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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1932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发现了手抄本《洪门小引》，这是研究早期洪门历史的重要文献。原抄本无题，用红格纸写。第一张空白，第二张前面9行，后面6行，每行20字，然后是36字誓词。博物院标名《太平入会式》，即太平天国的入会誓词，萧一山认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篇首，则天地会之名称、宗旨、信条已可见大凡矣。”下面是小引的全文：
盘古初开，天地两仪，生四象八卦，生成三皇五帝；后学桃园结义，刘、关、张万古传扬。前者合胆同心，无分彼此，胜如同胞骨肉之亲。此乃五祖流传，以报昔日之恨也。启自甲寅年，吉月二十五日，丑未时，结万二兄，在高溪庙起义。一则报少林寺火烧之恨；二则复回明朝江山，共扶明主登基。谁想功不成，名不就，是以隐开各省流传旗色牌号，异日子孙相认。今见彼邦世衰道微，官脏吏酷，独力难成，特是结为洪门手足；三则自进洪门之后，忠心为大，义气为先，仁义礼智信为用；四则自入洪门之后，手足相顾，患难相扶；五则设立忠义堂，拜为靔［天地会］，插［歃］血联盟，插草为香，万载乾坤，招集天下英雄。近今人心不一，忘恩负义亦有，故此前传后教，列位祖师。设立誓章三十六幅，各人表其正德，以报少林寺火烧之仇；是以五祖伸冤，除消心中之恨也。
这个小引，不过三百多字，但是几乎概括了洪门起源的历史。他们按照桃园三结义的形式结盟，提到“五祖”，特别是在甲寅年（雍正十二年，即1734年）从高溪庙起义开始，然后回顾福建莆田少林寺被烧的痛史，到反清复明，又提到在各地起义的失败，后来散布到各省进行活动，规定了旗子的颜色，以便以后子孙相认。又提到世事多舛，官府腐败，为了共同的目标，于是成立天地会，歃血为盟，结为弟兄，手足之亲，忠心义气，患难与共，招揽天下的英雄，为少林弟兄和五祖报仇。还订立章程36条。
关于早期洪门的传奇故事，有六个文献描述得最为详细。最早的应该是19世纪60年代施列格（Gustavo Schlegel）所写《天地会研究》(Thian Ti Hwui)。根据施列格为本书所写的自序，1863年的春天，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属今印度尼西亚）巴东（Padang）埠的警察，无意中从某窃案嫌疑犯的家中，搜出一些书籍，方才知道该埠有秘密社团组织，会员约二百人。这些书籍包括会章、誓词、入会须知、旗帜说明、秘密符号等。这些东西被搜出后，警察交施列格翻译，以便他们了解这个组织的内幕。其实，当时施列格自己对这些书也看不懂，而时间紧迫，他又没有充足时间来进行详细研究。于是要求政府在判决之后，把资料交给他，并且准他利用一切有关中西秘密社团的材料，找出这些社团的秘密。政府允许了他的请求。
另外两个文献是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源流第五》中收入的《西鲁叙事》和《西鲁序》。这两个文献也是萧氏1932年在伦敦不列颠搏物院发现的抄本。关于《西鲁叙事》，萧加了一个按语，说“此叙述文字简明，称西鲁犯边，谓为康熙甲午年，即康熙五十三年。天地会创始于雍正甲寅年（1734），即［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与一般之传说异。” 天地会成立的时间，各种观点相差十分遥远。 而且这个《西鲁叙事》到底是什么时候记录的，也并不清楚。 第四个文献是1930年代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反清复明根苗第一》。 第五个文献是日本人平山周于1912年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史》。 第六个文献是1941年澳门出版的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下面我综合这六个文献，力图从杂乱记录中，清理出一个洪门传说和历史的相对完整的叙事。
一、传说故事中的洪门建立
根据洪门的传说，康熙甲午年（康熙五十三年，1714），西鲁国王彭龙天率军二十万人试图打入中原,已攻至潼关。 守将刘景、黄思泉坚守，康熙急召各路勇士前来。 福建南少林众僧揭了皇榜，最终击败了彭龙天，受到皇上赏赐。 雍正末年，少林寺遭到诬陷，雍正派兵偷袭少林寺，结果造成了一百多名僧人被烧死的悲剧。 幸存的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得帝、李式开五人逃脱后，成为洪门的前五祖。 萧一山认为，这些故事，不过是天地会中人的传说，“本为小说家言，扑朔迷离，亦不必辨其孰是，惟大体则均欲表示‘反复明’四字之旨宗而已。 ” 萧氏的这个态度是有道理的，本来故事就已经带有传说性质，去考证这些故事的真伪已经没有多少意义。 其实，任何传说后面都有着潜在的含义，就是创造英雄祖先，用来感召成员，鼓动士气，和寻求正义。1
《西鲁叙事》说五人到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逗留，一天，发现水中浮起一物。 五人捞起看时，乃是一个白锭香炉，初并不以为意。 但是当夜发现白锭香炉毫光闪烁，炉底面现出“反复明”四字，众人看时甚为奇异。 “相议欲结拜天地会，做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故事。 ”在大普庵，他们遇到万云龙，告之他们的计划，万云龙大喜，即同五人回高溪庙，“欲竖义旗，同心盟誓”。 但是在荒郊之地，并无物件，“不得已插草为香”。 见有枯木二条，“即取为烛”。 以花碗二个取作筶（占卜用具），当天祷祝： “投于石上，若能反复明之日，碗不破碎。 ”祝毕，将碗抛于半空之中，落将下来，果然完好无缺，“兄弟俱各欢喜，以为此仇有报。 ” 在洪门文献中，“”经常取代“清”、“汨”取代“明”。
关于这个香炉，《反清复明根苗第一》的记载有所不同。 五人来到惠州府云宵家洪珠寺太岁庙，走投无路，又无计可施，有了投水自尽的想法。 但是他们在白沙湾口，忽见海面浮起石头三块，石面有一只白碇香炉，三脚二耳，重52斤13两，炉底有文字“反清复明”，中心有“洪英”二字。 五人抬起，当时对天盟誓，插草为香。 后来五人，走至长林寺借宿，僧长万云龙询问五人情由。 五人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庙起义。 起义之时，“有仙人将太子霎时出现”。 查问根由，原来系太子朱洪英。 崇祯帝自缢之后，臣苏洪元带出西宫娘娘李新燕逃出，产下太子朱洪英，改名天祐。 五人拜他为盟主，拜陈近南为军师，苏洪元为先锋，五子为五虎大将。
