫使他人服从。然而，这种命令与法律命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使用祈使语句的各式各样社会情境，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也会彼此重叠。其中有一种最重要的情形，使得祈使这个词在其中特别合适：抢匪向银行职员说，把钱交给我，不然我要开枪了。这种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说话者威胁做出命令使一个正常人举得有害或是不好的事情。这时抢匪是在发出命令，也许我们可以适当地说，抢匪喝令（order）职员把钱交出来，可是如果我们说抢匪向职员下达命令（gave an order），就会觉得很奇怪。
哈特指出，抢匪的命令与法律命令在本质上不同。尽管法律与命令都可能涉及权威与服从，但法律的效力主要依赖于规则的内在规范性，而非单纯的恐惧或威胁。此外，发号施令中的“号令”（command）过于接近法律的含义，不适合作为分析法律的起点。因此，哈特选择从抢匪情境中的“胁迫性命令”（order）概念入手，建构法律概念，并进一步区分了法律与一般命令的区别。尽管命令与服从两个字通常有着权威和对权威的敬服的含义，但是我们仍将使用“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和“胁迫性命令”来表达前述情况。法律接近权威，但是在发号施令的场合，不需要预设碰到不服从的情况，这也是不同于“命令”（imperative）的地方，发号施令有可能以伤害为威胁来达到服从，但它主要诉诸的仍然是对权威的尊敬，而非恐惧。而号令（command）一词过于接近法律，使得这一概念不适合作为分析的起点，因此应当从抢匪情境中的“命令”（order）概念出发，来建构法律概念。
（二）法律作为强制性命令
哈特通过分析法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批判了奥斯丁将法律简化为“以威胁为后盾的持续命令”的观点。他从法律的三项核心特征出发，论证法律与单纯命令的根本区别。这里的法律具有四项特征：
一是法律所进行的控制主要是由具有普遍性的命令来执行，而非针对特定个体的命令。法律被指示（be addressed to）给民众们这一表述需要完善，制定法律后应当尽快让它所适用的人群都知道。因为即使制定法律这项动作还未完成，甚至还没有去做的时候，法律已经是完整的法律了。除非有特殊的相反规定，否则就算被影响的人们得自己去弄清楚制定了什么法律，适用在谁的身上时，仍然不影响法律生效。用被指示给如此的字眼，可能会忽略制定法律与面对面地下命令之间的差别，进而混淆以下两个不同的问题：“法律适用的对象是谁？”与“法律对谁公布？”。法律的普遍性表现在其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和公开性，这使其区别于抢匪对特定个体的威胁。哈特指出，即使法律未直接传达到所有受其约束的人，也不影响其生效，这是法律与面对面命令的根本不同。
二是持续性。持续性是指持续性地相信不服从就会导致制裁的“信念”。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同心协力，执行制裁的力量仍然无法存在。法律的持续性依赖于社会中广泛的服从信念。如果社会成员不相信违背法律会导致制裁，法律的效力也将丧失。这与抢匪命令的短暂性形成鲜明对比，法律通过持续的服从建立起规范性秩序。
三是大部分的命令在多数的时候都能被服从，不论服从的动机是什么，即普遍服从的习惯（a general habit of obedience）。普遍服从的事实构成法律以及抢匪情境的重大区别，短暂地支配他们，很自然被视为与法律运作相对的极端。现在把普遍服从的习惯这个简单但稍加模糊的观念，加到以威胁为后盾的一般化命令上面，是否就足以呈现出法体系确定而持续的特性，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思索。法律与抢匪命令的另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法律基于一种普遍服从的习惯，而非短期内迫使他人屈服。普遍服从的习惯构建了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并使法律成为一个长久运行的制度。
四是关于发布命令的人，即主权者。哈特分析了主权者的双重特征，即“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主权者或其从属者发出的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而法律体系的独立性使其能够在不同法域之间保持自治。这种特性进一步区分了法律与抢匪命令的本质。首先，主权者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享有最高（supremacy）的权力。比如女王议会在制定法律时并不惯常地服从任何人，而从属的立法者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可以说是作为女王议会的代理人来立法。如果没有这种从属关系，英国就会有很多法体系并存，因此女王议会在英国领土范围内享有最高的立法权，对内最高。其次是独立（independence ）于其他法体系之外。比如苏联的最高立法机构并不惯常地服从女王议会，对外独立。
综上所述，最后哈特论证的结论是：所谓法律，就是主权者或其下的从属者所发出的，以威胁为后盾的一般性的持续命令。
三、法律的多样性
哈特在分析法律本质时，特别强调法律的多样性，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法律理论对法律统一性的追求。他将法律划分为两大类型：科予义务的法律和授予权力的法律，前者通过义务与制裁维持社会秩序，后者则通过权力赋予规定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种划分不仅揭示了法律规则的不同功能，也凸显了法律在规范性和权力结构上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哈特指出，法律的多样性还体现在适用范围和起源模式上，例如法律如何自我约束或与习惯规则区分开来。这些讨论展现了法律在实践中的灵活性与动态性，并表明法律不仅仅是命令或制裁的集合，更是一种多层次、多功能的规则体系。通过剖析法律的多样性，哈特进一步深化了对法律本质和结构的理解。
（一）法律的内容
