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艺菲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笔者的家乡L市，是山东省中部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而闻名。在春节期间的家庭聚餐上，考试成绩、择校升学成为长辈们热衷讨论的焦点话题，大家围绕着如何为孩子选择合适的学校、如何规划孩子的教育路径以及如何在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分享着各自的经验和忧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升学压力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家长则在“唯名校论”驱动下，通过高额经济投入参与教育内卷，形成“高投入—低回报—高焦虑”的困局。对县域普通家庭来说，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负担为何越来越重？
一、学生：刚性化筛选机制与低龄化竞争
中考与高考被普遍视为人生的两次重要大考。从中考这一关键筛选节点出发，中国的教育体系实施“普职分流”政策，旨在通过约5:5的比例均衡配置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教育资源，以培育高技能职业人才，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然而，社会普遍存在着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即将其贴上“低学历”“低工资”“低社会地位”的标签，导致家长在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采取了过度预的策略。。为避免孩子被分流至职业高中，家长在教育竞争的起跑线上便开始层层加码，将竞争提前至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这种现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为了防止被分流机制淘汰，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剧，教育竞争的时间节点不断提前，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歧视。
从社会分层视角审视，高考长期以来被视为促进社会流动的关键机制，其“一考定终身”的选拔原则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一制度的运作逻辑促使“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享有一定优势，从而促使家庭将基础教育视为通往名校的竞争途径。山东省夏季高考报名人数从2015年的57.9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72.2万人，这一趋势凸显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态势。以L市为例，重点高中班级的学生平均每日学习时间超过15小时，每两周仅有一天的休息日，而在寒暑假期间，学校还会组织各种集训活动。应对高考的作息模式呈现出下移至义务教育阶段的趋势，C中学作为一所公立初级中学，实施了从6:50至21:00的全天候学习安排，由于晚自习期间还需进行授课，学生回家后通常还需额外分配1至2小时完成家庭作业，从而导致其23:00之后方能入眠。一些学生面临晚自习后回家写作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以至于他们需要在21:00放学后前往课业托管中心，在专业教师的监督下完成作业，直至23:00才能返回家中。为了适应“普职分流”教育体系的要求，初中生的课业压力增加，日常作息模式也越来越向高中生靠拢。
就L市而言，实施“二孩政策”及后续的“三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使得一些家庭将教育竞争不断提前。由于L市在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相较于过去几年入学的学生群体，2023年入学规模几乎翻倍。这一现象导致了同辈竞争的加剧，使2023年前后入学的学生家长为了防止子女在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处于劣势，不约而同地提前启动了竞争策略。一些家长在幼儿园时期便开始教授小学数学知识，并在一、二年级便引入通常六年级才开始学习的文言文内容。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其能力，家长还为孩子报名了包括编程和球类运动在内的多种兴趣班课程。笔者表弟就读的S小是L市享有盛誉的私立小学之一，其年度学费定为10,000元，除基本学费外，学生还需另行支付餐饮费等额外费用。对于S小的学生而言，每日需在早上7:30左右抵达学校，大多数小学生通常于17:30左右返回家中。然而，S小实施了“晚间辅导计划”，参与此计划的学生需在学校内用餐并完成家庭作业，其实际放学时间因此延后至大约19:30。此外，S小在寒暑假期间特设“冬令营”与“夏令营”项目，参与学生需按日支付100元的活动费用。活动内容聚焦于音乐、体育、美术培训以及课业辅导，每期活动时长10至25天。在义务教育体系内，学科竞赛的普及与低龄化趋势，以及学习内容的超纲现象，已开始影响低龄儿童阶段，这一现象违背了儿童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节奏，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及全面发展构成了潜在挑战。
（L市2009年至2022年出生率变化趋势图）
值得一提的是，高校的入学竞争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业成绩，而是扩展至学科竞赛、文体特长、科研成果（如论文、专利）等多维度领域，进而演化为一场涉及资本投入的装备竞赛。这一现象要求普通家庭承担更高的经济负担，以确保其子女能够参与并竞争这些额外的评价标准，从而在激烈的入学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教育体系借助分数筛选机制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强化循环，这揭示了教育再生产机制的本质。然而，尽管多元评价招生体系的改革已逐步展开，分数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关键指标，导致学生、教师以及家长普遍难以克服“唯分数论”的思维惯性。
二、学校与教师：公私教育资源分化与升学锦标赛
