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刊发了孙先科研究江苏作家储福金中篇小说《生命圆舞曲》的论文《惠英“病态人格”论——论储福金的小说<生命圆舞曲>》，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名刊的发表推动了这位24岁在读研究生走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当代小说研究的路途。孙先科在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又进入华东师大攻读文艺学博士，兼具现当代文学作品阅读经验和文学理论学习的双重视野，以独特的审美认知和在场的文学判断，积极有效地介入到了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与文学史构建中。正是凭借现当代文学硕士和文艺学博士的学术训练，孙先科完整地把理论指导与文学实践融通起来，出版了《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其文化意识》《叙述的意味》《说话人及其话语》《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等学术著作，既有深入历史条分缕析的作家作品评论，也有逻辑严密的史料阐释和理论探索，更有对重要文学思潮的敏锐反思。《颂祷与自诉》从叙述特征和文化意识的角度对新时期小说进行了深入探讨，《叙述的意味》对叙述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阐释，《说话人及其话语》从说话人的角度研究了话语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与方法，而《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则展示了孙先科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三十多年学术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孙先科教授的学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到2000年左右的研究，称作“批评时期”，主要是对当下小说现场发生的小说思潮，在研究理路上则是通过理论化实现批评的深度与学术性。第二阶段是从2002出国访学到2008年左右的这一时期的研究，称作“历史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研究对象往前延伸，是对象的历史化，更重要的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历史化，诸如版本、续写、改编等问题涉及大量的文献整理、比对的实证方法问题，是历史化更突出的表现，“十七年文学”是研究的重点，如对《青春之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三家巷》《创业史》和“百花文学”等结合“版本修改”“互文”关系等现象，将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再度问题化并作了新的阐释。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底到现在的研究，称作“文学生产的阐释”阶段，让自己的研究在原来历史化的前提下更加“语境化”，获得更深刻的历史感。如以“转载”这一文学“再生产”的特殊形式为研究对象，将当代文学生产的多个主体：主管文艺的领导者、杂志编辑、作家和读者，以及文艺报刊这一文学生产的阵地纳入到“文学生产”的阐释框架，解释当代文学的发生机制。应该说，孙先科的文章理性与感性相交融，细读与史料相结合，作者与历史相结合，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鲜明特色。
人对水天然就有一种感应和亲近感，同时，水遇圆则圆，遇方则方，顺其自然，具有冷清清的不与人争的柔性，但水击石穿，充满锋芒韧性。故老子用水来比喻最高的品质：上德若水，并在《道德经》第八章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说明了水在道德上的启示：柔和而有韧性、与人为善、不争名夺利。孔子就将山与水分举并论：“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折射出个体面对山水的文化心理与创作个性。在中国的文学史中，沈从文、汪曾祺等都对水进行了文学铺陈。而学者孙先科也是生长在山东、河南两省交叉地带的黄河边，水给以了少年孙先科一种幻想和冲动：“对于童年、少年时的我，黄河是一个时远时近、河滩此时在村头彼时又在黄河对岸的存在。黄河的难以驯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特性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多副面孔、多种色彩。”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汹涌澎湃之气构筑了孙先科的基本生存背景， 黄河边上的快乐成长深深渗进孙先科的血脉， 赋予了他沉静内敛的性格，为他的成长与文心提供了生存和灵感的滋养。“长大后，在城市里游走越久，黄河滩的景象越是历历在目，它成了我故乡的代名词。……黄河滩就是我‘诗意栖居’的地方，是我的梦与远方。”这种虽贫穷但快乐的童年经验推动着他内心文学想象的生长。