哈特将法律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科予义务的法律，另一种是授予权力的法律。科予义务的法律的用词是义务（duty）、违规（offence）和制裁（sanction），授予权力的法律的用词是有效（valid）和无效（nullity）。对授予权力的法律可以进一步进行分为授予私权力的法律和授予公权力的法律。授予私权力的法律规定运用权力之人的最低能力与资格、运用权力的方法和形式、创设之权力和义务的类型以及期限长短。授予公权力的法律可以分为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方面：比如授予司法权力的法律，违反的结果并非是制裁，某个判决在上级法院撤销其效力前仍然有效，但它在法律上具有瑕疵，包含撤销(quash)、废弃、推翻（reversal）等各种处理方式。在法律的多样性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两种争议性论证：扩张论证和限缩论证。扩张论证认为，无效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制裁，但将制裁扩展到无效可能会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因为无效并非设计用于压制行为，而是用来确保法律行为的规范性。限缩论证则认为，授予权力的规则只是法律的附属部分，制裁才是法律的核心特征。然而，这种限缩论证往往扭曲了法律多样性与功能的复杂性，将法律简化为以制裁为核心的单一体系，忽视了授权规则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法理学对统一性（uniformity）有着强烈的追求，结合前述法律多样性的描述，有学者会认为我们所强调的法律多样性的区别，如果不是虚构的，至少也是表面的。两种规则具有相似之处：都须参酌规则，将行为批评或评估为在法律上都是“对的”或是“错的”。进一步说，两种规则有所相关：授予权力规则就是创设义务的方法。对此，有扩张论证和限缩论证。扩张论证主张无效作为一种制裁，但是将制裁扩及于无效是混乱的来源，也即无效可能不是一种恶，惩罚是避免人们去做该规则所禁止之活动的诱因，而授权式法律规则并非是设计来压制某些行为的，制裁与行为标准可以相互独立，去除制裁，行为标准仍然成立。限缩论证主张授予权力规则仅仅是作为法律的片段。法律是规定制裁的主要规范，适用对象为官员，是指示官员适用制裁的规则。这一论证实际上是以扭曲作为统一性的代价，对统一性的追求将使得其颠倒了法律的主要功能与辅助功能。
（二）适用范围
法律的适用范围始终是法律诠释的问题。法律总是由在法律之上的某个人或某些人，为其他臣服该法律的人所设置，当然没有什么法律是必然涉他而不涉己的，立法完全可以作自我约束。哈特由此提出了不同于胁迫命令的立法模型，即承诺约定（promise）模型，即规定如果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对要约人创设义务，则那些使用这些语词的人就应该有义务去做这些语词指示他去做的事。哈特认为，承诺约定模型比胁迫命令模型更为复杂，具有双向特征（bilateral character），如声明自己是他人之财产的委托人，而自我赋予义务的立法模式（可以类比信托法上的受托人）。哈特特别强调法律在适用中的灵活性与复杂性，提出法律的适用范围始终与法律诠释密切相关。法律不仅仅适用于被统治者，也可能通过自我约束适用于统治者。这种自我约束为法律的普遍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哈特提出了以下三方面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分析：
一是承诺约定模型。哈特以承诺约定（promise）模型代替单纯的胁迫命令模型，展示了法律如何在适用中体现双向特征。这里可以类比信托法，即受托人通过声明自己为他人财产的委托人，自我赋予履行义务的责任。这种模型不仅更加复杂，还体现了法律规则中“义务创设”的双向性质，即法律不仅强加义务，还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法程序自愿承担义务。
二是法律的开放性结构。哈特通过“意义中心”和“边缘地带”的理论，揭示了法律规则的开放性结构。在核心情境下，法律规则是明确和确定的，但在边缘地带可能存在模糊性，这为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例如，在新类型案件中，法官需要结合现有规则与社会语境进行解释和适用。这种灵活性不仅展现了法律的适应性，也反映了法律作为规则体系的动态特征。
三是语言分析与法律解释。哈特通过语言分析方法强调法律适用中的语言表达对规范性的影响。他认为，法律规则的意义取决于其使用的社会实践和语境。语言分析方法能够澄清法律概念的模糊性，为法律的精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持。
（三）起源模式
哈特在起源模式这一部分重点探讨了法律与习惯的区分。包括两个容易混淆议题：（1）习惯本身是不是法律；（2）“法律确认”的意义。哈特认为，习惯被法院适用前并不必然就不是法律，这是一个随着不同法体系而变化的偶然问题。某些法律体系允许习惯直接成为法律，而另一些法律体系则要求通过“承认规则”进行确认。例如，商业惯例可能被法院直接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习惯都具备法律效力。其次，即使承认习惯在法院适用前不是法律，但这需要诉诸主权者的默示命令。问题是：凭什么就主张主权者的默示命令必然如此？实践告诉我们，主权者很多时候根本无暇顾及法院适用何种习惯，所以连默示都谈不上。哈特批评奥斯丁对主权者命令的过度依赖，认为实践中主权者可能并未直接或间接关注某些习惯的适用。这表明，习惯成为法律的过程更依赖于具体规则和社会实践，而非简单的权力赋予。
四、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理学中的经典议题，也是哈特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通过批判传统自然法学和实证主义的简单化理解，试图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更为精细的分析。他承认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重叠，但强调法律在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规则体系，其规范性不必依赖于道德标准。然而，这种主张也引发了广泛争议，特别是在他与富勒和德沃金的理论对话中，这一议题被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开放性议题，需要结合法理学传统和现代法治实践不断深化和完善。
（一）哈特与富勒、德沃金的论战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是法律与道德关系讨论中的经典案例。富勒通过“法律内在道德性”理论强调，法律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其形式规则，还取决于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例如，富勒认为，法律必须具备明确性、不溯及既往等基本原则，否则其规范性将丧失，甚至可能退化为专制命令。然而，哈特并不认同富勒将法律内在规范性与道德挂钩的观点。他主张，法律的效力主要依赖于社会中普遍服从的“承认规则”，而非对道德原则的依附。尽管如此，哈特也承认，法律与道德可能在内容上重叠，但这种重叠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
