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西夏文文献已基本能够解读，被世人一度遗忘的西夏文字重焕生机，打开了一座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2005年，时隔近30年，李范文等十余位学者共同编撰完成《西夏通史》，理清了党项族从诞生、建国、灭亡到亡国后民族去向的历史脉络，填补了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的空白
“一代代西夏学学者艰苦跋涉百余年，才在国际上具备一定话语权，我们唯有潜心做好研究、带好队伍，才能不辜负期待，走得更远。”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艾福梅
1908年，尘封多年的西夏“黑水镇燕军司”驻所——黑水城被发现。彼时中国国力衰微，大量出土文献、文物流失海外，催生了敦煌学之外又一高度国际化的学科——西夏学。
西夏，由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与宋、辽、金等王朝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然而，因未列于正史、文化遗存遭破坏、文字阻隔等原因，这个王朝给后世留下种种难解之谜，被称为“神秘的西夏”。
百余年来，从利用寥寥几张影印件艰难识读西夏文字，到促进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及文物数字化“回归”，再到释读文献并将研究领域拓展至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一代代西夏学学者接力前行，让后人得以窥其全貌。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夏学这一“冷门绝学”蓬勃发展，学术成果丰硕，对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国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上的位置和贡献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学者们正在更宏大的视野下研究西夏，进一步掌握国际话语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夏帝陵 1 号陵和 2 号陵（2024年10月22日摄） 冯开华摄 / 本刊
复活西夏文
19世纪初，清代学者张澍在甘肃武威打开砌封多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时，在碑的正面看到一整面似汉字却非汉字的碑文。他考察碑的背面汉文碑文中所书年号“天祐民安”，方知其为西夏文字。
史书记载，李元昊立国前夕，授命大臣野利仁荣以党项语为基础，仿借汉字造字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逐渐变成无人使用的死文字。
感通塔碑的发现，是世人重新认识西夏文的开端。受时代局限，张澍的研究并未引起重视。因此19世纪末，英、法学者为考证北京居庸关石刻经文中的一种文字是否为西夏文，花费了近20年时间。
转机来自黑水城出土文献。1908年到1909年间，俄国探险家科兹诺夫率领的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掘走大批西夏文献和艺术品。俄国学者伊凤阁在整理这些文献时，发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
根据学者聂鸿音在著作《打开西夏文字之门》中的介绍，《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的夏汉对音对义词语集，涉及不重复的西夏字1504个，前两页是汉文、西夏文对应的序言，倡导党项民族和汉民族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其后数章按一定顺序收录各类词语，并在“人事下”一章中虚构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的经历，把与每一事件相关的词语插入其中，可诵读成文。
机缘巧合之下，我国学者罗振玉陆续拿到了这本“双语对照教材”的全部照片资料，让其长子罗福成抄写后略作校勘，仍使用《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原书名石印出版。这就是曾在西夏学界流通甚广的“罗抄本”。
“我国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1914年罗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1915年罗福成撰《西夏国书类编》，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译释和研究。”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说。
解读西夏文献，光有《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不够的，还需要可供检索文字的字典。据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副院长彭向前介绍，西夏先后编写了一批字典，如《同音》《文海宝韵》《同义》《五音切韵》等。“依靠这批存世的字典辞书，学界解读西夏文字的梦想最终变成现实，它们堪称破解西夏文字的‘金钥匙’。”
百年来，在这些西夏人著的字书、词书和韵书的基础上，海内外西夏学学者几经研究、推敲，推出多种版本的西夏文字典，如今国际上最通行的是李范文编著的《夏汉字典》。
李范文师从著名西夏学学者王静如。为了做研究，他从北京调到宁夏工作，并参与到西夏皇家陵园的首次考古发掘中，积累了大量原始素材，编撰出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1997年出版后深受认可，不久即销售一空。李范文在字典里设计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还成为后来西夏文字电脑输入法的基础。
彭向前说，目前，西夏文文献已基本能够解读，被世人一度遗忘的西夏文字重焕生机，打开了一座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回归”文献
治西夏史者一度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西夏学学者史金波曾说过，后世除了从记载有限的汉文史料中了解西夏的政治、军事概略外，对西夏的典章制度、文化事业了解甚少。知其创制文字，而不晓其文字为何物，也未见其典籍；知其发展佛教，接受儒学，但不解其制度，不明其影响。
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英国、日本等国学者凭借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在西夏学研究领域独占鳌头，中国学者却只能依据国外专著对文献、文物等进行间接研究，西夏学研究领域甚至出现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
“俄藏黑水城文献占目前所知西夏文献的大部分，该国学者利用资料上的便利条件，率先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并开展研究，包括编目、介绍和专题研究等。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西夏学的重心在俄罗斯。”杜建录说。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俄学术部门积极开展合作，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截至目前共出版31册。
史金波是这一工作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记者，我国学者分别于1993年、1994年、1997年和2000年四次前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每次逗留约3个月。“我们的工作是将俄藏西夏文献全部拍照带回。当时俄方工作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工作时间很短，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我们以支付加班工资的条件让俄方每天延长两个小时工作。”
史金波说，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意义重大，是我国流失海外文献的一次成功回归。《俄藏黑水城文献》改变了国内西夏学研究的弱势局面，且因文献增多，国内西夏学研究人数和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