诚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孙先科就是幸运的人，他是家庭的独子，上面有对他照顾有加的两个姐姐，父亲是生产队长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能人，母亲是给他文学启蒙的人。这种独子的体验和父母给以的生存庇护显然让他的生活有一定的优越感。但他们家却又不是跟爷爷、叔伯在同一个生产队，这种同村但不同队的跨界感和割裂感让他感觉很诧异：“不出村子就体验到了空间上的迁徙感，虽不能和上山下乡对知青的影响相比，可始终伴随自己的临时感、外来感、插入感，有另一种属己的生活在远处、在未来等着自己的漂泊意识或许和这种初始的经验不无关系、和后来的文学选择不无关系。”然后家庭的女性宠爱更是给以了他难以言说的记忆，因为是独子，在妈妈和两个姐姐的关爱下，他的小名“三妮”更就有了野蛮生长的意味，成为家庭对他健康成长的“贱名”寄托：“在形式上我也曾经被娇宠：脑袋后边的一撮头发留到八岁才被剪掉；取个女孩的小名排在两个姐姐后面被呼来唤去，结婚后回老家，村西头的婶子大娘见面还问‘三妮带着媳妇回来了？’”正是家庭女性情感的温暖包围和小名的女性化，让他成为一个内向的、喜欢独处的、内心的自言自语多于表达、思考大于行动的人。如何给自己正名，就如同《李双双小传》那样，孙先科通过少年的文学阅读和青年的文学批评来给自己正名，尤其是通过性别视角对女性作家王安忆、宗璞的研究来结束自己的小名，他在河南大学中文系的本科论文标题就是《论王安忆新作<小鲍庄>的艺术创新》，深得名满天下的女性评论家刘思谦老师和当代文学教研室老师的赏识，获得了中文系八六届本科毕业论文的特等奖，这推动了他选择当代文学的考研方向，给了他走出女性化小名的勇气。1986年9月，22岁的孙先科如愿以偿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刘思谦老师的首届弟子，具有女性独立意识的刘思谦对他们进行文本细读的训练和寻根探源的批评眼光。
作为“中国当代五位杰出的女性评论家之一”的刘思谦教授富于创造的思想、独特的个人魅力和热爱工作的激情感染着年轻学子孙先科，他开始学习刘老师独立的价值立场、温润的人文关怀、平等的性别视角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而在华东师大张德林教授门下读博，又丰富了他域外的理论视角，互补了刘思谦教授带来的学术激情。因此，孙先科从性别视角对宗璞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精神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解读，阐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主题，先后发表了《没有彼岸的“真正的生活”——计文君论》《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惠英“病态人格”论——论储福金的小说<生命圆舞曲>》《知识分子的“围城”与“花园”——评静心的长篇小说<迷旎花园>》，无论是女作家作品还是女主人公的形象分析，孙先科借助于文本细读和历史化叙述揣测作者的写作过程，梳理作品、作者与外部世界经验关系。
同时，孙先科深入历史与个体、历史与文本的龋龉和裂缝中，运用话语理论对女性文本和女性形象进行的富有新意的探讨，这体现在孙先科对宗璞这位河南走出去的文学大家的敬意，先后发表了《从“玻璃瓶”到“野葫芦”——宗璞的第一篇小说和她爱情书写的诗学特征》《美学的分身术与隐蔽的身份对位——宗璞小说<弦上的梦>再解读》《话语“夹缝”中造就的叙事——论宗璞“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等论文，经过文本细读，深入文学文本内部进行深层阐释，挖掘出文本背后的精神现象、文学症候。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孙先科从文献史料角度探究发现，宗璞的小说处女作发表于1947年的《大公报》，但相关文字和《宗璞文集》均误指为1948年，作家本人对故事内容的复述也相互矛盾。孙先科则以历史考古学的严谨还原了第一篇小说《A.K.C》发表的特定时间，由此切入发现，被作家和学者认为价值不大的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宗璞爱情言说的重要开端，构成她爱情言说的主要诗学特征已初见端倪。孙先科由此梳理了宗璞几十年来的爱情小说的诗学特征：对爱情的悲剧性认知与“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故事模式，女性爱情主体的“闺秀”身份及其“精神洁癖”，源于中国诗词“香草美人”传统的古典意象与现代隐喻相结合的象征体系等。朦胧、模糊、混沌、神秘、待解而未解的状态可能最接近宗璞对爱情的理解，最接近她对爱情的把握，也最接近她爱情言说的审美与诗学特征[ 孙先科：《从“玻璃瓶”到“野葫芦”——宗璞的第一篇小说和她爱情书写的诗学特征》，《文学评论》2012年4期。]。从宗璞的研究可以看出，孙先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女性作者的自身经历、创作理念等，因为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她们的个人经历、情感体验、思想观念等都会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而通过对作者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创作意图和深层内涵。孙先科认为文学研究是对小说创作的逆向探究过程，要通过文本细读去揣测作者的写作过程，以及作品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经验，指出研究作者自身经历和创作理念的必要性，例如分析作家杨沫不同时期小说创作背后基于自身情感经验的叙事母题，能够揭示出作者的创作风格演变以及其个人经历对作品的影响。而从对池莉《烦恼人生》的文本细读，则探讨其与作者的关联以及背后的世界。因此，从黄河边上走出来的“三妮”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正名，赋予了本名。