施列格的《天地会研究》增加了不少细节： 不久，陈近南也来到。 “他是兵部尚书，又兼翰林院的学士。 他为仇人所害，因而弃职，他周游天下，教人哲学，但内心则在招集天下勇士。 ”他闻知少林寺和尚所受枉屈，特来归附（关于陈近南的故事，我将在下节集中讲述）。 于是，甲寅年（1734）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巳时（即9—11点），“他们就在天地之前，团结起来，仿效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宣誓死生与俱。 ”决心为被害的一百二十余个兄弟报仇。 他们燃草代香，烧木代烛，花盏代罇，齐声祈祷： “如果我们能够为少林寺被害的兄弟们报仇，能够反清复明，且看这些杯罇掷落地面，不会打碎。 ”他们把花盏掷下，都完好如初。 他们共饮血酒，宣誓永为兄弟，生同生，死同死。
蔡德英等在高溪庙休养几天后，便向江西赣州进发，一般洪门文献称此为“高溪庙起义”。 他们在路上邂逅唐王（即隆武帝朱聿键）部将黄昌成。 “湖北的督抚”张近秋（查清代任湖广总督或者湖北巡抚者，并无张近秋其人），调动大军前来围剿。 蔡德英他们商议分兵三路反攻： 蔡德英、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方大开、黄昌成六人为一路，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杨杖佑、林大江、谢邦恒为一路，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和吴廷贵为一路。 调度完毕，分路进发，与率部而来的张近秋死战，张被杀死，清兵溃散，“洪门势力渐强，加入的不乏其人”。
虽然各种文献描述各有不同，但是叙事的主线还是一致的： 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但是许多地点经常都是庙宇，如宝珠寺（或珠宝寺）、高溪庙等等； 无论他们的敌人是陈文耀，还是张近秋，皆为清廷大员； 剑和香炉皆是常用的道具； 蔡德英等五人在各种版本中，都是早期洪门的主角。 在时间线索上最为混乱的是： 到底征西鲁发生在康熙还是雍正年间，都各说不一。 文献说是甲寅年，那么有可能是康熙十三年（1674），或者雍正十二年（1734），相差一个甲子。 在郑成功的故事中，陈近南是康熙前期的人物，但是在西鲁和洪门起源的故事中，他又可能是康熙晚期和雍正时期之人。 这种时间的错位，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在“发明传统”、制造神话或者传说散布过程中，这样的问题是经常出现的。
二、陈近南和万云龙的传奇
根据成都市档案馆所保存的一份凌桐阶增编的手抄本《汉留海底》的说法，“陈近南是历史上可以证明与哥老会有直接关系者”，“康熙九年，他在四川雅安开精忠山”，目的是“灭清复明”。 康熙九年，即公元1670年。 王蕴兹《海底诠真》中也有这类的故事，说是为了利用吴三桂的力量，郑成功将部将陈近南派往内地，“探知吴三桂潜蓄异志，或能灭清复明，奉命往蜀，联合同志，于康熙九年庚戌，开精忠山于雅州”。 方宾良，绰号“湾帽根”，是“烧四排”，因为“贪利”，便向官军建昌镇告密（下面所引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说是被派入的），镇台马赓武率兵五百人，包围了陈宅。 由于陈近南“精武术”，所以逃往“湖广白鹤洞”，称“白鹤道人”，汉留从此“忌用四排”。 “湖广白鹤洞”地址比较模糊，但有洪门文献称白鹤洞在湖北襄阳。
《海底诠真》说，蔡德英等奔襄阳万云寺投奔主持万云龙。 万云龙起义山东，“战败逃此，与开四川精忠山之陈近南深相结纳，定计复明”。 蔡德英等遂推陈近南主持一切。 在白鹤洞后面有红花亭，十分幽静，康熙十二年癸丑大会于红花亭召开，“集各路志士”，吴廷贵、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等自广东来会，吴天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仗［杖］佑、林大江等自福建黄泉村来会，“遣臣志士，不期而至者千余人”。
当然，关于陈近南，更多的记录是洪门的文献。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讲了陈近南和万云龙的故事。 正当前五祖前途未卜之时，“忽遇创会之陈近南”。 据称陈曾为翰林院学士，当清帝有焚烧少林寺计划之时，他在朝廷“力争以为不可”。 因陈文耀、张近秋受皇帝信任，“无可挽回，不得已，遂辞职。 ”返回家乡湖北，在白鹤洞研究道教。 后来又以“代僧侣复仇故，变形为卖卜者，作江湖游。 ”也就是说他打扮成算命先生，到处游走。 在路上则巧遇五僧，“怜其困苦，迎至家”。 因陈近南居所狭窄，“不适于谋事之用”，而不远有一座普庵，里边有一宽广的场所，俗称“红花亭”，大家于是移居该处，“徐图复仇”。
由陈近南筹划一切，以苏洪光为先锋，吴、洪、 姚、李、林与五僧为中坚，令吴、方、张、杨、林至龙虎山，募集兵马，整理后备。 陈近南发令进击清军。 不料清军极强，“一战而败洪军于山中”。 陈近南决定暂退至万云山，途过万云寺时，认识了院长万云龙。 万“容貌魁梧，膂力过人，以少年时曾杀人，惧罪投僧侣中。 ”陈近南见其勇猛，便介绍给幼帝，“命为大哥”。 万云龙歃血明誓，要完成反清复明之大业。
这时，有一“朱唇美丰仪”少年到来，他“手过膝，耳垂肩，俨同刘备”。 他自称是朱洪竹，“系崇祯之孙，为李妃所出。 先帝为北胡篡夺，怀复仇之志久矣。 ” （前面提到过《反清复明根苗第一》，说有崇祯遗腹子“朱洪英”，两者颇相矛盾）他见这些勇士揭竿而起，所以“特来相助耳”。 因为他是明皇族正统，洪门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物作号召，于是“推之为主”。 然后择吉日，“宰牲祭旗，部众咸集旗下”。 陈近南对众曰： “武装诸君，应各别择吉日，插［歃］血盟誓，既武装者为兄，后来者为弟。 ”陈近南自任为香主，“择甲寅岁七月二十五日，以红花亭为兄弟盟誓之地，各会员即以其日为生诞日，称为洪家大会。 ”当夜，“天显瑞兆，南天光耀，有灿烂之星辰”，陈近南认为这乃天意。 清晨，东方发出红光，红音同“洪”，故以为姓，拆开就是“三八二十一”，用作联络符号。 