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祖国领空的防空利器！谁是U-2飞机的“致命天敌”？

1962年9月，一则消息震惊国际。

一架U-2高空侦察机被我国空军击落，打破了此型高空侦察机“不可能被击落”的神话。此后5年间，我国因敌施策，又陆续击落4架U-2飞机，成为世界上击落U-2飞机最多的国家，也让敌方不敢再轻易侵入我国领空。

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想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防空利器捍卫祖国领空，是难事儿，但想铸造坚不可摧的护国安民之盾，只能决命争首，艰苦攻关。

加大力气自行仿制地空导弹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处飞机残骸前常常有不少人驻足，它就是U-2飞机，60多年前由中国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

在上世纪60年代，U-2飞机是最先进的侦察机，被称为“黑寡妇”“蛟龙夫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其航空照相设备开机时，垂直摄影每张照片大约能覆盖150平方千米的区域，倾斜摄影每张照片可覆盖约400平方千米的区域。

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巴黎统筹委员会秘密成立，委员会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封锁和出口管制，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我国科研之路的发展。在中国和苏联进入“蜜月期”后，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将提供给中国包括地空导弹在内的4种型号导弹。

1958年11月23日，夜色笼罩着满洲里火车站。一列火车驶进车站，车上装的是从苏联运来的萨姆-2（C-75）地空导弹，这是苏联提供给中国仿制的型号之一。1957年，萨姆-2在苏联定型，是当时世界上性能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之一，也是U-2飞机的“致命天敌”。

就这样，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地空导弹研制工作艰难起步。

为了获取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进展，从1959年开始，U-2飞机多次进入我国领空进行侦察。1960年，我国开始着手建立核工业基地、核试验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美国派出各种低空侦察机侵入我国领空，大多数被空军击毁，因此，U-2飞机前来侦察的次数越来越多。

从1962年1月起，U-2飞机频繁进入大陆，在半年时间里，U-2飞机对大陆的侦察飞行达11架次之多。

面对U-2飞机的挑衅，高射炮和歼击机都无能为力，中央军委及空军领导十分焦急，能对付U-2飞机的只有从苏联引进的萨姆-2，但数量毕竟很有限。

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防工业基础，党中央发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号召，要求用自己的力量发展中国的国防事业。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决定，在引进苏联萨姆-2的基础上，一方面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仿制生产，研制中国第一代中高空地空导弹。

“543”成为萨姆-2的仿制代号。

“‘543’运到中国后，中央决定拿出一套用于科研、一套用于靶场试验、其余几套作战使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老专家计世藩参与了“543”的仿制和改进工作，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专业的第一批学生。

1959年，“543”相关资料陆续到达。1960年上半年，苏联专家也先后到齐，资料翻译工作全面展开。国防部五院的技术人员有的翻译资料、消化吸收资料内容，有的深入工厂参观实践。

1959年张履谦前排（左一）等人在风雪时节奔赴红旗一号导弹雷达试验场的途中。

为加强“543”仿制工作，1960年5月，国防部五院下发文件，任命二分院副院长钱文极为“543”总设计师，徐馨伯为“543”副总设计师，陈怀瑾为“543”弹体主任设计师。

1960年7月，正当仿制工作刚刚全面展开时，苏联突然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了技术援助，甚至带走了重要技术图纸，一时间，各项工作陷入了缺人才、缺技术、缺器材、缺经验的困境。“543”仿制工作被迫处于半停滞状态。

“要发挥中国专家的积极性，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把‘543’仿制出来。”面对困境，聂荣臻指出。二分院科研人员化愤怒为力量，加大力气自行仿制地空导弹。

到1961年9月，二分院已经集中了一支包括钱文极、蔡金涛、吴朔平、黄纬禄、梁思礼、张履谦、陈怀瑾等专家在内的科技专家队伍，他们成为地空导弹战线上重要的科研力量。

第二年，中央决定恢复“543”导弹的仿制工作，要求集中力量抓好这项工作，并对“543”仿制工作提出明确的要求：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仿出“543”、吃透“543”、改进“543”。

1964年，“543”正式定名为“红旗一号”，成为我国仿制的第一个地空导弹型号。1964年12月，“红旗一号”完成了在工厂按图仿制的阶段，转入批生产，仿制工作基本完成。

“543”仿制成功，使我国逐渐掌握了地空导弹的制造技术，培养出专业的队伍和人才，有了一条完整的地空导弹生产线，形成了辐射多地区的全套生产协作网，在仿制生产的同时，也为今后开展自主研制打下了基础。

