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眉公的“清净苦海”之叹，说明单靠“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这些长物，或许能够填补心灵的空虚落寞，排遣了闲情闲愁，却不一定能保证从现实欲望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无挂碍和羁绊的生命自由。这样说来，琴、棋、书、石未免也沦落为妨害人心的俗物了!
好在古人对此已经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在日常生活和赏玩活动过程中不断反省、思索，探索出了超越困境的方法和智慧，那就是与琴、棋、书、石保持一定的现实距离，克制内心从实际上占有它们的欲念和冲动，以纯然审美的、超脱世俗功利的眼光来赏玩其形式美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养眼”与“养心”。
“养眼”是指通过赏玩获得视、听、味、嗅、触等感性层面的愉悦和放松，这是赏玩之美的发轫之始。宋代诗人苏舜钦(字子美)说:“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亦乐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养，然后为乐?” “自得”是指内在的舒畅、满足，“所适”则是能够提供这种满足、舒适的外部条件和环境。这种“内有自得，外有所适”的快乐，首先体现在感性的愉悦和满足上。说这话时，苏舜钦正处在人生最为晦暗的阶段:他因为支持范仲淹的新政，被政敌构陷，削职为民，流寓苏州;长姐死于京城，不能亲赴吊唁，只能在数千里外暗自伤神。好友韩维(字持国)写信责备他远离故土、隔绝亲友。他在回信中说:
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充足，居室稍宽，又无终日应接奔走之苦，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也就是说，自己流寓苏州，虽然与亲友故旧相隔千里，但衣食和居住条件都还不错，又省去了奔走人事的疲惫。最令人流连忘返的是苏州安闲舒适的生活状态。耳目清净，心胸旷达，不用机关算尽去应付官场是非，日常起居随心所欲;闲暇无聊的时候，就把玩欣赏图史琴尊、珍花奇石，或荡舟出游，品茶饮酒……所谓“耳目清旷”“心安闲而体舒放”，就是这种赏玩之美所带来的感性愉悦和满足吧!
为了“养眼”，文人雅士常常修筑园林、亭台，借此来抵御外部世界、人事纷扰的侵蚀。苏舜钦在苏州营造的沧浪亭，至今仍在，留待后人追忆他的闲适与旷达。而白居易也曾建造过多处园林、别墅，修葺完工后，常常得意扬扬地说:“设如宅门外，有事吾不知!”门外是熙熙攘攘、功名利禄;门内是闲情逸致、自得自适。这份闲适自得的生活空间，自然也并非一道门槛就能划定的，而是由琴、棋、书、石环绕点缀起来的。元代文人陈谟曾筑有“一蓬春雨轩”，在《一蓬春雨轩序》中说:
先生营是轩，杂莳花卉，左右图书，风晨月夕，茶烟香篆，奇古之玩好，绝俗之名流，日相与嬉娱其间。
陈眉公虽然为嗜古癖所困惑，常有“清净苦海”之叹，但他似乎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无触及灵魂的深刻反思，反倒常常炫耀他的“闲人闲事”:
清闲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须以闲人做闲事:临古人帖，温昔年书，拂几微尘，洗砚宿墨;灌园中花，扫林中叶。觉体稍倦，放身匡床上，暂息半晌可也。
这些“闲事”，全都无关乎饥寒、功利，而只是为了活泼身体的感觉，或观、或听、或嗅、或味或触，动静随心，坐卧任意，实在是把身体和感官当作美的信号接收器，借着五官和身体充分体验世界的美感。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时，写过一篇冠绝古今的奇文，细数人生的三十三则“不亦快战”，其中一则说:
春夜与诸豪士快饮至半醉，住本难住，进则难进。旁一解意童子忽送大纸炮可十余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磺之香自鼻入脑，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就像是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精神和感官是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的,“精神的欢乐”也只有通过“身体上的感觉”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欢乐!”金圣叹对硫磺之香“自鼻入脑”，进而“通身怡然”之感受描绘，让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了“身体上的感觉”引发的“精神上的欢乐”。
“精神上的欢乐”，就是“心”的欢乐。从身体到精神，也就是从“养眼”到“养心”，这是赏玩之美的较高层次。赏玩之美之所以能够保持与世俗欲念的距离，也全然在于古人在赏玩活动中保持着一种“养心”的自觉，有意识地将琴、棋、书、石之美形式化、抽象化和精神化。这种形式化、抽象化和精神化的结果，就是在具体赏玩对象的物质形式之上，开辟出一种超越了古今、远近、人我界限的艺术生活境界。