上面提到的时间，“甲寅”可以是康熙十三年（1674），或者雍正十二年（1734），洪门文献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西鲁叙事》中也有类似的故事： 说是来了一小童子，年方十三岁，“面如桃粉，唇若抹硃，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真是帝王贵相，欲来投军。 ”众人道： “尔乃小小年纪，手无寸铁，敢来投军，有何能处？ ”小童子道： “我非别人，我乃系崇祯皇之孙，西宫娘娘李伸妃派出太子之子也。 想我太祖堂堂江山，却被狗所占，不能恢复中原，有何面目见祖宗于九泉乎？ 今见众英雄起义，前来投军，以图恢基复业，万望诸君助我一臂之力，则复中原足矣。 一来消我之恨，二来报死者之仇，三来完众民之愿。 ” 但是《西鲁叙事》并没有提到这个少年的名字。 关于这个少年，施列格说他叫“朱洪祝”，少年还出示他的证据，一个“御制宝袋香囊”。 大家齐向他面前跪下，齐声叫道： “天降天子，声名重扬，这是上天的意旨，我们来顺从天意，行道为善吧！ ”他们举朱洪祝为领袖，招兵买马，寻机起事。 在洪门的反清复明叙事中，正统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总是有所谓的遗孤之类的故事加入其中。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的反叛运动和通俗小说里，这种叙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对下层社会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八月二十日开战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记为康熙十二年（1673）五月十三日，见该书第67—68页。 ，万云龙率众与清军大战，不幸于九月九日“中敌矢毙命”。 洪军见大哥被杀，四下溃散。 等清军去后，弟兄们方将万云龙尸体火化，包以红绢，葬于丁山下。 墓前有九曲河，后有十三峰，右有五树，左有一树，以为标记。 陈近南尊万云龙为“达宗神”，修建“三角形之万年塔，及密加刻划之九话塔”。 施列格《天地会研究》的故事是： 五兄弟打退清兵，夺回万云龙尸体。 他们把万云龙安葬在八角墩附近朱湖的五凤山（平山周说是“丁山”）。 这座坟墓高三丈，长二百十八尺，号为“八角营”。 这在风水上则称为“寅申分金”。 墓前又建有三角形方尖的碑塔，长九尺，宽三尺六寸，称为万岁碑，碑面刻有十六字： “受职少林寺开山齐壹也达宗公和尚处”。 万云龙并非少林寺和尚，在他的墓碑上写有“受职少林寺”，可能是暗示万云龙与少林寺和尚的事业是共同的。
三、 “神圣之战”
上面所讲的万云龙战死的故事，在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称之为“神圣之战”，时间、地点和对手也很明确： 康熙十二年（1673）五月十三日，陈近南领导的洪门大军向武昌进发，一路取得胜利，武昌守将于成龙率军出战。 于成龙调度有方，武艺又高，击败了洪门的军队。 而朱洪竹、万云龙两位殉难，洪门弟兄就此溃散。 陈近南逃到襄阳，在白鹤洞中枕戈待旦。 这个说法比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所说的康熙十三年早一年。 查此时于成龙为武昌知府，而且康熙十二年武昌并无大的叛乱，但当年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不知该故事安排在这一年，是否有特殊的隐喻？
关于于成龙，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其《红雨》中，花了不少笔墨，可以印证刘联珂这里所提到的于成龙的时间，与真实的历史是吻合的。 康熙十三年（与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所说的甲寅年相吻合），于成龙平息了叛乱，逮住了首领黄金龙，为平乱划上圆满句号。 于成龙将他问斩，砍下头颅送武昌向总督邀功。 十一月，于成龙在黄石镇召集百姓，告谕东山民变的终结，并赋诗一首： “龟山已平，龙潭已清。 既耕且织，万世永宁。 ”这个历史记载中的黄金龙，是否就是天地会传说中的万云龙呢？ 从地点和时间以及清方镇压的领军人物来看，是非常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黄金龙，多年来往返于各地山区，宣扬反清复明思想，试图发动叛乱，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来说，乃至口号宗旨，都与洪门非常接近，我们可以猜测这与陈近南的活动有某种联系或者相呼应，甚至黄金龙之乱就是陈近南故事的历史原型呢？ 或者上述陈近南湖北之战，其实不过是次年刘君孚、黄金龙反清暴乱的一个镜像呢？ 黄金龙的故事是这样的： 康熙十三年（1674）的新年刚过，黄金龙便出现在麻城，挥舞“宝剑”，手持“天书”，宣称自己的神通。 东山强权人物刘君孚将其庇护在自己的山寨中，该山寨位于麻城与黄冈县交界的曹家河村。 虽然他有时乐意庇护像黄金龙这样的亡命之徒，但也会让手下把一些进入其势力范围的匪徒押送报官，以获取官府信任。
刘青黎是刘君孚的外甥，热衷于参与反清活动。 据说此人曾拜谒过吴三桂，有可能因此刘君孚获得过吴三桂的伪札，命其在东山起事响应。 随后，刘青黎利用当年四十八寨反抗的历史为鼓动，并依靠黄金龙多年来建立的信众网络，有计划地寻求鄂东以及和豫、皖、赣等省邻近山寨强人的支持，宣称这是“官逼民反”。 由于刘君孚认为这有助于增强其权威，从而被外甥拉入反叛。 据说他直接间接地控制了数万人的武装。 关于刘君孚即将起事的传闻四起，这加剧了麻城社会内部的分裂： 当地精英与县衙官吏之间、效忠清廷与效忠明朝的士绅之间、县城士绅与山寨强人之间、长期不和的山寨之间等等矛盾开始激化。 起事计划为另一山寨的仇家报官，刘君孚不得不仓促起事。 而其他各寨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起事者，都率众退入山寨。 但麻城的官吏，在得知了东山民变发生后，犹豫不决，在县城坐等有可能发动的围攻。
康熙十三年仲夏麻城民变酝酿之时，湖北巡抚张朝珍将于成龙从鄂南召回以平息叛乱。 于成龙向各寨堡主发布一系列告示，保证不会派大军围剿。 张朝珍接受于成龙的建议，宣布赦免悔过的士绅。 在记述招抚五月刘君孚起事的官方文书中，于成龙几乎没有提及刘君孚的反满行径，以免妨碍对刘君孚等人的任用。 他也没有提及“妖人”黄金龙，也未提刘君孚助黄金龙潜逃，以免将刘君孚与三藩之乱联系起来。 但对于人数众多的“叛仆”参与，于成龙要求奴仆忠于主人，严厉惩罚俘获的叛仆。 于成龙的新盟友刘君孚和其他地主武装帮助镇压反叛，成千上万的叛民及其家人被杀。
