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诠文衡道”，原文来源为曹道衡《困学纪程》，第194-201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1985年以后的几年中，我在研究工作上虽然承受着不少压力。我们当时对南北朝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已经进行了不少，于是《南北朝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在动笔之前，我们作了分工：南朝的宋和梁二代工作量较大，由沈先生执笔；我要写北朝部分，南朝方面只写齐、陈二代。
在这部文学史里，我们加入了不少脚注，目的是补充一些正文中不能详谈，而对说明作家情况有一定意义的问题。这些脚注大部分都是沈先生和我在考订许多作家生平时的研究成果。后来《南北朝文学史》出版后，许多专家在座谈时，都很称赞我们的脚注。可见我们这一番考证工夫并没有白费。
这些考证工作本属编写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要弄清近二百年中文学发展的轨迹，不对现存的史料作一次整理和鉴别，是难于弄清历史真相的。
当时我们是作了一些考证，却并非除考证外什么工作都不做。即以《南北朝文学史》的编写而论，就不全是考证。我当时研究过东晋南朝一些江州（今江西等地）文人的情况和江淹、沈约与南齐诗风，谈论的是当时“吴声”与“西曲”兴起的时间不同，目的是研究长江下游文风逐渐影响长江上游和中游的问题；我关于谢惠连和谢庄的研究，也讨论了陈郡谢氏的兴衰问题。
沈先生关于谢灵运思想的研究，也涉及北府兵出身的刘宋皇朝与中原高门士族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当时我们的认识还不深，但这些关系到文学发展变化，研究文学史的人对此作些探讨，未必无益。我们的文章确实引证了一些史料，但引史料就是烦琐考证吗？
考证这种方法，其实既非“国粹”，亦非“舶来品”，我国古代有，外国也有。即以我浅薄的知识来说，英、法、日本的学者都写过考证文章，有的还有过中文译本。考证不过是对词语的意义进行训释，对史事的真相弄个明白，做学问的人大约都免不了要涉及这些问题。考证不一定代表某一思想流派，西方学者做考证，并不尊奉中国任何一派学说或思想；中国的考证名家则大抵死于十九世纪初，那时还没有“教条主义”问题。
因为要批判传统文化和教条主义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反对考证，其故安在？再说在我国和大多数有法制的国家，各种合法的宗教都是可以自由存在的，为什么做考证就不能自由呢？如果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学术如何发展？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自己的路。
当我在编写《南北朝文学史》时，脑子里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例如：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的发展情况有许多不同。我过去认为：北朝文学似乎没有什么特色，北朝作家都是模仿南朝的。因此我在六十年代初写第一部文学史时，对北朝的作家只是一笔带过，把他们只看做南朝文学的附庸。
在编写《南北朝文学史》时，因为设有《南北文风的融合》一章，既要写“融合”，就不能不注意北朝文学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在我看来，不管什么样的文学，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我就对北朝人生活情况进行了研究，重新阅读《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再结合《水经注》《颜氏家训》等书，发现北朝人的宗族思想远比南朝人为重，聚族而居的习惯及过乡居生活的人也比南朝为多。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北方有着开阔的华北大平原，而南方则多水道和丘陵地，相对地说，应该是北方人的相互交往比南方人更方便。然而事实却是北方许多士族间的来往远不如南方士族间频繁。
这时，我无意中在一期新书预告上发现安徽的黄山书社出版了一部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我就告诉了沈玉成先生，他也很感兴趣。于是我就写信到黄山书社联系邮购两本。
书到以后，赶忙阅读，发现第 330页上，陈先生已经早就谈到南方商业发达，大家族制度的破坏，“士族喜欢住到城市中去”;“北方士族除了在京城和地方上做官都不在都市”等问题，使我恍然大悟，立即想到了周一良先生的《乞活考》，想到了《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中关于“坞壁”的记载，马上想到北方士族生活方式的形成，可能与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军阀混乱，人们为了求生存，不得不结成“坞壁”，聚族而居的事实。
因为居住在“坞壁”之中，交通不便，从而养成了重宗族，少交游等等习惯。因为交游少，士人们论文谈艺交流创作经验的机会就更少，书籍的流传也几乎停止，即使写作，也难于保存下来。这样，对北朝文学不发达的原因终于得到了一个我自以为可以说得通的原因。
接着，我又读了唐长孺先生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从》)，对南朝学风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北朝学风也有了更多认识。于是我又再次阅读《晋书》《通鉴》，考虑中原士族南渡的过程。在这同时，我又重新再读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才对南北朝文学的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时，《南北朝文学史》已经交稿，无法再加补充，而且一些论证写起来也很多，在文学史中不大可能容纳这些内容。所以我准备另写一部专著，正好当时《文学遗产》归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和江苏古籍的吴小平先生策划出版一套《文学遗产丛书》，我就提出了自己这个计划。
由于手头工作忙，这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直拖到 1994年下半年才动笔，1995年4月才写成。此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完成了我这几年来的一部分计划。但我还有许多曾经思考过已在头脑中酝酿了一些时候而尚未来得及深入钻研及解决的问题。
例如：关于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文学风貌发生了好几次变化，这种变化与作家的家庭出身及出生与活动地区（在这里我不想用“籍贯”二字，因为南北朝人的“籍贯”往往是祖籍，琅邪王氏的人未必到过山东，陈郡谢氏的人未必到过河南，彭城刘氏的人也未必到过今徐州一带）有无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例如南朝作家的出身问题，我曾经进行过初步的考察，发现琅邪王氏的兴起虽早于陈郡谢氏，而在东晋至宋齐间，大作家的人数却不如谢氏多。到了梁代，则王氏还有一些较有名的作家，谢氏就几乎没有了。
又如出身“北府兵”的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在东晋没有出过什么作家，入宋后，刘氏先兴，就有了刘义庆、刘铄等人，后来萧氏起来，所出的作家更多。到了梁代，刘、萧二氏的作家人数已大大超过王、谢二氏。但到了陈代，不论王、谢还是刘、萧，在文坛上都不再占什么地位。这些现象自然很可以研究。
我早在八十年代后期就曾经想到过这问题，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当时似乎尚未认识到这问题的意义。只是近年来，在 1998年论及南朝后期文学的衰落时，才初步涉及这问题。1999年底至今年初，在研究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时，我才对南朝作家的出身及活动范围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和思考，开始发现南朝的作家队伍似乎是从中原高门出身为主变为北府兵将领出身的次等士族为主，再变为南方本地的一些土著豪门为主。
这种变化的原因，与南朝统治者内部的争权斗争有一定关系，而王、谢、刘、萧的衰落，又与“侯景之乱”有密切关系。我又把“侯景之乱”后南方的高门士族的情况与尔朱荣的“河阴之难”后北方高门士族的情况作了比较，就知道“河阴之难”对北方士族的打击远比“侯景之乱”要轻。这和北方士族多乡居而南方士族多城居自然有很大关系。
另外，尔朱荣发动的“河阴之难”，矛头似乎主要指向那些移居洛阳而汉化了的鲜卑贵族，而对汉族士大夫的打击则很小。至于“侯景之乱”，则对长江下游的破坏要大得多。因此其影响所及亦非“河阴之难”所可比拟。这些研究，有的都是我近年来所取得的认识。但这些认识，都是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多少有些觉察，而在工作中，不断地有所进展。由于近年来忙于各种其他工作，所以来不及整理成文章，只是逐步积累资料，到这几年来才明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