河南大学形成了由任访秋创建、刘增杰、刘思谦、关爱和发扬的河南大学学术传统，支撑起河大学派的内核，孙先科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硕士并留校工作，自然深受其影响。我在博士论文后记写道：“自任访秋先生以降，河大现当代文学专业历经几代学人的学术积累和薪火传承，已经形成了一种史料研究与理论阐释刚柔并济的学术传统：刘思谦教授富有激情的人性价值立场的思考；刘增杰教授和吴福辉教授卓越成就的史料学研究范式；关爱和教授的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推演；孙先科教授深度话语分析的理论阐释；耿占春教授悲悯且富有理性思辨的社会学视角；梁工教授和张云鹏教授博广的中外文化理论视阈，都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学术方法和学术熏陶，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龚奎林：《“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如今，一大批中青年学人汇聚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再加上陈平原、夏晓虹夫妇的加盟，俨然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令学界为之侧目。
孙先科从少年的连环画开始，眺望着黄河的远方，这赋予了他文学的诗意。但他的学术风格是河大培养的，因为是刘思谦老师的硕士，其学术广度、深度和厚度自然受到河大学派的影响，再加上在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东师大张德林老师的门下苦读三年文学理论，张德林是国内最早使用叙事学、符号学等西方理论方法进行批评实践的理论家，因此，除了一如既往地追踪当代小说创作之外，较多涉猎了文艺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并把精神分析学、小说修辞学、现象学等理论运用到批评实践中。正是这种河大和华东师大的学术训练，形成了孙先科文本细读与理论话语相互建构的学术理路，可以说，理论阐释与文献史料的整理成为孙先科的学术底色。如专著《说话人及其话语》，孙老师运用巴赫金的“语言形象”理论体系以及衍生的相关批评概念，对中国现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诸多小说作品进行内部阐释与艺术探究，涉及“革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及其“成长”、作家的“主体问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文本的相互指涉及其意义关联、文学历史话语的叙事策略与叙事伦理、复调性主题与对话性文体等诸多专题。孙先科在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说叙述特征的研究，这在著作《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其文化意识》中有所体现，分析小说创作中作家如何通过叙述方式来表达情感、塑造人物和展现主题，以及这些叙述特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意识。比如通过对叙事焦点、修辞语法、人物关系等方面的剖析，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和价值。二是关注作者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孙先科强调文学作品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他认为小说不仅仅是个体创作的产物，更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如通过分析《白鹿原》中典型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来阐释当代小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展现文学如何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问题。三是强调文本细读与作者研究的结合，孙先科主张在小说研究中，将文本细读、作者研究（包括对隐含作者的探讨）与对世界的历史性阐释相结合。因为文本细读是基础，孙先科认为文学批评首先要阅读文本，通过对叙事焦点、修辞语法、人物关系等方面的细致剖析，深入挖掘文本的内在意义和价值。例如，以池莉的《烦恼人生》为例，通过对这部作品的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其中所展现的人物生活状态、情感变化以及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文本细读能够帮助批评者捕捉到作品中的细节、语言特色以及隐含的信息，从而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可以说，现当代文学硕士和文艺学博士的双重身份与学术训练，使孙先科非常重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因为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在《叙述的意味》等著作中，孙先科对文学批评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文学批评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论，从文本到作者再到世界，逐步深入地进行分析。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借助更广泛的理论知识，向作者及其背后的世界进行探究，从而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文学作品。孙先科认为，文学批评要关注作为背景的社会时代对文艺创作的潜在限制和影响。