对于万云龙死后洪门的去向，施列格、平山周、刘联珂、王蕴兹等的文献都有描述，不过细节多少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认为康熙甲寅起义就是在暗喻这一次黄金龙的叛乱的话，那么洪门刚一出山，便遇上了于成龙这样一个狠角色，因此失败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
刘联珂的故事是： 陈近南因为“初次举义失利，所以不敢再意气用事”。 除广招弟兄之外，又叫众弟兄操练武艺，屯兵积粮。 光阴荏苒，与前面波澜壮阔的历史相比，洪门变得十分沉寂。 刘联珂说是“二十年如一日”，也就是说，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可以记载的活动。 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刘联珂简单地提到他们再攻武昌，但是“此时清廷正在兴旺时代，洪家弟兄又告惨败，弟兄相继逝世”。 但是陈近南“再三督勉新起弟兄，以百折不挠之精神，四处活动，伺机再图大举。 ”没有多久，陈近南也仙逝白鹤洞中，临终把洪门事务重托给后五祖吴天成等，去世前“以一生努力，未能克复一寸土地为憾。 ”
按照平山周的说法，埋葬万云龙之后，陈近南招各头目议事，曰： 自大败以来，乃知道是时机未成熟，清朝尚不能覆灭。 但是他坚信其终将灭亡，明朝终当复兴，所以不能气馁，即“勿以挫折遂萌懈志，仍当继续行之。 ”劝兄弟们暂时解散，隐遁江湖山泽间，养其体力，静以待时，广结党徒，口传暗号，“以冀未来之终有成功”。 他说要与大家告别，“游历各地，以观时机”。 以后如果有机会，必再次聚集一起，对众人告别而去。 众人于是四散，也称为“四出运动”。 还有一首临别诗为证：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得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此后，各帮会成员“持以为会员之证”，上面就印有这样的诗句。
施列格讲述了万云龙死后，五祖等到各省的活动。 为了扩充势力，他们分散到了各省。 蔡德忠［英］到福建，建立“长房的祖堂”，名曰“青莲堂”； 林永超到甘肃，成立“凤皇郡的会堂”； 方大洪到广东，建立二房的“洪顺堂”； 李色智到广西，成立“金兰郡的会堂”； 马超兴到云南，建立“三房的家后堂”； 吴天成到四川，成立“建章郡的会堂”； 胡德帝到湖南，建立四房的“参天堂”； 姚必达到湖北，成立“福浦郡的会堂”； 李色［式］开到浙江，建立五房的“宏化堂”； 洪太岁到江西白狗洞，成立“陇西郡的会堂”。
王蕴兹的《海底诠真》对陈近南的事迹也有一个概括： 陈近南发号施令，“军发襄阳，势如破竹”，但是在即将抵达武昌之时，则“败于清将于成龙”，结果朱洪竹、万云龙皆阵亡。 陈近南率领部下“扼守襄阳三阅月，诸将多先后战死，乃散党徒于各省。 ”康熙三十七年陈近南重集于惠州高溪庙，“再图大举”，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陈近南于这年去世，会务便继续由宝珠寺五僧主持，但是随着后五僧相继谢世，只有首领苏洪光幸存。
四、从苏洪光到天佑洪
据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惠州高溪庙起义失败后，重新集合，第一代的领袖人物在世者，仅苏洪光一人，然而没有多久，也离世而去。 帮会无人统率，“惶急之际，忽传苏洪光复生”。 而复生之原故，“传说亦至诡异”，是和“复明之思想”有关，试图“借以为收拾人心之计”。 就是说，苏洪光死去后，又“复生”了，竟然成为了新一代的领导人。 这个诡异的故事后面，便是一个把神话、传说和历史结合到一起的典型例子。 故事要追溯到许多年前，即崇祯帝在煤山缢死之际。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在一棵柏树上。 崇祯宠信的宦官黄丞思，“希冀得附葬明陵，欲与帝共缢死”。 然而并没有其他树枝可缢，“缢于同枝之上，又恐渎冒尊严，不得已缢于帝足而毙。 ”结果在发现崇祯尸体之后，并不把黄丞思当忠臣，而是“转以为叛逆之人”。 崇祯皇帝安葬明陵，而“黄尸即委弃郊野，游魂无归。 ”当反清复明大军云集于高溪庙时，达摩大师“怜其游魂无依，即将其灵移之苏洪光尸上”。 苏洪光复生之后，改名曰“天佑洪”，任三合军之司令，连战连胜，扫荡七省。 但是在四川的一场大战，不幸遇难，“于是三合军即四散，而七省亦一律为清军恢复。 ” 黄丞思历史上是真有其人，不过叫“王承恩”，即史书所记“帝崩于寿皇亭，承恩即自缢其下”。 南明弘光帝赐谥“忠愍”。 我们可以发现，“王”和“黄”在南方人的发音中很相似，“承”和“丞”在发音和字形上都很接近，而“恩”和“思”也是字形类似，可以推断是神话传说过程中出现的混淆。
值得注意的是平山周的结论： “哥老会及其他各秘密社，传说虽略有差异，然其为焚烧少林寺，毙僧多人，以逃出之五僧作为五祖，图复仇于万一，则均确信不易。 此种传说绵历数代，辗转口传，殆决非无因。 姑据所闻述于此，至其谬处，识者当自能辨之也。 ” ④也就是说，在平山周看来，尽管有些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后面也是有历史根源的。 关于少林寺武僧的各种传说，不仅仅是天地会，而且是哥老会和其他各个秘密结社的共同的故事和自我历史的讲述，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后来的反清复明秘密社会与早期的天地会的关系。 关于传说神话后面所隐喻的历史，笔者另有详细的讨论。
平山周的描述，时间概念始终是不清楚的。 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虽然不少内容是因袭平山周的，但是却在讲故事的时候，尽量给出明确的时间。 刘书特别提到，康熙末年，后五祖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五人也相继死去。 此刻领导洪门弟兄的，叫苏洪光，本领强，志向高，得洪门弟兄的爱戴。 他和清兵大小战数十次，被清廷认为是心腹之患，出赏缉拿。 雍正元年（1723），苏洪光因病去世，一桩奇事便传开了： 苏死了之后，尸首置在床上，脸上盖着纸钱，家人与众弟兄悲悼号哭。 三更时分，月色朦胧，星光暗淡，西风落叶，凄惨万分，突然东边展现了一片红光，一颗星亮得刺人眼睛。 忽然尸首动了起来，自己把盖在脸上的冥钱拉掉，睁开两只眼睛，坐了起来，吓得众人魂飞胆散。 苏洪光忽然讲起话来，并大笑不已。 复活的王承恩却侃侃而谈其遇难经过，说怎样遇着了达摩祖师，可怜他一片忠贞，才叫他借尸还魂，帮扶洪门。 说得头头是道，于是大家传了出去，引为奇迹。 这复活的王承恩自愿领导洪门革命，“运筹帷幄，比苏洪光在日，精明十倍，洪门弟兄，一个个服从命令，听候指挥。 ”
