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粟裕病重住院。同时患上心包炎、胸膜炎、肺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三箭齐发”，多重病痛的折磨，令这位近古稀之年的老将不免身心俱疲。而彼时的中国，又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癫狂，对形势的忧虑和悲愤，更令他心情沉重，病情不见好转。
这期间，李又兰过来探望他，还带来了两个消息：
一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尖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二是如今张爱萍的处境很不乐观。
作为相处数十年的老战友，粟裕了解张爱萍，那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这些年来，被误解，被限制自由，一条腿都残废了，但他从没有抱怨过，始终坚守在国防科研的第一线。卫星上天，担任总指挥的张爱萍立了第一功，但即便这样，那些人也不愿意就此放过他。
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四处奔波，八方申告，只为给丈夫争来一份公道。粟裕理解她的苦衷，心中更感不公，便愤而提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虎落平阳被犬欺！”
此时的粟裕已然下定决心，必须要保下张爱萍。
一、“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建国之后，张爱萍奉命入京述职，先是在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之后又负责“两弹一星”研究的组织工作，备受重用，一时风光无限。但长期身居高位，又难免会惹来不少人眼红。
再加上张爱萍的性格过于正派，不惧权威，敢讲真话，正如叶剑英元帅给他的评价：带刺！坐镇总参，主持国防科研，都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关键问题上和人争到面红耳赤，也是常有的事情。
张爱萍的牛脾气，令不少人敬而远之，但真正能够理解他的人也有，例如粟裕就算一个。
当年在华东新四军，粟裕是1师师长，张爱萍是4师师长，战场上打了不少配合，后来华中军区成立，两人又同时担任副司令，一起共事了不少时间。
要说张爱萍的个性，粟裕也是领教过的。解放战争初期，面对蒋军的大举进攻，粟裕提出要在华中打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张爱萍坚决不同意，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应该以游击战为主。两个人各持己见，都不让步，事情也是一度陷入僵局。
直到后来张爱萍在战斗中头部负伤，被送往苏联治疗，粟裕这才全面接手华中军事，开始独立指挥作战，而这一出马，就是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
张爱萍在苏联期间，身体虚弱，但一直忧心国内战局，当在报纸上看到粟裕大胜的消息时，他并未因为自己游击战的主张未被采纳而恼火，而是衷心地对身边的人说：
“我真为他高兴。”
粟裕和张爱萍其实是一类人，虽然两人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沉稳内敛，一个锋芒毕露，但在处事风格上，他们又都是认理不认人的狠角色，坚持主见，不妥协，敢于“犯言直谏”。也正因如此，两人争论最多，却又惺惺相惜。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担任总参谋长，张爱萍是副总长，两人再度搭档，也是十分默契，张爱萍曾说：
“粟裕对我很信任，很放手，很讲原则。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
张爱萍把他和粟裕的这种相处模式，称之为“同志式的争论”。张爱萍一生几度起落，在副总长的位置上干了12年，期间经历过粟裕、黄克诚、罗瑞卿等数位总长。但晚年谈起在最高统帅部的经历时，他不止一次提到说：粟裕担任总参谋长的那段时期，才是新中国军事建设最好的时期。
1958年，粟裕突然卸任总参谋长。
当时几位副总长都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当时主席穿着睡衣，会面的地点也选在游泳池，本意是想让氛围显得不那么压抑。但当他开口说要谈谈粟裕问题，让大家发表看法时，现场一时竟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话。
张爱萍只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
张爱萍就是这样的人，谁升官，谁罢官，他都不想掺和，毕竟发生的事情也改变不了。但要问他看法，张爱萍绝对相信粟裕的为人，只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有些话不好说出口。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只是对妻子李又兰说：
“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此事之后，张爱萍多少有些心灰意冷，甚至罕见得开始收敛锋芒，一心扑在工作上，能不参加的会议都懒得参加，对一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麻烦不是说想躲，就能够躲得过的。
二、“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1967年，张爱萍被突然限制自由，只能在一间潮湿的小屋子里生活，几乎与世隔绝。直到5年之后，重病缠身的张爱萍才被允许入院治疗。而此时，他的左腿股骨已经粉碎性骨折。
1975年，身体稍微好转的张爱萍，再次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
刚刚重见天日，就被委以重任，说来也是稀罕事。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因为时代背景的限制，国家的返回式卫星工程完全陷入停滞，一年之内两次发射失败，甚至还出现了卫星起飞不到20秒就直接坠毁的荒唐事件。
卫星事业，关乎国家的颜面，别人都搞不好，那就只能张爱萍上。新中国战略武器最早的规划、体制编制和基地建设、型号验收以前都是他分管的，论能力，论经验，没人比张爱萍更合适。
张爱萍推脱不得，只能走马上任，但形势的恶劣，却完全超出他的意料之外。
他没有去机关上班，而是直接扎根一线，在七机部所属的230厂蹲点试验。结果刚到那里一看情况，完全就是一个“乱”字。
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都乱套了，失控了。干部一个比一个怕事，遇到问题就相互推诿，不敢负责，不敢拍板，完全就是在混日子。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更是处于瘫痪状态，1000多名工人，还敢来上班的只有不到40人。