例如，通过对五十年代中后期一批爱情小说中普遍存在的超叙事结构的论述，来探讨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对小说创作的塑造作用，这有助于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作品产生的原因和意义，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重新发现“十七年”文学的新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新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思考的问题，孙先科在文本细读时特别注意还原文本诞生的历史语境，真正走向文献史料的研究，连通了河大学派的史料文献研究传统，并且把理论阐释与红色文献史料相互结合起来。红色经典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红色文艺研究的一个方向。孙先科教授自觉地去梳理红色文艺与红色经典的时代症候重述，先后发表了《经典的“重述”——一种文本现象和进入“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思路》（《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期），《如何深化“十七年”的小说研究》（《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4期），《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7月）等文章，重新站在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去反思和考察“十七年文学”和红色经典。海登·怀特曾感叹：“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柯林伍德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所以，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看到事实真相的一个方面；即使有无数的历史学家，也总是有无数的方面未被看到。”[ 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历史的话语：西方现代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因此，如何把历史还给历史，如何深化十七年的研究，孙先科通过一系列研究后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正是因为“十七年”存在着思想上的禁忌，存在着诸多题材上的“禁区”，才形成了对作家思想、情感、道德、意志的压抑：而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被压抑被禁忌的欲望并未消失，它会以变形的方式、隐蔽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十七年”文本中蕴含着更值得细读的内容，但需要有足够多的策略和方法解读出那些曲里拐弯的表述形式中所隐藏的特有情蕴。例如1956年前后出现的《在悬崖上》《爱情》《美丽》等一批爱情小说，大量使用三角恋爱故事，大量使用“超叙事”，造成文本层层缠绕，但在这复杂的背后隐含的却是道德上的自我整肃和一种自虐的文化心理。因此孙先科开始了对“十七年小说”的“去魅”和“复魅”的研究过程，建议研究者既要从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和审美现代性角度估价“十七年”文学，更要以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去体察那一代作家以及文本镜像的复杂纠葛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努力建构，需要在细节化、个案化和方法多样性视点上切入“十七年”文学研究，“作为客体对应物的历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和史学家如何叙述的结合体，当我们的文学成为历史客体的复制品时，我们不仅要从文学审美形态进行考察．也需要通过权力话语语境考察文学的历史化编码过程。而不是简单肯定或者片面否定。否则，我们又将陷入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而难以自拔。”这是学者孙先科通过研究后对后学者的一种告诫与警示。这种严谨的学术理念、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与时代现象相融合的文献意识，使他深入历史与个体、历史与文本的龋龉和裂缝中，注重学科交叉、史料分析与文本阐释并重，在《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发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中知识分子成长的基本模式》，着重对红色经典作品进行人物谱系重读，分析革命者的成长模式。他指出，在文化的想象与象征格局中，知识分子由于他们阶级本性的两面性——有革命倾向同时又软弱动摇，成为“十七年”小说人物画廊中最为变动不居的一群，他们的成长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是向神圣性生长，完成汰除世俗性品质、精神上再生的仪式，二是向集体的成长，完成埋葬孤独的个人，被集体接纳、包容的仪式，三是阶级意识的生长，抑制伦理感情与私密的个人感情。《青春之歌》的林道静与《三家巷》的周炳就充分展示了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基本模式——追随与反省、接受引导与自我忏悔的交替与互动。这种英雄诞生所标识的神圣、崇高的精神向度和典型“成长小说”的个性主义准则是有矛盾的。但是，个人与自我的命题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它以片断的、潜抑的、隐晦曲折的方式被叙述出来。通过这种索隐与探幽的方式，让理论与文献相得益彰。