复活的苏洪光改称“天佑洪”。 因为他是个复活的人，没有父母兄弟，所以倡议抛弃家族观念，奉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弟，月为姊妹。 这就是说，大家应当协力同心，反清复明。 此时清廷对洪门活动特别注意，严加镇压，洪门难以发展，天佑洪有鉴于此，“才另外想出一个名目来： 名义上虽与洪门两字不同，而实际却仍旧是一家，这就是‘天地会’的创始。 ”在他们的自我叙事中，天地会出现的线索便很清楚了，即汉留、洪门、天地会。
关于从苏洪光到天佑洪，几乎就是神话。 其实换一个角度讲，这也可能类似于洪秀全大病一场，然后托梦说他遇到了上帝，成为了耶稣的兄弟、被派到人间拯救世界这样的故事。 那么苏洪光，也可能是在大病一场以后，讲述了自己梦中的故事，然后为了所谓“革命”的需要，摇身一变，换了一个身份，以天的名义进行号召。 “天佑洪”这个名字无疑在洪门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样的故事看作是无稽之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也可能我们可以发现，洪门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故事看起来荒唐，但实际上却是理性的策略。 也就是说通过有目的地神化其“祖先英雄”，借用“天”“神”这样的超自然现象，来确立这个组织在民众中的影响。
五、三合会与三点会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讲了“三合会”的故事。 “三合会或称天地会，世人以此名之，会中人亦即以自名，遂成为通称。 或曰即三点会，凡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皆其支会。 ” 前面已经提到过，平山周认为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而平山周又说： “三合会之成立，在康熙十三年。 ”其实也说明，天地会和三合会是同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的起源，“相传”是因为“少林寺僧人被官焚杀，志在复仇”，但是平山周也写道，“或有疑为未必然者”。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未必可靠。 然而，“尊信一种神秘仪式”的组织的成立，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为僧道创之者无疑”。 但是当平山周讲到三合会，更多的是讲历史，而非洪门建立的那种传说，所以才有了“至其叛乱之事，则以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倡始”的说法。
林爽文为彰化县大理村人，“系三合会大头目”。 数十年间，当地人多参加了这个对抗清廷统治的组织。 即平山周所称： “土民多党于三合会，以免地方官暴政者。 ” 总兵柴大纪率军三百进行剿捕，于是 “林与土人起而拒捕”，突袭官军营，斩其司令官，并控制了彰化。 又进攻各地，围守要隘，绝官军粮道。 但是福建援军黄提督、普总兵率大军到后，林遭到夹击而大败。 准备退到大理村坚守，但是中途遇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林爽文于是逃到土人部族（“蕃夷”）中。 部下有一位姓郑的女将，“容貌绝丽，又多武勇，能使剑，弯弓、枪击百发百中”。 她带领残留部属，与清军鏖战，斩获许多官兵。 但是她“极淫肆”，非常贪恋男色，而同党人中“无可其意者”。 就是说在叛军这边，没有她中意的男人。 据说她擒获清军一武将，要强迫和他发生关系，但是被大骂，她一怒之下，把其斩首，还把那人的头颅剁成肉酱。 即所谓“迫之，则反为诟辱。 郑大怒斩之，醢其头。 ”后来三合会大败，郑逃到广东，被捕后处死。 在台湾土著中，流传着关于她的传说，即史书所云“郑氏之名，至今土人犹存其祭典云。 ”
嘉庆十四年（1809），三合会的支派“清水会”会员胡炳耀等17人，在江西崇义被捕，以“叛乱煽惑之罪”被处死。 嘉庆二十二年（1817），三合会会员增至千余人，其会员“有犯事被刑者”。 这个组织常与官吏对抗，在江西的会员甚至“常干涉行政，地方官极畏之。 ”道光十二年（1832），两广、湖南的山区发生“猺［瑶］族叛乱”，便有传言“为三合会所煽惑”。 官军镇压瑶族起义，实际上就是“征三合会，鏖杀至二千人。 ”三合会于是和瑶族结盟，与官军对抗。 瑶族“效田单火牛之计，燃火羊角上，驱群羊至山。 官军怪而进击之”，瑶族则从后突然袭击，“官军大为所败”。 但是后来瑶族接受官方的贿赂，退入山中，造成三合会“独当前敌，被戮者无算”。 平山周对三合会评价并不高，他说，“观以上云云，三合会虽无可取处，然其蔓延之广可知矣。 ”当时，台湾、两广、江西等地，“三合会颇跋扈，而以福建为酝酿之所，虽清官吏下严令痛制之，卒无效。 ”按照平山周的说法，三合会是地方不安定的因素。 它“不独为清官吏所忧”，而且流散到海外如马来、南洋各岛、暹罗、 印度等，“往往到处盗杀，为其地方官吏之害。 ”为什么这个组织会如此广泛地发展？ 有的是迫于无奈，因为其“党羽既多”，不愿入会的人们，“亦多惮而求其保护，有不得不入会之势。 ”也就是说，在平山周的眼里，三合会就是一个暴力集团。 这与我们所看到的哥老会的行径，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袍哥文献对三合会、三点会则有比较积极的描述。 王蕴兹《海底诠真》说，在天佑洪的领导下，洪门同党被派到各地组织会社，以“达摩为祖，收徒结义，以仁、义、礼、智、信五旗相号召”。 这个五旗的结构，与后来的袍哥团体的仁、义、礼、智、信五级制度，是完全吻合的。 他们“阳为清廷护粮，阴则刺探秘密，号为粮帮”，这其实应该指的是青帮。 这样，这个袍哥文献便把天地会、青帮、哥老会的历史，串联到了一起。 有趣的是，他们还“明定入会仪式，服清廷衣冠，焚香拜祖时，掷冠于地，剥衣于旁，辫盘于颈，以示阳奉阴违之意。 ” 就是说在举行入会仪式的时候，虽然也穿清服，但是在焚香拜祖的时候，却要把帽子扔在地上，还要把衣服要脱下来，把辫子盘在脖子上，暗含“阳奉阴违”的意思。