国之重器，怎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张爱萍的评价一针见血：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不改革，不下掉一批人，卫星就不可能上天。但这么一搞，势必又要得罪人。
果然，张爱萍这边刚有点动作，立刻就有人出来苛责，说这是要“否定历史的伟大胜利”，说“张爱萍不是好人”，甚至扬言“张爱萍的再度倒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此时的张爱萍，唯一的护身符只有正在筹备阶段的“尖兵一号”。中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必须成功发射并收回，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世界各国都在虎视眈眈，半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没人敢在卫星返回前对张爱萍出手。但同样，万一卫星失败，那等待他的就是落井下石，万劫不复。
万难之下，张爱萍的行动再次受到限制，连北京都出不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白天应对众人的声讨，晚上和前线的科学家通电话。
他曾告诉卫星的总设计师孙家栋：
“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
1975年11月26日，“尖兵一号”在酒泉发射成功，并于3天后回收成功。至此，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从轨道上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
但卫星回来，张爱萍也倒了。那些人是这样说的：
“卫星上天是个幌子，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真意。”
反正，是成功，是失败，他们都有话说。
重压之下，张爱萍再次病重。左腿骨折后，他曾急于恢复，但因为医疗知识有限，误以为要靠运动来增强体能，结果在烈日下锻炼得大汗淋漓，年纪大，心脏根本承受不了。一次外出回家，人直接就不行了，心肌梗死，若非抢救及时，恐怕要出大事。
卫星回收的那三天，张爱萍的身体差到了极点。他想要了解情况，又被人揪着不放，只能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偷跑出去打电话，问卫星又到哪了。
对于别人各种无妄的指责，张爱萍其实并不在意，因为经历得太多，早已经习以为常。但在那个时候，居然有一些科学家也站出来发言，甚至说：
“张爱萍是个什么人 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
这些话，是真正刺痛了张爱萍的内心。在最危险的关头，是他保护了奋斗在一线的科学家，但现在，这些人反而称呼他为魔鬼。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又兰去找了粟裕，希望他能够出手帮一帮张爱萍。
三、“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
70年代的粟裕，早已脱离一线十多年，手中并无实权，要救张爱萍，单靠他自己肯定是不够的。为此，粟裕搬来了两位救兵。
第一位是叶剑英。
当年粟裕卸任总参谋长后，被调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直属上级就是叶剑英。可以说在生涯的低谷时期，是叶剑英一直在力挺粟裕。
对张爱萍，叶剑英也是第一时间施以援手。
当时张爱萍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一些闹事者居然直接追到医院，根本不肯放过他。叶剑英闻讯，毫不客气地下达了三条重要指示：
第一、 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
第二、 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
第三、 没有自己的批准，任何不能带张爱萍离开医院。
此外，叶剑英还给张爱萍打去电话，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话是这么说的：
“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粟裕请出的第二位救兵，就是宋时轮。当时他是特意叮嘱李又兰：
“可以听听宋老鬼的意见，他点子多。”
宋时轮当时是军事科学院院长，也是张爱萍的挚友，两人都是嫉恶如仇的个性，但宋时轮在处理人际关系这方面很老到，要论左右逢源的智慧，粟裕和张爱萍都不如他。而“老鬼”，也是老战友们对他私下的称呼，就是形容他鬼点子多。
在了解张爱萍的处境后，宋时轮直接甩下一句话：
“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就别操心了。”
这类事情经历多了，宋时轮自然知道如何过关。他嘱咐自己的秘书雷渊深，替张爱萍撰写了一份非常“专业”的检讨，直接帮张爱萍递了上去，那些人看到内容如此深刻，很满意，只是因为没有署名，所以退回来要求张爱萍补个签字就万事大吉了。
奈何张爱萍牛脾气，这个名字死活不肯签。关键时刻还是陈锡联出面，在巨大压力之下帮他说了话，这才勉强过关。事后陈锡联也没少拿这件事来打趣张爱萍：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 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除了粟、叶、宋、陈几位老首长、老战友的相助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危难之际拉了张爱萍一把，这就是聂荣臻。
从1956年开始，张爱萍就在聂荣臻的领导下，组织两弹一星的事业，整整搭档了20多年。但因为张爱萍桀骜不驯的个性，两人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特别融洽。特别是60年代中后期，因为一些体制和部门改革的问题，两人甚至一度产生了很深的误会。
但在张爱萍落难后，聂荣臻主动找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
张爱萍身体好转后，特意去看望过聂老总一次。一见面，两个人都落泪了，紧紧拥抱在一起，没有说太多的话。在经历这么多年的历史考验后，个人之间的误会早已烟消云散，共同的遭遇， 反倒增添了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沟通，这就是最真挚的革命情谊。
李又兰后来曾说，张爱萍能够熬过第二次困境，是因为他不再是孤独的一个人，他身后有一大批的老同志在支持他，保护他。也正因如此，张爱萍一直都是乐观的。
在最艰难的时期，张爱萍曾交给儿子一张纸条，让他好好保存，上面写的是林则徐的半首诗：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