孙先科先后接受了女性批评家刘思谦、文艺理论家张德林等理论阐释派的学术训练，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文献整理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当他考察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时，突然发现作者、环境和历史形塑了一个作品的版本修改，因此，论文《<青春之歌>的版本、续集与江华形象的再评价》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史料整理，真正把理论阐释与史料研究两种方法糅合在一起，谁也没有想到，一直注重理论阐释和文本细读的孙先科把两种方法运用的如此恰到好处，可以说一出手就不凡，他以江华形象切入，从版本修改的角度，探讨红色经典中革命人物形象的变化及知识分子主体的心灵成长。孙先科认为，在整个《青春之歌》的改写和续写过程中，江华形象的变更史以及作者对江华似扬实抑、前恭后倨的叙述姿态和感情评价已经构成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文本现象、乃至文化现象。通过研究江华的跨话语叙述，他发现革命话语和五四启蒙话语在50年代文学一体化过程中的并存、启蒙话语仍在顽强延续这一事实。尤其是版本的修改更能看出作者的意图，《青春之歌》再版本和重印本对江华进行了修改，根据修改的具体内容的校对，让他由缺席变为在场，凸显主人公的形象更高大，弥合了江华在显文本和潜文本中由于身份不同、评价和定位不一造成的的裂隙，将其整合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意义符码，即一个毋庸置疑的为知识分子指示改造方向的引路人形象。正是因为孙先科深入到革命历史语境和作家时代生活中，把红色文艺版本与续集进行史料的观照和历史的还原，从而在历史考古学层面索隐出一种融理论阐释与文献梳理的文本研究密码[ 孙先科：《<青春之歌>的版本、续集与江华形象的再评价》，《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
作为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的孙先科通过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研究视角与方法，既以文学史、文化史的视角观察全国文坛，又对脚下这片苦难辉煌土地孕育的作家作品进行区域观照，强调文学批评作为文艺创作的反向溯源，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表面和作者个人层面，还需要借助更广泛的理论知识和问题意识向作者及其背后的世界深入探究、索隐。孙先科运用各种文学理论、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知识，既对河南本土作家刘震云、田中禾、李洱、墨白、静心、邵丽等河南作家作品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和分析，“以一种游刃有余的方式，将文本中的若干关键性情节、场面或者细节，有机地勾连在一起，进而有针对性地揭示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写作者的创作意图。”[ 梁贝、季进：《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触摸时代灵魂》，《东吴学术》2024年第4期。]同时，孙先科教授又从历史视阈研究文学史链条上的文学名家王蒙、宗璞、池莉等，呈现被遮蔽的裂隙，揭示出作品隐含的社会学问题和更丰富的意义价值。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个体能动性的价值不仅在于阅读时的经验增值，还体现在能将经验的发生带到更广阔的社会建构当中去。”[ 王健:《论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及“未来”——从其21世纪理论中的“阅读”话题谈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4期。]孙先科在研究某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时，不仅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作品本身的文学特点，更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思潮、社会环境等因素，全面地理解作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地位、特色和价值。
因此，孙先科一方面贴近文学现场，对河南地域文学进行文本细读与深度阐释。他强调将文本细读作为基础，深入剖析叙事焦点、修辞语法、人物关系等，挖掘文本内在意义。如对静心《迷旎花园》的细读，就建立在探讨其与背后世界的关联，为作品解读提供细致且扎实的依据，通过几个女人的权力之争看到了当下都市生活沉重、无奈而又无法躲避的本相，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权力的操控下受拨弄的尴尬的命运以及他们在追逐权利的过程中焦虑不安的心灵状态和所暴露出的“劣根性”。孙先科运用米歇尔·福柯的知识学进行“权力”的考古和理论的观照，发现权力与知识分子被双重异化的处境。另一方面，孙先科注重对文本进行深度阐释，揭示隐含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等，使文学研究更具深度和内涵。1990年代初期，文学豫军突起，张宇、田中禾、李佩甫等声名鹊起，《乡村情感》《晒太阳》（张宇）、《枸桃树》《明天的太阳》（田中禾）、《无边无际的早晨》《田园》（李佩甫）等作品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孙先科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地域文学的文化自信自强，撰文《理性精神与“乡村情感”——河南近期小说创作透视》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3期上，挖掘了河南文学爆发的原因。