哈特与德沃金的争论进一步加深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德沃金批评哈特的规则理论忽视了法律中的原则性要素。他认为，法律不仅是由规则构成，还包括未被明文规定但对裁判具有约束力的道德原则。例如，德沃金提出“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这样的原则，在法律适用中起到了与法律条文同等重要的作用。这种观点挑战了哈特的理论框架，指出哈特对法律规范性的解释过于形式化，未能充分考虑道德在法律中的作用。
（二）哈特“最低限度自然法”中的道德约束观点
尽管哈特对法律与道德分离的观点十分明确，但他在“最低限度自然法”中承认法律在内容上需要符合某些基本的道德要求。他认为，任何有效的法律体系都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原则，以保障社会秩序的基本运行。例如，禁止暴力、欺诈等规则并非出于道德考量，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因此，这些规则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约束既不是自然法的核心要义，也不是对道德的依附，而是法律体系为了维持社会合作而不得不遵循的基本条件。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自然法学派的主张，但他依然坚持，法律的本质不需要从道德中寻找其合法性来源。即便如此，这一观点也表明，法律并非完全与道德割裂，而是在基本生存条件和社会秩序上保持了某种必然的关联。
（三）法律自主性与道德考量的法治平衡
哈特在论述法律自主性时，始终关注法治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他认为，法律作为一个规范体系，必须在自主性与道德考量之间找到平衡。法律的自主性体现在其作为规则体系的自足性和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法律能够在不依赖外在道德评判的情况下维持其运作。然而，在法治实践中，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难以完全脱离道德考量。例如，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可能需要借助道德原则弥补法律规则的漏洞，或者在规则模糊的边界地带进行裁量。这种实践需求进一步说明，法律与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哈特特别强调，法律的强制性在实践中必须受到道德的约束。他警告说，缺乏道德限制的法律可能会退化为暴政的工具，这也是他对极权主义法律实践进行批判的原因之一。通过这种分析，哈特试图为法治提供一个既保持法律自主性又能吸纳道德考量的理论框架。
尽管哈特的理论在分析法律与道德关系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德沃金批评哈特的规则理论未能充分解释法律中的原则性因素，尤其是在涉及价值判断和正义的问题上，哈特的理论显得过于形式化和工具化。哈特对法律的定义主要关注规则的结构和功能，而对法律的价值基础和道德正当性关注较少，这导致他的理论在面对复杂的司法实践时可能显得乏力。例如，在道德争议案件中，法律适用往往需要考虑未明文规定的道德原则，这种原则的运用显然超出了哈特的规则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
五、法官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司法实践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是法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哈特在其理论中通过“空缺结构”（open texture）概念，揭示了法律规则的开放性和模糊性，认为在复杂和多样的社会现实中，法律无法预见所有可能的情境，因此在规则的“边缘地带”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需要在法律规则未明确规定的领域进行自由裁量，以弥补法律规则的空白。这种自由裁量权既是一种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也是对司法独立性的重要体现。然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受到规则框架的约束，否则可能导致司法随意性，损害法治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一）裁量权在填补法律规则空白中的实际功能
哈特通过“空缺结构”理论指出，法律规则在核心部分通常是明确的，但在“边缘地带”可能存在模糊性。例如，规则可能会对某些常见情境作出详细规定，但对新兴或非常态的情境却没有明确答案。这种模糊性并非法律体系的缺陷，而是社会复杂性和语言局限性的自然结果。为了适应这些不可预见的情境，法律必须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弥补规则的不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实际功能在于通过司法解释，使规则能够适应多变的社会需求。例如，在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型纠纷中，现有法律规则可能无法直接适用，此时法官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在法律框架内寻找解决方案。哈特认为，自由裁量权并不是对法律的任意扩展，而是一种在规则体系内的灵活适用。法官通过对法律原则和社会价值的考量，使裁判结果既符合规范性要求，又能够回应社会实际需要。此外，自由裁量权也体现了法律的适应性和动态性。法律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规则体系，而是一个能够随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的动态系统。通过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法律能够在规则的边界模糊处找到适当的应对策略，从而维持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二）自由裁量的限制与边界