天佑洪自任为三合军大元帅，“连战皆捷，克复名城，震荡七省”。 明总兵周于吉之侄名周豪，率韩龙、韩虎、李昌国等先后加入天佑洪军，以史可法之侄史鉴明为军师，女侠关玉英为女兵统领，先在万云龙墓拜祭，尊朱洪竹为先皇，从襄阳出发，“大举入蜀”。 《海底诠真》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但是据《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应该是雍正三年（1725）。
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提供了关玉英更多的背景： 因她的祖父、父亲和叔伯们都被清兵杀死，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女孩，便立志要报仇，她非但武艺高强，并且读过许多圣贤之书。 当她长成闺秀之后，“便纠合了一班热血的妇女，晓以大义，教授她们武艺，等到加入天佑洪的三合军时，已经有四千多个娘子军了。 ” 三合军的人马与日俱增，已有30万人，浩浩荡荡，清兵望风披靡，三合军势如破竹，渐渐行近四川地界。 这时候的川督是王春美，有两个心腹，一个叫田坚，一个叫符达，他们向王春美献计，混到三合军里面去作为内应。 于是田坚、符达二人前去诈降。 天佑洪见二人能干，便委符达为四排，田坚为七排，做了三合军的先锋。 田、符向天佑洪出主意，全力攻打重庆。 天佑洪当然不知道这是阴谋，结果先是田、符派出的先锋队，竟然进入了深山，不知所终； 然后当三合军和清军恶战的时候，田、符二人按兵不动，结果三合军大败而回。 天佑洪传令后队退回白虎山死守，此时天佑洪才发觉用错了人。 在《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信息真真假假，人物虚虚实实。 如果前面提到的于成龙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而这个四川总督王春美却是虚无缥缈的杜撰。
在接着的故事中，田坚在阵前被关玉英生擒，把他的心肝挖出，祭奠殉难的弟兄们。 为了追杀符四，关玉英化装成为一个乞丐婆，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符四知道三合军迟早总要来报仇的，便辞职隐居乡间，改名邱荣新。 关玉英把这一切都调查清楚了，便回白虎山报告。 天佑洪派了一队弟兄，化了装跟随关玉英前去。 对于符四的结局，刘联珂的故事可谓是绘声绘色： 一天，关玉英故意在符四门前讨饭，符四的家人便给她饭吃，关玉英又硬要讨一斗米，家人不肯，两个人便争吵起来，符四听见外面吵闹，便走出看个究竟，关玉英认识符四，而符四却认不得关了，关便故意疯疯癫癫地走到符四面前去揶揄他，符四大怒，伸手要打，一只手却给关玉英握住了。 关玉英把符四拖出了门，打一个唿哨，化装的三合军弟兄们蜂拥而来，把符四擒住。 解回白虎山，天佑洪“赏符四一百零八刀”，可以说是把他凌迟处死了。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洪门又加入了女英雄的叙事，历史变得更加多元和有趣。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场战斗的地点，他们已经进入了四川，这就是袍哥的中心地带。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成，在历史上有着一次甚至若干次的入川活动，带来了大量天地会的成员，为以后这个组织在整个长江上游的拓展，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
天佑洪自从这次失败之后，忧伤成疾，竟一病不起。 临终前，将三合军的军务交给副帅苏洪宇（注意天佑洪过去的名字叫苏洪光，只有一字之差）、林烈二人统管，于雍正四年（1726）五月初二日病死在白虎山。 据称是“三军大恸，哭声震野，如丧考妣”。 办完了天佑洪的丧事之后，三合军抱定了“宁玉碎，毋瓦全”的宗旨，由苏洪宇、林烈二人统领，再次和清军对决，仍然不敌清军人多势众，竟被清兵包围。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关玉英率兵来救，才解了三合军的围，而关玉英阵亡。 苏洪宇和林烈虽然竭力想挽救三合军的命运，但是还是无力回天。 清廷对于民众结成秘密团体十分警惕，再加上三合军的受挫，成员气馁。 苏洪宇立誓报仇，而王春美因为剿三合军有功，调任粤督（即两广总督，经查，清代粤督中亦无王春美）。 苏洪宇知道王春美到了广东，便把洪门的事务请林烈主持，只身来广东。 一天，林烈听说王春美给人刺死，杀手也当场被擒，刺客便是苏洪宇，即被处死。
六、洪门传统与袍哥
为了继承苏洪宇的遗志，延续洪门的反清事业，林烈派忠实弟兄积极向海外发展，特别是南洋各埠最多，一时海内海外，成立了无数洪门集团，计有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清水会、匕首会、致公堂，等等，名目虽多，但是“实际上仍旧是洪门”，所以才有了“天下洪门是一家”的说法。 洪门国内的境况非常困难，“要是洪门弟兄给捉住了，定斩不饶”。 从雍正到乾隆末年，“洪门在这一个时期中，只可以说是中落了”。 正是因为洪门在国内受挫，只好向海外扩张，这样才为1860年代在荷属殖民地苏门答腊发现天地会文献，并为施列格写出《天地会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洪门的文献中，洪门、天地会、三合会等，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施列格也提到，一般人所指的天地会或洪门会，信仰天地人三位一体，故亦名曰“三合会”。 名称虽异，实则“皆为天地会的别名”。 在刘联珂的叙事中，洪门显然在天地会之前。 施列格在南洋日巴拉发现的山东分会文件，提供了历史的证据。 山东的六个会的头目都住在后惠岭的龙州，姓名是洪其海、黄其清、周元青、沈利章、苏元勋、郑枝龙。 各人又有别号，其海号义兴，其清号海山，元青号大刀，利章号小刀，元勋号柄檐，枝龙号童子。 该会会员“以兄弟互称，所佩的徽章，也各有分别。 ”
在洪门的叙事中，造成组织挫折的经常是叛徒，要不就是政府打入的内奸，这成为弟兄结拜的一个主要动因。 许多文献中都讲述了洪门没有“四排”和“七排”，也就是这个缘故，只有老幺（即十排）、九排、八排、六排、五排、三排、二排、大哥。 四、七两个数目，也为袍哥所忌用。 但是《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说从此以后，“把四排和七排派给女人”，这个说法还有待查证。 不过自此以后，加入洪门的必须经过审查，并且要有洪门弟兄的保荐，而不论有没有特殊本领，“一概要从老幺做起，论功提升”。