他认为“豫军”的崛起并不是一时一日，而是水到渠成：从李准、张一弓、段荃法、乔典运到张宇、田中禾，再到李佩甫，这些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的个人文化背景而又大致相似的创作特色表明，在中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一个不绝如缕、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在精神上凸显感时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匡时济世的时代感和历史责任。孙先科以热忱的目光关注河南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12期发表的《计文君论》专门对这位河南女作家的文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认为计文君对视角之于小说叙事的意义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理论准备，她的小说能以极简约的方式进入世界、进入人的内心，她的短篇小说往往能够以独特的切入角度、简练的笔触，挖掘出很深的意蕴。而丰富的修辞手段，尤其是“互文”和象征手法广泛而又精巧的运用，使计文君的小说充满了张力且极富韵味。田中禾是河南文学的领军人物，孙先科梳理田中禾从笔记小说集《落叶溪》开始，经长篇小说《匪首》《父亲与她们》《十七岁》，到近期的《模糊》这一条文学发展主线，发现田中禾集中书写、勾画了一个类似“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文学地理学形象、一个重新语境化、谱系化了的现代农商社会:牌坊街。孙先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去挖掘小说背后被遮蔽的经验，遂写成了长篇评论《“日常经验”的历史及其“还原”诗学——论田中禾小说的历史叙事》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7期上，孙先科认为，田中禾从边缘视角切入，以小商人及其后代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他们的"日常经验"为主要内容，写出了“大时代”当中“小人物”的悲喜歌哭。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乡谊、亲情、母爱的伦理价值构成了“日常经验”的主要内容。在对邵丽长篇小说《黄河故事》的叙事与修辞分析中，认为该小说有着鸿篇巨制的气象，实现了以小见大的美学效果，认为《黄河故事》之所以能够实现以小见大的效果就完全仰赖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及在叙事和修辞上的独特安排。
其次，孙先科在区域文学观照之余，更是对文学史上名家进行全国视野性的探究，融合了作者研究与世界阐释。孙先科主张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研究作者，考量其经历、创作理念对作品的影响，还关注社会时代背景对创作的潜在限制与影响，将作品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例如通过分析五十年代中后期爱情小说的超叙事结构，探讨当时社会环境对小说创作的塑造，这种研究路径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使作品解读更全面、客观。伊格尔顿曾说:“文学创作和文本批评本身就是作者个体参与社会秩序构建的行为。”[ 王健:《论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及“未来”——从其21世纪理论中的“阅读”话题谈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4期。]毫无疑问，孙先科也是在通过文学批评，试图参与到社会秩序的建构当中。王蒙小说创作中有一类作品塑造了一个与作家本人或亲人、朋友对位性很强的人物形象系列，《王蒙自传》的出版印证了这类作品的“传记性”，但王蒙拒绝对其小说的“传记”命名。于是，孙先科以此为切入点，研究后发现：“自传性小说”的命名既指出王蒙此类小说的“传记性”，又指出与“自传体小说”的区别，即以复数“我们”和“代际”为主体的自传性书写。王蒙是一个革命者，但他进入革命的时机和作为“外围”成员的革命经历决定了他“亚主体”的历史地位。王蒙书写的主体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亚主体”——“青年近卫军”在当代历史中的历史际遇与心灵史，其自传性形象是通过对“党的儿子”的身份确认和对诗人身份的反思来进行主体性的重新建构。“季节系列”是对以前作品的一次规模宏大的“重写”，也是“自传性小说”在品质上的跨越[ 孙先科：《一个历史“跨界者”的形象“代言”——王蒙“自传性小说”中的自传形象与“代际”书写》，《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通用，孙先科发现，王蒙在不同时段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互文现象，即对某种经验类型、典型场境或故事的反复重复，其中，“大义灭亲”的故事类型在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中一再出现。“重复”是原型的典型特征，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小豆儿》中，继而重现于《青春万岁》中，最后在"季节系列"中再度重复，具有了“原型”的意味和价值，呈现着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 孙先科：《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原型及其意义阐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最后，问题意识是孙先科文学批评的思维视角。