公立学校的教师群体主要由经过统一选拔并获得编制的教育工作者组成，这些教师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需求分配至各所学校任教。在L市教育体系中，公立学校教师的教学成绩被视为其职称晋升的关键指标。这一晋升过程又直接关联于薪资待遇的调整，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教师职业发展和经济回报的紧密链条。在私立学校中，教学团队主要由学校直接聘用的教师构成。若将私立学校视为一种教育服务型企业，其旨在通过品牌建设提升市场竞争力。为此，企业高层通常采用高薪策略吸引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科领军人物”加盟，以增强其师资力量。同时，私立学校还会借助专业的人力资源外包公司，聘请具有教学资质和教学经验的无编制教师。私立学校教师的基础薪酬相较于公立学校教师，通常高出约1000至2000元。除基本薪资外，私立学校还提供丰厚的绩效奖金，根据教师的教学成果进行绩效评估与薪酬等级划分，最高级别的教师年收入可达25万至30万元。其次，私立学校的管理架构通常更为严格。与公立学校相比，其在规章制度、教学管理以及学生评估等方面实施了更为细致和严格的控制。L市的一所私立中学在其教师办公室内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旨在监督教师的工作行为，确保其专注于办公任务。针对教学成绩欠佳的教师，学校实施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约谈、调整薪酬乃至解聘，其中，非正式编制的教师相较于拥有正式编制的同事，面临着更为紧迫的就业压力。因此，一些非正式编制的教师展现了更高的教学参与度，并对学生成绩有更高的期望值。
在强调高效教学的背景下，私立学校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与教学策略，升学率得到了提升。在实施“摇号入学”政策之前，L市一所初中的普通高中升学率稳定在98%的水平，其中约40%的毕业生能够被L市第一中学录取。私立初中在教学成绩上的显著优势引发了学校间的激烈横向竞争，为应对这种竞争，一些公立初中被迫延长教学时间，开设晚修课程，以期提高升学率。然而，这一举措导致公立初中教师面临与私立初中教师相似甚至更高的工作量，同时，公立教师的薪酬待遇普遍低于私立初中，这进一步加剧了教师的职业压力。此外，公立在编教师还不得不承担额外的非教学任务，如职称竞聘、撰写学术论文等。与此同时，私立初中凭借升学率的金字招牌吸引了一批优质生源，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这不仅推高了私立初中的学杂费，还进一步强化了私立教育的经济门槛，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加偏向于那些能够承担较高学费的家庭。
三、家长：教育焦虑驱动的高投入困境
历时千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在现代社会异化为“唯名校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追求。高等教育的广泛推广导致学历价值的相对下降，普通本科学历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学历贬值迫使家庭通过教育分层寻求相对优势，为确保子女能够进入诸如“双一流”高校或海外顶尖学府，家长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此外，在县域社会中，社会流动性受限，教育被视为社会地位提升的核心机制，这一观念促使家长与学生将教育视为实现向上流动的核心途径，从而导致对教育抱有极高的期望。这种过高的期望值加剧了县域义务教育竞争的前置化。
实施“双减”政策后，学生作业负担减轻、考试排名机制取消，但升学标准并未随之变化。商业机构放大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通过营销策略在市场中传播教育焦虑。短视频平台实施以“教育焦虑——流量变现”为核心的战略模型，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度量的商业资产，导致家长群体陷入数字化的教育焦虑困境之中。在当前社会背景下，随着普遍教育投入的增加，个体为维持相对教育优势而不断加大投入，形成“高投入—低回报—高焦虑”的困境。
自儿童教育的早期阶段，即小学乃至幼儿园时期，家长便面临着选择合适学校的决策困境。在选择学校时，家长通常依据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升学率、校园环境以及学费水平等关键指标进行评估。L市的家长在为子女争取优质教育资源方面，通常面临两种策略选择。
选项之一为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实施企业化管理模式，通常采取全市范围内的招生政策，并通过摇号方式确定入学资格，对学生的户口所在地并无强制性限制。L市内某些乡镇中学每年输送至L市优质高中的学生数量极为有限，导致部分持有农村户籍的家长出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以及对孩子高中入学机会的考量，倾向于将子女送入城市中的私立学校就读。学费最高的私立学校高达3.2万元/年，而即便是学费最低的私立学校也需1.2万元/年。对于人均年收入为3.7万元的县级市而言，这样的学费水平超出了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从而使得许多普通家庭难以承担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
第二种教育选择是倾向于师资力量强、升学率高且学习氛围浓厚的公立学校。这导致部分家长不惜高价购置位于这些学校附近区域的房产，以期实现“就近入学”。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与房地产市场的紧密关联，导致教育机会商品化现象的出现，进而加剧了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问题。L市最好的公立高中、公立初中、公立小学和幼儿园的集中布局导致学区房市场出现供需紧张现象。疫情之前，房价攀升至每平方米1万元至1.5万元的高价。在L市调查过程中发现，社会上存在一种趋势，即部分县城中的新婚夫妇在婚前要求男方购置学区房，以确保其子女能够享有从幼儿园至高中的连续、优质的教育资源。当农村青年进入适婚年龄时，其父母会为其在县城购置房产，此举旨在为未来可能在城市定居的子女提供便利，特别是确保子女能够就读于县城的公立学校。
自孩子入学之日起，家长便面临着如何有效提升其学业成绩的挑战。其解决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把孩子调到一个班主任教学成绩好、管理严格的班级；购买课外辅导资料“刷题”；课外培训。L市颁布政策禁止在职教师参与课外辅导活动，这一举措导致家长转向市场化课外辅导机构。一些家庭每年课外辅导费动辄几万元，但有时却因机构虚假宣传、机构老师缺少资质等原因无法使学生成绩真正提高。
四、结语
L市的教育竞争图景折射出县域社会义务教育的内卷与焦虑：在升学筛选与阶层流动的双重压力下，学生、家庭与教育系统共同陷入内卷化泥潭。职业教育的社会偏见、公私教育资源的分化、家长对教育投资的高度依赖，三者交织成结构性的困境。当前，仅通过政策的局部调整已不足以解决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亟需采取更为系统性的策略。这包括但不限于促进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以及重塑职业教育的价值认同，以从根本上缓解教育竞争的异化现象。未来的教育体系转型应明确地回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将义务教育的核心目标定位为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教育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