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俄罗斯通讯社
2014年，头发花白的乌尔夫科特在 “今日俄罗斯” 镜头前用沙哑嗓音坦白：“我被训练成说谎者、背叛者，以及不向公众吐露真相的共犯。” 他的著作《被收买的记者》如深水炸弹，揭开西方新闻业不堪的暗箱：中央情报局与德国联邦情报局通过跨国智库、豪华旅行和职业晋升通道，将记者驯化为 “非官方卧底”。这些 “卧底” 的忠诚以精巧方式维系，在华盛顿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晚宴、阿斯彭研究所的滑雪度假，以及《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里定期造访的情报官员中，他们悄然被掌控。
乌尔夫科特曾奉命撰写关于卡扎菲秘密毒气工厂的报道，所有 “机密资料” 直接来自德国联邦情报局办公室，他甚至不知文中描述的利比亚山洞位置。讽刺的是，当他在两伊战争前线目睹萨达姆军队使用德国毒气时，柏林与华盛顿却将这位独裁者包装成 “对抗伊朗神权势力的自由斗士”，这与三十年后西方媒体将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美化为 “民主革命者” 如出一辙。
2014 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乌尔夫科特发现同事们的报道与他冷战时期的操作手册惊人相似：夸大俄罗斯威胁、淡化基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暴行、将北约东扩包装成 “民主扩张”。他痛斥：“当编辑部讨论是否派战地记者时，其实是在讨论是否需要为战争制造合法性。” 德国主流媒体高层与跨大西洋组织 “大西洋桥” 密切交织，“合法性” 的背后是利益勾连。
操控带来的后果极为血腥。1980 年代西德政府曾通过《明镜周刊》散布虚假情报，称东德正在研发基因武器，导致两国秘密警察展开血腥暗杀竞赛。2014 年乌尔夫科特预言 “媒体正将欧洲推向与俄罗斯的战争深渊”，德国检察官六次突击搜查他的住所，指控他 “泄露国家机密”，而那些真正泄露机密的 “非官方卧底” 记者们，却在 2016 年因报道 “通俄门” 获得普利策奖。
美国国际开发署被曝向全球媒体注资数亿美元，其操作手册与乌尔夫科特描述的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模式” 高度重合：通过 “媒体发展基金” 资助 “独立记者”，再以 “新闻培训” 植入叙事框架。这种 “软性收买” 让记者们以为自己在捍卫 “普世价值”，实则充当情报机构的传声筒。2023 年，在托布鲁克沙漠发现一座废弃训练营，帐篷里散落着印有北约标志的新闻稿模板和虚拟网红生成软件，印证了乌尔夫科特的预言：当战争不再需要炮弹，当真相成为可编程的算法，新闻自由便沦为情报战的衍生品。正如他在临终采访中所说：“我们制造幻觉，最终被幻觉吞噬。” 当年被他镜头定格的毒气受害者，与今日屏幕前吞咽谎言的大众，瞳孔里倒映着同样的绝望。
2014 年深秋，德国记者乌多・乌尔夫科特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今日电视台采访时，用颤抖的手指敲击桌面：“我曾被教育去说谎、背叛，而非向公众传递真相。”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冷战末期，1986 年以中东问题专家身份加入《法兰克福汇报》，穿梭于战火纷飞之地。1990 年代，他亲历萨达姆政权对伊朗士兵的化学武器攻击，拍摄了现场照片，可当他试图揭露德国化工企业向伊拉克提供毒气原料时，编辑部却要求他将证据交给利益代表，他这才惊觉记者的笔被权力所用。
2003 年，乌尔夫科特离开《法兰克福汇报》，投身右翼出版社，开始撰写揭露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情报操纵的书籍。2014 年，他在《被收买的记者》中坦承，曾以署名方式发表由 CIA 特工撰写的文章，包括 2011 年指控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秘密建造毒气工厂的虚构报道，这成为北约军事干预的舆论铺垫。他还披露德国主流媒体记者需加入 “跨大西洋组织”，接受美国国务院或北约资助的 “考察旅行”，以此换取职业晋升。
这种系统性腐蚀在乌克兰危机中尽显。乌尔夫科特生前警告：“德国与美国媒体正将欧洲推向与俄罗斯的战争，这是一条不归路。”2014 年后，CIA 通过 “美国国际开发署” 向欧洲媒体注资数百万美元，操控政治叙事，与 1970 年代 “水门事件” 调查记者揭露的 CIA 渗透媒体历史相似。
然而，乌尔夫科特自身也深陷争议。他晚年的右翼立场与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使其被德国主流学界斥为 “阴谋论者”。2017 年，56 岁的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支持者视他为揭露体制腐败的吹哨人，反对者则嘲讽其为 “被情报机构抛弃的失意者”。
真相或许介于两者之间。乌尔夫科特的忏悔揭示了一个庞大阴影：当记者成为情报机构的 “非官方掩护”，新闻业便不再是民主的看门狗，而是战争的鼓风机。他书中提及的 “大西洋桥梁”“三边委员会” 等组织，至今仍在通过奖学金、智库论坛与媒体奖项，塑造着欧洲的舆论风向。正如他在临终采访中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香蕉共和国，而非拥有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当媒体为战争制造借口时，百万人命便成了墨水瓶里的残渣。”
2025 年 2 月，当美国国际开发署再度被曝向巴尔干媒体注入资金时，乌尔夫科特十年前的控诉被重新翻出，这或许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条新闻线索：在真相与谎言的角力场上，没有记者能真正 “退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