刘联珂还说，“对于官僚和士大夫阶级的参加，一概拒绝”，因为深恐这些人因为利益薰心而对洪门不忠。 洪门在这个时才开始制定条规，包括《三十六步半升官图》《三十六誓》《二十一则》《七十二款》《十条》《十禁》《十刑》等。 还制作了“木阳城”，即一只斗，上写“木阳城”三字。 根据《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上述这些规则都是由天佑洪规定的。 而袍哥内部流传的《海底诠真》，这些条规和仪式基本相同。 最后也说，“不收智识份子，严禁官僚入会，作木阳城制度，制一斗，上书木阳城三字，入会时立三十六誓，以打木阳城为最大典礼。 ”
袍哥历史的讲述者卫大法师，用帮会自己文献的说法，对中国秘密会社名称有一个简略的梳理，基本上是厘清了这些各种名称之间的关系。 天地会《祭五祖诗》云“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五拜五祖，六拜万云龙大哥，七拜陈近南先生，八拜兄弟和顺”。 取其头两句“拜天”“拜地”的天地，名为天地会。 天地会有《三点革命诗》：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 所谓三点，即“洪”字左旁的三点水的三点。
当然，关于这个名字有不同的说法。 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说“三合”本来是“三河”，三河既可称“三合河”，又可称“三河合水”，也可简称为“三合”，所以有“三合会”。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称，用洪门隐其天地会的名称，是为了避满人之忌，取洪字边旁三点水，“曰三点”。 但是可能“又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乃又取其义而连称之”，改称“三合”。 帮会成员感到“三点”“三合”之称仍然不安全，“因会党者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其名曰哥老会”。 所以在陶成章看来，洪门、天地会、三合会再到哥老会，是一脉相承的。
就这样，哥老会到底是怎么来的，至少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在组织上的线索是清楚的，也基本上没有出现争论。 然而，1949年以后，研究秘密社会的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把结拜作为啯噜是哥老会的前身的主要证据，那么洪门不仅是结拜，而且在组织结构上的这种相似性，不是更能说明洪门是哥老会的源头吗？ 更有力的证据是，洪门和袍哥讲述自己历史方式、内容、组织规章、行为规范、政治追求、终极目标等等的一致性，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研究者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却非要在清廷的档案中去寻找蛛丝马迹，费极大的气力来证明哥老会来自于啯噜？ 可以说是把本来很清楚的源流，变得了扑朔迷离，模糊不清。
结论：讲故事是生存的法宝
洪门的文献中，其实许多故事被口头流传，并记录下来。 美国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指出，“某种情况下，口头传统似乎可以像书写文本一样，精确地逐字重复固定的文字，同时又具有潜在的弹性，可以进行策略性调整和变化。 ”它们可能经常发生变化，因为任何“历史的记述都是处于某种背景和带有某些利益的记述，那么我们就会知道，随着时间流逝，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可能被其内部的人——当然经常是手握权力的人，或者是有话语霸权的人——进行修改，以适应自己的解释和需要。 但是“那些实质作了很大改动的地方可以被他们声称为原始文本，而且对他们的说法很难进行评估。 ” 这的确是我们现在使用有关洪门文献所面临的困难。
可以看到，本文所讲述的洪门，在其组织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与许许多多、真真假假的故事有关。 那些故事，有关它的起源，有关它的历史； 既涉及到历史，又有生动的传说，甚至和神话也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个组织里，显然有许多讲故事的高手，从《海底》、手抄文献、令集到各种革命叙事下的历史，都有一系列的故事作为支撑。 这些故事使我们了解这个组织的追求，内部的关系，以及政治的抱负。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说，“在言语中，历史得以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符号被放置在各种不同的、依赖于人们目的的关系中”。 当然，“这些目的是社会构建的，即使它们可能因个体而异。 ”因此，符号在行为中，就具有了“功能性和暗示性价值”，又经过了分析和重组，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形式和意义”。 这段话强调了历史与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符号在行为中的作用，特别是像历史隐喻这样结果的产生。 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中，“故事”（story）这个词的含义与“历史”（history）都非常接近。 故事为不断累积的知识提供了一个集体记忆库，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同时让一个群体或社会更有凝聚力。 从本文所引用的资料看，施列格、平山周、萧一山、刘联珂、王蕴兹等等，都成为这些故事的传播者，他们甚至帮助洪门的历史建构。 更重要的是，这种故事的讲述，在清王朝对汉族的残酷统治下，下层社会中保留了汉族民族主义。 那些几乎没受过教育的社会下层、三教九流，怎样能够去理解他们的政治诉求？ 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讲故事。