我们都熟知“高山流水”的典故。《吕氏春秋·本味》中记载，伯牙擅鼓琴，钟子期则精于鉴赏音乐。伯牙用琴声渲染泰山的雄壮时，子期听后就赞叹道:“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泰)山!”片刻之后，伯牙又用琴声表现流水的浩瀚，子期又赞赏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子期之所以精鉴如此，成为伯牙的“知音”，一方面固然因为他天赋中对音乐的敏感，另一方面更在于古人在琴艺，也就是鼓琴的技术层面之上，形成了一种有关情感表现、形象塑造和意境营造的共识，这就是“琴德”。“高山流水”的琴音，就是“琴德”的具体呈现，伯牙和子期都具有高尚的“琴德”，故而心意相通，成为“知音”。
那么，什么是“琴德”呢?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素琴传》中说: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辍;原宪居环堵之室，蓬户瓮牖，褐塞匡坐而弦歌。此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许由高尚让王，弹琴箕山;荣启期鹿裘带索，携琴而歌。此隐士以琴德而兴逸也……是知琴之为器,德在其中矣。
孔子厄陈蔡、原宪居陋巷，是儒家传统圣贤之安贫乐道、不以穷通显达为意的理想人格的象征;而许由、荣启期则代表了道家不慕荣利、自然无为的人格理想。在古人看来，儒家的圣人、道家的至人理想，都是借“弦歌”也就是鼓琴而展现出来的。因此，他们也就认为，或急或徐、或高亢或低沉、或悠扬或短促的琴声中，实际上回荡着鼓琴者的人格和道德境界。人格和道德境界越纯粹、高尚，琴德也就越超迈，就像《史记》里面所记载的那样,“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舜不用刑罚律令，而是以琴声、歌诗教化万民，竟然可以天下大治，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古人心中，却对“琴德”及其人格培养、道德教化作用有绝对坚定的信念。
也正因此，古人把抚琴作为“养心”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东汉学者应劭就说，琴虽然只是一种乐器，但对君子来说，“琴最亲密，不离于身”，即使身居穷阎陋巷、深山幽谷，也不能丢弃。在他们看来，心是“道”而琴是“器”，抚琴、听琴的过程，也就是由“器”入“道’的修炼过程，正直勇毅的人抚琴、听琴可以更加坚毅，忠贞孝悌的人抚琴、听琴可以更加坚贞，贫穷孤苦的人抚琴、听琴能够排遣悲苦，就连那些生性浮躁、偏邪的人，都可以通过抚琴、听琴变得沉静、庄重。手指撩拨、抚动琴弦，竟有如此功效!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白居易策划搬到庐山草堂时，抛弃一切，也不愿意落下琴了。
在中国历史上，以琴“养心”最著名的要数嵇康。嵇康有一篇《琴赋》，他在正文前的小序中说:
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
嵇康自幼喜好琴音，长大后又时时调弄、赏玩。这种爱好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鼓琴可以抒发积郁、调气养心，使人在穷困、孤独、苦闷的时候依旧能够气定神闲、怡然自适，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由、超然境地。
嵇康的超然，大概可以从其临终弹奏《广陵散》窥见一斑。据《晋书》的记载，嵇康为人洒脱不羁,“越名教而任自然”，从不拘泥于虚伪的礼教，遭到当权者的嫉恨，被处以极刑，三千太学生为他求情，终不许。临刑前:
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对于嵇康而言，行刑东市或许并不足以令其动容。他所惋惜的唯有《广陵散》没有了传人，成为绝唱。嵇康在琴声的涵养中已经达到了泯灭生死、齐同万物的至人境界，在他看来，生与死只不过是天地自然运行的结果。生是生命从混沌不息的大化中结晶、赋形，而死则是重新返回自然的怀抱。
从琴到琴音，再到琴德，赏琴、玩琴所获得的美感，也逐步从具体的、感官的快乐，上升到普遍的、自由的生命境界，这是一个从“养眼”到“养心”的延续，也是赏玩之美从具体到普遍、从情感到精神的飞跃。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游览了郡治城内的一处园林，写下一首《郡中西园》诗:
闲园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树足佳禽，旦暮鸣不已。院门闭松竹，庭径穿兰芷。爱彼池上桥，独来聊徙倚。鱼依藻长乐，鸥见人暂起。有时舟随风，尽日莲照水。谁知郡府内，景物闲如此。始悟喧静缘，何尝系远迩。
喜欢到山野修筑园林、别墅以寻求宁静和闲适的白居易万万想不到，在喧嚣的城内竟然隐藏着一处生机盎然、情趣无限的幽静之所。他进而说道:“谁知郡府内，景物闲如此。始悟喧静缘，何尝系远迩。这是针对自己以往对闹与静、近与远的误解而发出的，同样，对于那些把认为“养眼”无关乎“养心”，“养心”必须闭上眼睛的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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