尽管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功能，但哈特也强调，这种裁量权并非不受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法律规则的框架内进行，以防止裁量权滥用导致司法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首先，法律规则的核心部分为法官裁量提供了明确的边界。在法律规则的核心情境中，法官不应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而是应严格按照规则执行。例如，对于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及其对应的刑罚，法官应遵循规则中的指引，而非在核心规则的范围内进行创造性解释。其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需要基于法律文本和既有的法律原则，避免脱离法律文本的限制。例如，在对模糊规则进行解释时，法官应优先考虑法律的目的和体系，而非根据个人偏好或主观价值判断作出裁决。这种限制性确保了司法过程的客观性和可预见性，同时防止因法官个人倾向导致的不公正结果。最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还需要兼顾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在边缘地带的模糊案件中，法官可以在法律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平衡。例如，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或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法官在裁量过程中不仅要尊重既有规则，还需考虑裁决可能对社会产生的长期影响。通过这种方式，自由裁量权能够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社会功能。
结语
《法律的概念》作为哈特的代表性著作，奠定了现代分析法学的核心框架，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理论路径。哈特通过系统分析法律规则的结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效力的来源，揭示了法律的规范性与复杂性。他以“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划分为基础，特别是通过“承认规则”这一关键概念，成功构建了一个统一且动态的法律体系，深刻回应了传统法学的核心问题。这种以逻辑和语言分析为核心的方法，不仅澄清了法律的定义，还开辟了法学研究的新视角。然而，《法律的概念》也并非没有局限性。尽管哈特的理论对法律规则和规范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在法律原则和价值判断的探讨上，他的理论显得不够充分。尤其是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方面，哈特虽然主张两者无必然联系，但对道德在法律适用中的潜在影响并未作出足够的论证。此外，德沃金对哈特理论的批评也指出，哈特未能全面解释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和司法裁判中的重要作用，这成为其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尽管如此，哈特的分析法学仍然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他通过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厘清了法律概念的模糊性，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法律规则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这种分析性阅读和语言分析的方法，不仅为法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工具，也为司法实践指明了方向。在当代法治建设中，这一理论框架对于澄清法律概念、规范自由裁量权以及提高法律适用的透明性和公正性，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的概念》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法律”这一基本命题，其深远影响早已超越法学领域。它既是对法理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现代法学方法论的里程碑式贡献，为未来的法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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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写作4.0提供了6000+的文书模板，覆盖了法律、商务、教育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些模板由专业人士设计，确保了其专业性和实用性。此外，智能写作4.0还支持自建文书模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创建个性化的模板，这不仅提高了文书创作的效率，而且使得文书更具个性化和专业性。
5. 实用工具：赋能司法案例的深度检索报告
智能写作4.0赋能司法案例检索报告功能，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得力助手。它不仅能够检索到最新的司法案例，而且通过智能分析，为用户提供案例的详细报告，包括案件的基本情况、判决结果、争议焦点、法律依据等关键信息。这一功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法律研究的效率，而且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为法律实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责任编辑 | 郭晴晴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范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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