同一时期，宁夏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胡若飞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帮助下，将英藏黑水城文献拍摄为20盒缩微胶卷带回中国。2002年，北方民族大学成立项目组，对缩微胶卷内容进行整理，并于2005年出版四册《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于2010年出版。
北方民族大学还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一册。学者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编的《日本藏西夏文文献》分上、下两册，于2011年出版。
推动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数字化“回归”的同时，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开启了对国内西夏文献、存世西夏遗址和文物的调查整理。彭向前介绍，宁夏、甘肃、内蒙古以及陕西等地陆续发现和收藏了不少西夏文献，种类多样。历时六年，这些文献被收录进17卷20册《中国藏西夏文献》。
2011年，《西夏文物》丛书编纂工作启动，担任总主编的史金波在出版座谈会上说，对西夏这样缺乏文献记载的王朝，文物可视为西夏历史文化积淀的根脉，往往是认识西夏重要问题的主要依据，可以为复原西夏历史提供关键素材。
在彭向前看来，俄、中、英、法、日五大藏地的西夏文献文物资料的相继出版，极大方便了研究者对分藏在世界各地的丰富西夏文献文物的利用，为新世纪西夏学研究在中国进入繁荣期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时至今日，西夏学国际合作不断加深。2009年，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框架下的西夏学合作研究机构——中俄（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成立。这些年来，双方出版了系列成果，两年一届的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更成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游客在宁夏博物馆观赏西夏文物（2024年9月1日摄） 毛竹摄 / 本刊
揭开面纱
1991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宁夏一座损毁的西夏佛塔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套现存共九册约10万字的佛经引发了研究人员牛达生的关注。他潜心钻研，小心论证，认为这本西夏文佛经是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本。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梦溪笔谈》记载，布衣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然而，由于一直未见早期泥活字和印刷品实物遗存，个别国际学者对活字印刷术起源存疑。
从版框栏线不衔接到页码、经名用字混乱，从倒字错字现象到隔行竹片印痕，《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到鉴定专家一致认可：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将中国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捍卫了活字印刷术由中国人发明的事实。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还通过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时期泥、木活字印本，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的2000多块西夏文雕版残片等，论证出西夏印刷业极其繁荣。
这只是学界依据研究勾勒西夏文明的一次探索。
西夏存世近200年，但元代在修正史时未修西夏史，记载简略的西夏史实仅作为附传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难以反映西夏历史全貌。学界孜孜求索，期望能尽可能呈现出西夏文明。
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大量西夏遗址的考古发掘，为西夏学插上翅膀。1979年，由钟侃、吴峰云、李范文三人合著的《西夏简史》出版。2005年，时隔近30年，李范文等十余位学者共同编撰完成《西夏通史》，理清了党项族从诞生、建国、灭亡到亡国后民族去向的历史脉络。同时，《西夏美术史》《西夏经济史》《西夏地理研究》《西夏艺术》《西夏社会》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剖析了西夏。
四大研究趋势
经过百余年沉淀，国内西夏学研究队伍日趋成熟，已由过去屈指可数的几人发展成一支包含老、中、青各阶段人才的成熟梯队。
2023年8月，第八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在宁夏银川举行，国内外130多位学者参加。论坛共收到论文230多篇，内容涵盖西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西夏历史、地理、语言、文字，以及宋辽西夏金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多个领域。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90后”学者田晓霈硕士阶段开始学习西夏文，读博时选择了啃硬骨头——研究西夏社会文书，这些文书多为草书，释读难度大。这两年，他先后主持了“西夏告牒文书研究”“辽宋夏金时期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互动与融合”等项目。“西夏学是一个涵盖语言文字、历史、文化、考古的综合学科，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田晓霈说，他将深耕这一领域，争取出更多成果。
一直以来，存世和出土西夏文献残、杂、碎的特点使得西夏学研究难以避免“碎片化”。十年前，史金波呼吁学界要微观与宏观并进开展研究。“我欣慰于当前的西夏学研究状况，也一直提醒年轻学者们不要太碎片化，在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做好宏观视野的研究。因为微观维度的研究能尽量真实地还原西夏历史文化，填补中国大历史的空白，而宏观维度的把握，才能在过去的历史中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东西，服务于当今社会。”2024年10月，其著作《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正式出版。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开展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已成为学界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伯君研究员总结指出，当前西夏学研究有四大趋势：
一是西夏文献研究朝着为历史语言学、国学研究提供资料方向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使西夏文献真正服务于“大国学”研究；
二是推进多种文献资料的关联研究，构建大文献、大历史的学科视野，民族古文字文献是用民族文字书写的中华民族历史，可以从“他者”视角呈现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
三是把西夏文献与“河西走廊”的文物遗存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入阐释西夏文化如何吸收中原文化，建章立制；
四是利用西夏文本与藏文本对勘，进一步释读西夏翻译的藏传佛教文本，弥补相关史料记载的缺失。
作为我国西夏学研究的“大本营”，宁夏大学申报的西夏学学科近期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2024年度资助学科名单。“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认可。一代代西夏学学者艰苦跋涉百余年，才在国际上具备一定话语权，我们唯有潜心做好研究、带好队伍，才能不辜负期待，走得更远。”杜建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