“我们要解决问题，就要自己研制出这些器件。虽然没有苏联专家在，但是当时我们青年都非常刻苦，努力把问题想透，做好反设计工作。”雷达与电子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回忆。

在侦察与反侦察战役中获胜

由于飞得高、续航时间长，还具有很强的电子对抗能力，U-2飞机号称“不可能被击落”，在2万多米的高空“畅行无阻”。

“当时咱们没有能够打到这么高的装备，U-2飞机在高空中‘肆无忌惮’。”张履谦介绍，“为了对抗U-2飞机，红旗地空导弹的研制也有很高要求，要能看得远、灵敏度高，还要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1962年9月9日，我国第一次击落了U-2飞机。当日，一架U-2飞机离开桃园机场，经福州、南平，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待敌机返航时，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出其不意，一举击落了U-2飞机。

被击落的U-2高空侦察机残骸。

这一事件引发国外高度关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对外国记者接连追问“中国是如何打下U-2的”这个问题，时任外交部长陈毅诙谐地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之后，美国在飞机上安装了电子侦察接收报警系统。从1963年1月至9月，U-2飞机又先后17次深入内地侦察，“543”导弹多次发射未能命中，敌方飞机总是能转变航向，摆脱导弹袭击。

面对狡猾的敌人，负责雷达工作的张履谦等人提出了解决方案：即“近打、快打”方案，也就是“543”导弹的制导雷达先不开机，借用高射炮瞄准雷达或其他雷达作远程追踪，待敌机飞近时再开启制导雷达迅速发射导弹，这样即使U-2飞机改变航向它也来不及逃走。

1963年11月，我国第二次打下了U-2飞机。当U-2飞机离“543”阵地只有35千米时，我方快速启动制导雷达，8秒内3发导弹连射，击中目标。采用“近打、快打”战术，获得了完全成功。

制导雷达站。

之后，敌方又安装了更加先进的电子侦察接收报警系统，它能更加准确地识别“543”制导雷达。我军继续苦练本领，进一步压缩“543”制导雷达开机时间。

1964年7月7日，U-2飞机再次入侵，在目标距离32千米时，我方启动制导雷达，3秒内3发导弹连射，第三次击落了U-2飞机。

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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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多月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此，在2个月时间里，美国和台湾当局先后11次出动U-2飞机进入大陆侦察。

1964年11月26日，一架U-2飞机进入大陆，地面的制导雷达准确地抓住了目标，连射3发导弹，但敌人的飞机却安然无恙。在进行专题研究时，张履谦断定U-2飞机上安装了一种欺骗式引偏干扰系统，并提出了最有效和最简便的抗干扰对策，即只要将我方制导雷达的发射信号改为照射雷达连续发射信号，敌方的引偏干扰系统就会失灵。

1965年1月10日，一架安装了欺骗式引偏干扰系统的U-2飞机入侵，采取照射雷抗干扰对策后，我方3发导弹连发，又将其击落。这是我国第四次击落美国U-2飞机，也是第一次在夜间击落敌机，更是采用仿制的红旗一号导弹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

这也是5次击落U-2飞机中令张履谦印象最深的一次，“在第四次任务中，我参与制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应对方案，很高兴，我猜透了敌人的思路，在敌我斗争中，双方在斗技术、斗智力、斗智慧。”

工作人员勘察被击落的U-2高空侦察机残骸。

为了尽可能摆脱对苏联技术的依赖，1964年1月，国防部五院下达了在“543”导弹仿制成功的基础上，研制“红旗一号”改进型导弹的任务。任务的技术指标主要是扩大作战空域，提高命中精度和抗干扰性能。1965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将“红旗一号”改进型导弹命名为“红旗二号”，成为我国首型自主研制的地空导弹。

在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密切配合下，“红旗二号”自主研制进展迅速。1967年7月，“红旗二号”研究设计定型，批量装备部队。虽然在外形上看，“红旗二号”与“红旗一号”基本一致，但在性能上实则有了很大提高。

1967年9月，我国用“红旗二号”击落第五架U-2飞机，这次任务正式开启了“红旗二号”保卫中国领空的序幕。“之后，U-2飞机再也不敢侵犯中国领空。”张履谦说。“红旗二号”为国家服役长达50多年，一直是捍卫祖国领空的防空利器。

