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心理”助手，将医生的时间留给患者

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人们的心理需求日益增多且呈现多样化。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陆续发布一系列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文件，推出多项创新举措。但当前，相关服务体系建设仍面临地区发展不均衡及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各类“AI+心理”服务工具及应用应运而生。这些工具能做什么？目前还存在怎样的技术、法律、伦理问题？未来，在健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方面，它们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AI+心理处方”专栏通过对研发团队及相关专家的访谈，展现“AI+心理”服务工具的潜能，厘清行业边界，以期其能在推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更具安全性、智能性、可及性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本期对话专家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谭淑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张岚

记者：谭教授、张教授，您二位带领的团队分别针对青少年群体及惊恐障碍患者研发了AI等数字化心理治疗系统。这些人群的心理健康需求有哪些“未被看到的角落”？

谭淑平：在青少年阶段，孩子们会在无形中承受很多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压力。尤其是对进入小学六年级、中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学业和社交压力逐渐增加，对友谊的渴望，和师长之间观点的对撞，对青春期心理、生理变化的懵懂，都导致他们较其他年龄段人群更易产生敏感、自卑情绪。此时，他们心理发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发育的速度，也缺少应对矛盾和变化的智慧和经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自我纾解及寻求帮助的方式，情况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

随着我国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视，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在校园开展心理健康宣教，配备专人担任校园心理健康教师等。但一方面，对一些已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存在心理障碍的孩子来说，比起“大而化之”的知识，他们更需要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评估和指导；另一方面，我国面向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医疗资源极为短缺，大医院精神心理科门诊一号难求，社会心理咨询机构服务费用偏高，校园心理健康教师力量较为有限；同时，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领域对从业者的专业素养、性格特质等都有极高要求，合格的心理治疗师及咨询师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

更进一步说，目前我国很多社会机构的心理咨询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情绪陪伴作用都发挥不好；不少学校配备的心理健康教师是从思政教师转岗而来，仅接受过短期培训及学习，岗位胜任能力不足。基于此，我们开发了青少年情绪障碍自助心理治疗系统，希望它能从情绪陪护和专业指导两方面入手，结合规范化和个性化手段帮孩子们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协助专业人员开展评估和训练。

张岚：惊恐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焦虑障碍，患者往往会经历突如其来的强烈恐惧感，伴随心悸、呼吸急促等症状，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惊恐障碍患者往往面临两个主要挑战：一是医疗资源可及性不足，二是治疗模式存在局限。尽管认知行为疗法（CBT）被公认为是对其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方式，但实施起来通常需要患者与心理治疗师面对面交流，耗时较长、费用较高。由于专业人员数量有限，很多患者难以及时获得规范化干预，且这一问题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尤为突出。

正是意识到这些心理健康领域的迫切需求与现有服务之间的差距，2020年，我们开始研发针对惊恐障碍的数字疗法应用程序——“Panic Fighter战胜惊恐”。惊恐障碍作为一种高发但长期被忽视的疾病，当时全球尚无专门针对其治疗的数字疗法产品。所以，我们希望“Panic Fighter战胜惊恐”能够在这一空白领域率先迈出的探索性一步，结合AI的实时反馈机制和个性化训练，帮患者克服时间和地域的局限性，获得科学规范、便捷灵活的心理治疗。

记者：您二位和团队是如何结合特定群体特点对心理治疗系统进行设计的？它们的大致使用情况如何？

谭淑平：青少年情绪障碍自助心理治疗系统基于CBT原理，以十余万条心理治疗数据构建起对话大模型，可分为症状评估、情绪识别、行为激活、认知重建四个模块。用户使用过程需30~40分钟，连续4个星期为一个疗程。系统通过和有心理困扰的孩子们的个性化对话，找出其思维偏差，进而通过规范化临床路径进行引导、训练，帮助他们察觉问题所在，提升认知和应对能力，或引导他们积极寻求专业人员的诊疗和帮助。

因为用户为青少年群体，所以我们在系统界面、语言、场景等方面都尽力依照他们的喜好和思维方式来做设计，着重在亲子、师生、同学交往的场景下开展对话，引导他们学习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基本技能。迄今，已有超100名到医院门诊就医的青少年使用过该系统，其中80%能顺利完成。

张岚：“Panic Fighter战胜惊恐”目前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并已取得积极反馈。在研发过程中，我们既遵循国际上循证心理治疗的方案和技术，又结合20多年来治疗我国患者的经验，并尤其注重在暴露治疗这一关键技术上进行创新，构建了多模块治疗体系，以帮助患者逐步克服恐惧。具体而言，系统中的惊恐障碍评估模块通过集成专业的评估知识图谱，准确评估患者病情；认知修正模块根据评估结果提供个性化的认知修正练习，帮助患者调整不合理的认知模式；内感暴露模块通过暴露疗法帮助患者适应身体不适感，减少恐惧反应；现场暴露模块帮助患者面对并逐步适应他们以往回避的现实场景。