英国人类学家盖亚·文斯（Gaia Vince）在其《人类进化史》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 能讲故事和讲好故事关乎人类的生存。 从人类的起源进化到今天，是一场人类认知革命的结果，特别语言使我们能够存储和交换信息。 进化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故事的讲述就是一种传播的策略，是人类生存的关键。 从几十万年前留下来的岩洞里和岩壁上的绘画便可得知，人类的祖先十分喜欢讲故事。 以打猎为例，世界各地都有打猎仪式，包括模仿动物行为、只在规定区域打猎等。 除了仪式打猎外，还有一种理性打猎，即总结成功的打猎经验，形成固定的打猎模式并在以后的打猎中优先应用。 这种逐渐产生的打猎模式，就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这种积累，就是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相互讲述“故事”的过程。 如果没有故事的讲述，就没有文化的积累。
故事对人类为何如此重要？ 那些口述的故事是人类集体的记忆库，它们以叙事的方式储存着人类生存、生产、发展、进步的秘密，以及内容复杂、内涵丰富的文化信息。 各种故事帮助各种知识尽可能长时间地储存，便于代代相传并不断更新。 随着人类文化越来越复杂，讲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适应行为，而且故事帮助塑造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故事拯救了人类”。 讲故事的时候，人们将各种情绪带入其中，这也就让故事便于记忆。 故事也为整个族群将文化不断传递下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如果把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使用的仪式归为族群故事的一部分，将会推动族群文化的延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将自己的历史用故事传递给他人，就是自我认同的工具。 故事能够用共同的信念将社群内部的人们凝聚在一起。 讲故事的技能是一种人类适应进化的表现。 它能逐渐促进群体的凝聚和合作，巩固社会规则。 史诗故事帮助人们树立族群认同感，会告诉人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底是谁。 一个个故事创造了族群共同的历史，将整个群体凝聚在一起。
人类学的研究发现，故事讲得越好的群体，合作能力就越强。 因为故事，群体更加团结，成员间更具有凝聚力。 他们利用故事传递各种信息，确定成员之间的行为准则。 洪门和袍哥的整个故事建构都是崇拜忠心义气，对建立起人群内部的相互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通俗文学与这些秘密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说是密切相关。 通俗文学的创作者是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让受众沉浸其中，促进价值观和感情的认同，塑造了群体崇拜的形象。 都成为这些边缘人群的精神养料。 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少从儒家正统那里去寻找资源，而是从草根的通俗文学以及大众文化去寻找有用的、能够激荡人心的故事。
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洪门和袍哥创作了那些传说和故事，少林寺众僧、前后五祖、郑君达、陈近南、万云龙、苏洪光、天佑洪……这些人物介于历史与传说、现实与神话、虚构与非虚构之间，错综复杂而引人入胜。 这些故事建构了他们的历史，建构了他们的奋斗，同时也建构了他们的信念。 这些故事，对这个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合法性、意识形态、政治追求，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虽然这些故事的可信度我们没办法确定，但是反映了这些组织成员所相信的起源。
因此，人类学家相信能否讲故事，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从洪门和袍哥的故事讲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现代社会，讲故事的能力，仍然是那么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集团，通过建构他们的历史，讲述他们自己艰苦卓绝的故事，尽管那些故事显然已经加进了许多创作的成分，甚至编造的情节，但是这些故事对组织的发展壮大可谓是贡献卓越。 可以这么说，不会讲故事的政治或社会集团，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很可能就被淘汰了。 而那些善于讲故事，把故事讲得有吸引力，能够把集团内部的人连接在一起，打动他们的心灵，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个组织就几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总而言之，洪门和袍哥利用“传统的发明”（这里借用霍布斯鲍姆的名句），去铸造作为行动工具的汉族民族主义； 又用历史与神话的结合，去建构英雄祖先的传奇； 洪门过去的故事，便给人们提供了真实和虚无的梦幻。 他们似乎自如地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又在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挣扎。 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行走在江湖之上，远离权力和庙堂，然而，他们所塑造的外部形象和精神境界，又似乎心怀强烈的崇高和自尊。 在那种真假难辨的境界中，他们的故事建构了一个既有历史感又虚无缥缈的组织起源。
（责任编辑：张秀玉）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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