“如果把打U-2飞机这场作战看作是侦察与反侦察的战役，那么战役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计世藩慷慨地说。

“我们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打下U-2飞机的消息。等到U-2飞机不敢再来侵犯中国，我们才真正感到特别高兴、特别舒心。”计世藩讲述，这场战役还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一是中国成为打掉U-2飞机最多的国家，另一个是这场战役被称为“世界航空史上最早的一场电子战”。

红旗二号导弹。

以“红旗二号”为基础，我国之后又研制出“红旗二号甲”和“红旗二号乙”。红旗二号系列地空导弹定型后大量装备部队，多次参加国庆阅兵式等。

“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程”

从“红旗一号”仿制生产，到“红旗二号”改进设计，中国地空导弹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业时期。这对于我国培养第一代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起到了关键奠基作用。他们吃苦耐劳，为我国导弹事业的起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在当时，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留苏回国的，大部分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这些年轻人为了尽快改变我国国防尖端事业的落后状态，勤奋好学，能吃苦、肯钻研，很快成为科研生产的有生力量。

作为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的总设计师，钱文极曾欣慰地感叹：“从1959年到1965年这六七年时间内，从完全不懂导弹技术为何物的青年学生，达到能掌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空导弹设计技术，而且形成了几千人的完整的设计队伍，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程！”

“不弄明白，怎么完成任务，怎么更早地研制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后来任“红旗二号”总设计师的陈怀瑾总是这样说，他专业学的是无线电，与导弹专业并不完全对口。但他谦逊好学，带领团队迈出我国自主研制防空导弹的关键一步。

这样在工作中边干边学，是当时的常态。

1958年3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新增导弹专业，计世藩从航空系雷达、通信与导航专业三年级转入导弹专业。

“当时，我们的专业课就是全面系统学习‘543’导弹系统，根据‘543’的具体情况，老师列出上百个制导雷达站的反设计题目，作为毕业设计的题目。”对计世藩来说，刚接触反设计的时候感到困难多、压力大，而反设计题目与自己所学专业并不相同，他还曾找过老师要求更换题目。

“老师回复我‘题目不能换，这是原则。你现在马上就要毕业工作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需要你解决，你必须去面对它、解决它’。老师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也大大提高了我对毕业论文的认识。”计世藩回忆。毕业后，他加入二分院，正式开始一生的导弹设计工作。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蓬勃发展、积极向上、日新月异的时代。能在这样的时代里参与航天事业发展的早期工作，成为拓荒者的一员，感觉很值得，很高兴。”计世藩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军加起来总共只有几十部雷达，懂雷达搞雷达的人也是少而又少。在清华大学时，张履谦所学是电机工程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军委通信部工程师室搞雷达工作，虽有些基础，但毕竟雷达是当时的高新技术，与所学课程相差甚远。

1984年10月1日，“红旗二号”参加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国庆阅兵。

“除了技术困难，第二就是人才方面的困难，当时一无器材，二无人才。”转入二分院后，张履谦所在的研究室大概有40人，除少数几个人外，全是新同志，大学生、中技生，以及大学没有毕业就被“拔青苗”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没有做过设计工作，工作经历最丰富的张履谦工龄其实也不到10年。

为了攻克雷达技术难关，张履谦曾花12年时间，“啃”完了28本、堆起来约有1米高的美国英文原版《雷达丛书》，这个时间也是他精打细算挤出来的。“当时没有礼拜六，我每个礼拜天看4个小时，一个小时看多少页，再加上所有节假日，算着可以用12年读完。”张履谦说，“书中有很多经典原理，我可以用到仿制‘543’的工作中，这样不仅能够坚持，还能够深入，后来还能指出来书里有哪些错误。”

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可以挑起雷达研制工作的大梁，面对这样的疑问，张履谦回答：“那时候毛主席接见我们，他说‘湖南人是不信邪的’。在工作的时候，我也确实没有感觉过哪个东西不能克服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人生总是要不断奋斗。什么事情都是干出来的。”

当时，聂荣臻对从事国防科研工作的同志，提出了要发扬严格、严肃、严密的“三严作风”的指示，张履谦认真地在工作中予以贯彻。

1964年2月6日，聂荣臻给张爱萍、钱学森等去信，对张履谦的先进事迹作了批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根据批示，将张履谦树立为全院学习的标兵。当时还印发了《向张履谦同志学习》的小册子，向国防科技界宣传介绍了张履谦的先进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