面对研究者对文学研究无从下手，孙先科总结出文本细读、作者研究与对世界的历史性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启发研究者综合运用多种理论知识和研究手段，从不同角度、层面解读文学作品，打破单一批评方法的局限，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实践。面对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文化意识等问题，孙先科精准把握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特点与趋势，为学界研究新时期小说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理论支撑。尤其是文学思潮的关注与解读更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孙先科能够敏锐洞察当代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和文学意义。例如对 “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底层写作” 等文学思潮的探讨，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理解不同文学思潮的特点和影响，为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维度。孙先科对当前学者把河南作家李洱的《应物兄》归为“知识分子题材”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作者在“写什么”的问题上，面对的是“跨时空”“跨种族”“跨文化”“拟像化”和“一元论”的“新现实”，这一“新现实”只有用“世界”（Universe）（宇宙、天地万物）来命名方显示其自足与圆满，面对“世界”的“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在认知、掌握这一“世界”时，作者以“三镜头”（俯瞰、单向聚焦和显微镜的探幽析微）的抓取方式和我/你/他分身术式叙述视角，以《论语》式文体随机性、空间化地“组织”起《应物兄》的结构框架。在附丽于叙事之上的“作者修辞”层面，《应物兄》娴熟地从《红楼梦》等经典文本借鉴了“真/假”修辞、人物隐喻以及“互文性”等手段，丰富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同样是面对河南走出来的作家，孙先科对研究者认为“鸡毛与蚂蚁”没有特别深刻的寓意是充满质疑的，沿着这个问题他发现“鸡毛与蚂蚁”是刘震云中篇小说《一地鸡毛》中的两个意象，这是对小林生存其中的现实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胁迫下逐渐丧失自我、逐渐由生活中的主体而客体化处境的一种深刻的隐喻。这一意象与鲁迅的“铁屋子”、卡夫卡的“城堡”与“甲虫”、钱钟书的“围城”等经典意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孙先科：《“鸡毛与蚂蚁”的隐喻:个人的磨损与丧失——对<一地鸡毛>中“鸡毛与蚂蚁”意象的精神分析与文化释义》，《名作欣赏》2005年第3期。]。
孙先科对“十七年”文学的社会学解读是有担忧的。他凭着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题材突破”的表象质疑，把问题植入到历史语境中，去思考“深度模式”的转换，认为整个突破的不是“题材”，而是它意义再生产的方式，即一种话语的“深度模式”，精神上的实质与“突破”的表象更是南辕北辙：通过自我暴露、自我忏悔，实现的是道德上的自我整肃，这种“从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标志着知识分子作为道德主体彻底的溃散。通过探究发现：“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与道德主体的无所适从，使他们发出的声音难免含混不清。但无论如何，指出、分析这种矛盾与复杂性，总比一言以蔽之的“材突破更接近真实。”[ 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面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多学者认为是问题小说，但孙先科认为更是一个“成长小说”，其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主体———被青春激情与革命精神激励着的“年轻人”，在经历新／旧社会体制重大转型的过程中，其精神如何“成长”的现象学问题。这一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于：革命年代培养、积淀的神圣激情与机械化、形式化的生活发生碰撞，浪漫的青春幻想与世俗的日常生活抵触摩擦。而所谓“成长”，却不能不是某种程度的“反成长”“反神圣”与“反纯粹”——向生活的世俗化、机械化的低头与退让，“成长”因此变得沉重而艰难[ 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
孙先科的学术理路也深深影响到了自己的弟子李仰智、李迎春、孙宝灵、祝欣、龚奎林、张舟子、陈由歆、吴国如等的学术成长中，这些弟子也纷纷关注着红色经典的文献史料整理和时代作家的文本阐释中。
