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对陶勇而言，是不断积累和取得突破的一年。2020年初，他在一场伤医事件中严重受伤，右手肌腱和神经多处断裂，不得不暂停手术。经过漫长的康复训练，2022年，他重新站上手术台。
身为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如今，忙碌的工作中，他并未放慢脚步。过去一年，他参与了多个公益项目，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分享专业知识与经验，让更多人了解眼科健康。他说，每天并不会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他90%的时间专注于医疗、科研和成果转化，剩下10%的时间，用于科普和公益。
他的角色很“多元”，除了医生，还创业、出书、上综艺。“对我来说，这些事情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去填补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陶勇说。
陶勇。图/受访者提供
以下是陶勇的自述：
“新的科技手段也是我们的‘武器’”
如今，我每周三会出一天门诊。除此之外，我还是一家眼病筛查机构的医学负责人。有人问我，身份的多元是否让我焦虑？其实，我并没有全职创业，而是以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的身份，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成果转化者”。高校里，很多教授都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不是传统的企业家，而是借助这样的模式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惠及更多患者。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一名“非传统”医生，但我不在意。
2024年，我们科研团队在眼内液精准检测、工程化外泌体治疗眼病等方面有不少突破，这些新技术打破了传统治疗的瓶颈，给患者带来希望。比如，我们在国际顶尖期刊《自然-生物医学工程》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研究如何利用细胞外囊泡治疗顽固性眼底疾病。这项技术为眼底病治疗开辟了新路径。
同时，我们的一个公益项目还获得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发起的“生机计划”50万元的支持，用于推广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AI筛查。这项技术已在内蒙古、云南、广西等地推广，我们和当地医院签订了合约，培训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中国每年新增的白血病患者人数为8.6万，其中5%会患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如果我们将这项技术推开，每年可以减少4000人失明，这对患者和其家庭而言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2016年，我开始创业。我的理想并不是成为企业家，但现实让我意识到，如果不用企业的模式去推动，研究成果很难快速落地推进。比如，我曾在公立医院尝试开展一种眼病的精准检测技术，希望帮助更多患者，但会遇到很多障碍，比如病人交不了费，最后只能靠科研经费“倒贴”。另外，某些检验服务没有收费编码，这意味着它无法通过医保结算。这种情况下，项目只能依靠第三方检验所的实验室自建项目才能落地。
过去，医生的职责主要是通过药物和手术治疗病人，但现在，新的科技手段也成为我们的“武器”。
从小到大，我对医学的兴趣是渐渐产生的。其实，最开始我并没有强烈的学医想法，是母亲给了我最初的引导。记得小时候，她怕我患沙眼，总让我点那些刺激眼睛的眼药水。她的逻辑很简单，认为药水越“辣”，效果越好。有一次，我陪妈妈去医院看病，医生从她的眼睛里取出了结石。我当时觉得太神奇了，眼睛里竟然能长“石头”。治疗后妈妈的眼睛变好了，也不再需要点眼药水。这是我决定学医的最初动力。
2011年，我成为副主任医师的时候，可以出专家门诊。当时有两条路摆在我面前：一条路是留在自己的舒适区，只做自己熟悉的、擅长的事情，遇到复杂的病例就转诊出去，这条路不能算是“躺平”，但确实比较轻松；另一条路是选择挑战，把那些疑难杂症留下来，通过新的技术，比如分子精准检测，给病人一个早期诊断的机会。可能是性格使然，我选择了后者。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努力研发眼内液的分子检测技术，希望通过这项技术实现一些眼病的早期诊断。