临床试验期间，我们为22名参与者制订了为期6周的治疗计划。结果显示，62.5%的参与者对应用程序表示非常满意，37.5%表示满意；同时，针对参与者的惊恐障碍严重程度量表（PDSS量表）评分在试验过程中显著下降，有力证明了该应用程序在治疗惊恐障碍方面确实有效。而且，所有参与者在治疗结束后都选择继续使用，他们表示，该应用程序让他们能更加自主地掌控自己的治疗过程，提升了治疗依从性和效果。

这些反馈验证了数字疗法相比传统治疗的独特优势——更加灵活、个性化。一旦患者理解了这类系统的核心理念，就可以通过不断练习强化治疗效果。这种定制化的治疗路径为患者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更高可及性的个性化治疗方式。

记者：AI工具容易被贴上“标准化”“刻板”的标签。围绕复杂多变的情绪问题，心理治疗系统如何做到个性化和规范化的统一？

谭淑平：很多精神心理疾病最核心的问题都是情绪障碍。导致情绪障碍的根源以及情绪障碍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仍是可以被归类的。情绪障碍背后的各种因素和其多种表现所占权重的不同，形成了每个人个性化的问题和症状，而心理治疗系统的作用就是通过对话，识别患者的情绪，找到问题的根源，针对不同要素所占权重进行设计，为用户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除了少数重型精神疾病患儿，很多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其实很聪明，能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好，且善于通过网络搜寻基础的心理知识。但他们无法清晰、准确地剖析自己，也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这时候，他们可能需要一个远离生活圈、不带感情倾向的第三方，依据其个体情况帮他们指出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解决。心理AI工具就可以充当这个专业、不会乱发脾气、不会戴着有色眼镜对孩子们的行为想法进行评判的第三方。

我们希望，青少年情绪障碍自助心理治疗系统可以成为一种进行个性化科普的工具，让孩子们对自己特有的情绪问题了解得更透彻，并通过系统一步步习得应对方法。事实上，提升认知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记者：现阶段，大部分数字化心理治疗系统尚未广泛应用于临床，其开发和应用还面临哪些难点？对AI心理服务工具的相关行为应设置怎样的“红线”？

张岚：在应用层面，目前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医疗器械审批与监管的问题。数字疗法的应用程序通常直接通过移动端供患者自主使用，与传统医疗设备有着本质不同。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数字疗法工具和器械在医疗器械管理体系中的具体分类和监管方式仍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在进行研究成果转化，比如申请医疗器械注册时，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不确定性。我们期待在行业发展过程中，相关政策能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更好地支持这类技术在临床的应用和推广，让更多患者享有新技术带来的医疗成果。

其次，数字疗法的收费体系建设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建立合理的收费标准，使其既能保障该类应用程序的可持续发展，又不造成患者负担？一系列问题的解决目前依然需要更有效的政策指导。

再次，从临床研究到应用的转化需走好每一步。我们团队虽然在CBT和数字疗法研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目前相关治疗工具大多处于研究阶段。如何更快实现精神心理类研究成果的转化，并通过必要的审批流程，仍然是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

最后，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也面临着更新其传统治疗方式的挑战。

谭淑平：对这类工具的开发，首先要确保其应用的安全性，AI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黑箱”，面对原本就处在不稳定情绪状态的用户，系统每输出一句话都有可能会产生不同影响。其次，还需保障系统的专业性、结构性，其对话内容不能是“正确的废话”。

当前，心理AI领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单凭智能系统还无法精准进行大病识别，也很难做到专业性和普适性的完美结合。现阶段，很多社会机构纷纷试水，推出一系列主打聊天、情感陪伴功能的心理AI工具。我认为，这些创新尝试和做法值得鼓励，但一定要明确边界，对心理危机、重型精神疾病等可能存在的风险列出负面清单，一旦识别或触发“关键词”，系统服务应及时终止，同时提醒用户接受专业咨询和治疗。

记者：未来，这类系统和工具有怎样的应用前景，可能承担怎样的角色？

张岚：数字疗法对患者最大的影响源于它的便捷性和灵活性：一旦治疗方案确定，患者无须频繁找专业医生就诊，节省了时间和成本，还提升了治疗的连续性；个性化治疗计划、每日任务安排和实时反馈机制让患者主动参与康复过程，加速提升治疗效果。

对于医生和心理治疗师而言，数字疗法可以大幅节省治疗时间和资源。由于治疗内容和步骤被模块化、标准化呈现，患者能随时随地查看和学习，我们不必重复讲解。同时，数字疗法能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治疗习惯，为我们提供更全面、结构化的数据支持，从而更清晰地跟踪患者的治疗进度，及时调整方案。这些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能让我们更专注于患者的个体差异和治疗方案的优化。此外，数字疗法还打破了时空限制，促进了医患间的即时互动。

谭淑平：不管未来科技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明确，AI是用来帮助人而不是取代人的，这在精神心理领域尤其如此，人与人之间给予的陪伴和情感温度是AI所无法替代的。

因此我认为，在开发心理AI工具时需明确，它的主责是完成程序化、标准化，甚至是专业人员不愿完成、无法从中获得成长的事务性工作。且这部分也是AI工具擅长的领域，他们具有较强的可得性，高度的准确性，适合且能胜任“助手”的角色。这样一来，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就得以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时间还给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