总之，孙先科教授作为河大学派的承上启下者，在方法学上注重理论阐释和文献史料的互证，寻找红色经典与时代语境的裂隙；在文化面向上，既关注本土也放眼全国，这使得他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对新时期小说的跟踪批评、深度话语的理论阐释、新时代小说的现场评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教授评审通过，2001年被遴选为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2002年上岗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岗位，经济压力和事业上的压力在减小，于是出国深造、“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我要去看看”的念头再次复燃。经过英语资格考试、出国前的培训、申请出国目的地等一系列环节，2002年10月，终于实现了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访学的机会。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在写给莱顿大学的推荐信中特别强调“在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很少有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这样的意思。靠王宁教授的美言、或许还有教授的身份，在莱顿大学汉学院获得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从而有了一段独立的时间和独立的空间潜心地学习和研究。
在莱顿大学访学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访学时间过半，汉学院安排了一次我的讲座。讲座当天来了不少人，不大的教室坐得满满当当，其中还有一个长得细高的白发老者。讲课过程中，我提到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中有一位成就很高，就是荷兰籍的佛克玛先生，并推荐了他研究中国“十七年文学”与苏联文学关系的一本著作。说到这里，听众席上扬起了笑声，我莫名其妙。讲座结束以后，一位在场的中国籍学者将白发长者介绍给我，说“这位就是佛克玛”，我当场大惊，也理解了笑声的根源。
佛克玛先生是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学者，在比较文学、后现代理论的研究方面建树颇丰，多年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主席一职。更重要的是，他有在中国担任文化官员的经历，以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还是一位中国文学专家。于是在莱顿见面后便与佛克玛先生约了一次访问。
大约两周后，我去位于荷兰中部的乌特勒支大学访问了佛克玛教授。行前，我做了一些准备，先是阅读了他的两篇中篇小说，然后大致浏览了他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见面后，我从他的小说创作问起，他有点吃惊，大概没想到我会阅读他的小说，毕竟学术研究才是他的主业。但从小说开始的话题使访谈变得轻松愉快。佛克玛先生热爱中国文化，认识一些汉字，但不能讲中文，而我的英语水平只是勉强能够交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交谈的热情。交谈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话题涉及到他的小说创作、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看法，尤其是针对当时的伊拉克战争，他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美国政府颇多不满、不屑，显示出一个正直学者的可贵姿态。他中午在教工餐厅请吃饭，并在饭后带我参观了市中心的大教堂。记得他指着大教堂前的一条小街告诉我说，那是西罗马帝国当时统治的最北边界，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与一个国际性大学者的短暂交往给我留下了如沐春风的感觉，是我在荷兰访学的一个意外收获。
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将近一年的访学，对我的文学研究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原来的小说追踪批评因为阅读的中断难以为继了。其次，作为一个替代方案，我的阅读不得不往前延伸，“十七年文学”成为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这次转向带来的成果，包括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进行“重读”的一组论文，如对《青春之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三家巷》、《创业史》和“百花文学”等结合“版本修改”、“互文”关系等现象，将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再度问题化并作了新的阐释，包括专著《说话人及其话语》，也包括我主持完成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典的重述”——对“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改编的的历史研究。我把出国访学到2008年左右的这一时期的研究称作“历史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研究对象往前延伸，是对象的历史化，更重要的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历史化，诸如版本、续写、改编等问题涉及大量的文献整理、比对的实证方法问题，是历史化更突出的表现。
——摘自《我的文学故事》见《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本专辑原载《大观·东京文学》2025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