我一直在科室内努力建设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现在团队内已有药学、纳米材料、合成生物学、生信分析等不同背景的成员，大家互补合作，效率非常高。通过团队合作，可以在交叉领域做0到1的突破，为眼病患者开发创新治疗。
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为什么总是愿意去攻坚克难，尝试新的技术，哪怕失败的风险很高。我的答案是：这些努力是有意义的，而这一意义往往需要时间才能被验证。有些事情，当下看不到结果，但多年以后可能会有人告诉你，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一直坚信，我做的事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愿意为之继续努力，不断突破。
1月19日晚上，我发了一条微博，记录了一件让我感触很深的事情：不久前，在医院出门诊的时候，一名患者来找我。他之前因为反复的视网膜脱离，视力很差。后来，我的团队和清华大学光学系的几位博士一起，为他研发了一款智能眼镜，把他的视力从0.2提升到了1.0。这副眼镜圆了他的大学梦，他现在已是一名大学生了。
“把淀粉变成麦芽糖，转化出甜味”
我一直觉得创业就像一条“不归路”。记得一次连线新东方的俞敏洪老师，他是我北大的学长，他讲了自己创业时心情糟糕到冰点的经历。我特别能共情他说的话——创业真的是酸甜苦辣。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心得，我会说两条：第一，创业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遇到很多试错的时刻。关键是不要退缩，即使跌倒了，只要你能爬起来，那就是宝贵的经验，如果爬不起来，那就是血的教训。第二，我不后悔创业。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这么选。
通过企业模式，近10年，我们把眼内液精准检测技术推广到了全国1100家医院，帮助了近10万名患者。我们还拿下了两个医疗器械注册证，以及美国FDA认证、欧盟CE认证、哥伦比亚准入。虽然中间走了很多弯路，但这些弯路也是人生的馈赠。我常说，人生就像心电图，如果是一条直线，那就是“挂”了。创业的意义在于挑战，如果创业那么容易，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从小看过很多书，其中有些是哲学书。哲学让我学会放下固有的经验和成见，拥抱新鲜事物。就像小时候生活在村里，看到牛、马鼻子上都套缰绳，就会认为所有四条腿的动物都应该被套上绳，但到了城市，在动物园里看见狮子、老虎没套绳，你会意识到，很多事情不必拘泥于过去的经验。突破传统不是坏事，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医生”，也许正是我的使命。
近两年，北京大学医学部邀请我给新生上课。有个大一新生问我，未来的医学会是什么样？我回答她，未来医学是什么样子，应由你们定义，而不是我。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明确的方向，你就只是时代的打工者，而不是医学的主人。比如，你觉得医生应该坐在电脑旁，那就去开发远程医疗技术；你觉得未来做手术的应该是机器人，那就去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自媒体成为我进行眼健康科普的重要平台。在这个信息传播非常快的时代，我们必须用好这个工具。公益方面，我们近两年举办了4期“光芒小主播”培训班，学员都是盲校的孩子。通过培训，他们的配音和讲故事能力大大提升，未来他们可以成为有声网站的主播，有更多的职业选择，而不仅仅是按摩师。
我每天接触的患者，有些是病情复杂、诊治难度大的疑难杂症患者，有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这些经历让我感触很深。做公益让我变得更强大，也更自洽。我的书里写过一个词叫“医学窥镜”。就像用胃镜、肠镜透过现象看本质，职业也可以是一面“窥镜”。通过这份职业，我能从忙碌和平凡中发现意义。我常想，怎么让日复一日的生活不变成一种消耗，而是像酶一样，把淀粉变成麦芽糖，转化出一点甜味。我觉得，这就需要从平实的大地上看到星空，看到希望。而公益恰恰是我用来“窥见”人生意义的一种方式。
今年，我打算陪父母和孩子去北欧国家转一圈，他们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个人方面，我希望能将近两年的人生思考和观察整理成一部新的随笔集。此外，我还在撰写一套针对儿童眼健康的绘本，预计今年出版，主要是帮助孩子们从小培养爱眼、护眼的意识。
关于药物研发，我的研究团队目前专注于过敏性结膜炎、干眼症和老年性黄斑变性等疾病，工程化外泌体和小核酸药物显示出希望，但药物研发本身风险很大。药物开发领域有个铁律：十年、10亿美金、10%成功率。所以，要保有耐心，不急于求成。
这些计划，我并不给自己设限。如果一开始就预设了终点，可能就少了那些不确定性的挑战，而我要做的，就是知难而上，去应对这些挑战。
记者：牛荷
编辑：杜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