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926名有着严重战争罪行的战犯原本被统一管理改造，给了他们难得的机会改过自新，可却有5名国军高级将领死不悔改，更是行为猖獗，放弃最后的机会走上不归路。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关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着一个极为符合其“身份”的前身，在成为战犯管理所之前原本是一座名叫功德林的庙宇，只不过在清朝末期的时候，国家动荡，原本的烧香拜佛的庙宇最后成为了关押战犯关键地点。
这一功能被开发后，他的“形象”便固定了下来，直到民国时期，彻底从一个庙宇变成了“第二模范监狱”。
在这个监狱中，曾经关押过不少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名人，例如李大钊就是在这个地方遇害，所以第二模范监狱在很多了解近代史的人眼中还算是比较出名。
中国解放后，新中国成立起来了，这个时候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以及医治战争创伤就成为关键问题。
在这段时间，因为刚刚解放不久，解放战争中存在大量的国民党战犯，这些战犯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如果从大众的角度来看，这些战犯在解放战争中甚至在其之前都有着迫害我党的严重且恶劣的行为，大众对其更是喊打喊杀。
不过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并未赶尽杀绝，而是怀有善念，更是提出了：
“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毛主席的话无疑是给战犯们一个更加光明且难得的选择，于是将解放战争期间，有着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安排在功德林进行改造。
当时在功德林中的战犯一共有926名，只要这些人都能够认真改造，改过自新，其实在最后都能够重新开始人生。
当时我党主张的是尽量一个不杀，看的出来我党对其极其宽容，可是却没有想到里面竟然有五人丝毫不知悔改，更是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
悲剧的结局是自己种下的果
第一位被枪决的战犯原本是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邓子超，他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更是担任了警备司令等职位。
其实他在这些战争中取得成绩很是可观，与他不是很熟悉的人，留下的印象都是憨厚老实，是个话不多的人。
可与其共事良久的战友却不愿意与其有着过多的交流，因为他们都还算是了解邓子超，一致认为他表面憨厚，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唯利是图，心狠手辣的小人。
改造之后他谋害忠义，进入功德林后竟然想要杀害看守的解放军战士，企图逃狱，这样的顽固不灵分子，在1950年被执行死刑，着实一点都不冤屈，大快人心。
与其极为相似的还有原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张卓、第27军军长刘进，以及贵州独山行政督察专员陆荫楫，这三人都是手上沾满鲜血。
在解放之前，这三人肆意屠杀革命同胞，这三人每一个绝对都是大众痛恨的对象，可我党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后，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开始人生，却没有想到，这三人竟然拒绝改造，并且还发动了暴动，想要将正常的改造搅乱。
冥顽不灵实在没有留下的必要，于是我当即决定对其进行处决，这三人绝对是死得没有任何冤屈，实属罪有应得。
最后一名则是在1918年投靠日本人的包善一，他杀害同胞，后计入国民党，参与到“剿共”当中，他的手中沾有无数同胞的血液，在被关进功德林后，群众联合请求枪决包善一，考虑到其行为恶劣，最后73岁的包善一被处以枪决。
当然在功德林中有着反面例子的同时也有着浪子回头的典范，比如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很多国民党战犯对解放军并不看好，认为这一仗无疑是以卵击石。
但是有些战犯却很是佩服志愿军，甚至想要申请前往抗美援朝战场，为我方献出一部分力量，这些人就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人。
当时他们能做的并不多，只能是做一些炒面粉的工作，同时也有一些高级将领发挥自己的才能写下了一些自己对美军作战的见解，将其拿给上级，作为作战的参考资料。
其实在这些战犯当中，有很多的人都有着民族认同感，虽然之前是国民党军官，但是在面对外敌上，是无比希望中国解放军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所以他们的这些行为也算是给自己之前做下的错事赎罪。
尤其是以杨伯涛等人写下的《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得到了朱老总的赞赏，最后被送往前线，为我军提供了可参考的建议。
这件事甚至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誉，当然这些愿意改过自新的将领们也是在改造后成功地拿到了特赦的名额，回归了平淡正常的生活。
功德林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址，这个地点有着重获新生的含义，如今功德林已经彻底成为了“新康路”，饱含着大众对其的美好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