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2月4日在美国奥克兰市遭遇一起肇事逃逸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7岁。
布洛维曾在赞比亚的矿厂、东欧的工厂、美国的车间进行长期和深入的参与式观察，发展了“拓展个案法”，提出“全球民族志”的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质性研究的实践者，布洛维凭卓越的学术能力和传奇的工厂经验，在美国社会学界获得了赞誉。近年来，他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推广公共社会学，呼吁学界与公众不断对话以推动社会发展。代表作品有《制造同意》《公共社会学》《拓展个案法》《全球民族志》《生产的政治》等。2023年，世纪文景公司首次翻译引进出版了其《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一书。作为布洛维的核心作品，该书从对西方劳动过程研究经典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出发，叙述了布洛维四十年来深入到不同国家的工厂中做工的见闻与经验。他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生产政体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讨论不同国家和制度下的生产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了影响生产体制的微观因素，以及国家与市场等宏观因素。最终，布洛维希望寻找到社会主义实现的理想道路，以及工人阶级在实现这一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书中，布洛维创造性地提出的“生产政治”与“工厂政体”概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劳工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他“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和“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主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回归，启发了当代劳工社会学的研究。
《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英]麦克·布洛维 著，周潇、张跃然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再版一本年代久远的著作还有什么价值？
能得到邀请给35年前出版的《生产的政治》一书的中文版写序言，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样一本年代久远的著作还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变得不过时？书中的思想是否能被延展到当下的现实中？
让我们首先回到1985年。那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正迎来一次复兴。我坚定地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议程——今天依然如此，但却不是以一种机械或教条的方式，将马克思或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看作是永恒的真理。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断地重构马克思主义，使其能够解释持续变动世界中那些原先不能被解释的异例。如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变化会导致观念的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自身也要不断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试图为世界的变迁提供某种指导，那么随着世界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自身也要改变。一个跨院系、跨学校、跨国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应当发展起来，这个群体的使命便是不断重构马克思主义，使其能够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在不同的地方，这个群体关心的议题不同，依靠的马克思传统源流也不同。在有些地方它更偏向理论，在另一些地方它更看重实践。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多地限于学术界之内，尤其在社会学中积累起不小的能量。在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答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吸引了大量关注和精力。第一个是关于工作的组织，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劳动过程。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尤其激发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并带我们重新回到了《资本论》第一卷。布雷弗曼考察了劳动过程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变迁，认为工作形态变迁的轨迹体现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这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多控制力和利润。通过工作的去技能化，资本能更为有效地规制工作过程，同时降低劳动成本。第二个问题聚焦于国家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是被拉尔夫·米利班德（他将国家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和尼科斯·普兰查斯（他将国家看作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一种结构，是保护资本主义既不被资本家破坏也不被工人破坏的必要条件）之间的辩论推动起来的。
《生产的政治》一书试图将这两方面的问题连接起来。我试图同时向劳动过程理论和国家理论提出挑战。对于劳动过程理论而言，我的贡献在于指出生产场域除了工作本身之外同样也是政治场域，其自有一套规制模式，形塑了生产环节与其他环节的斗争。对于国家理论而言，我的贡献在于指出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场域，生产场域的支配关系恰恰是国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生产领域的政治是塑造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关系的重要环节。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生产的政治有其自身的“内部国家”，或者说“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机构”，它既是阶级斗争所形塑的对象，也在规训和限制着阶级斗争。
概念创新始于理论与实践的交汇处。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之后，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我在南芝加哥的阿利斯-查默斯工厂找到一份机械操作工的工作。这个工厂是美国三大农业和建筑设备制造商之一。这既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也是我生计的来源。在那个年代，有工会组织的蓝领工人拿的薪水不亚于一名大学助理教授。如果算上加班工资，我比我的一些老师们挣得还多。
在工厂中，我惊讶于工友们在工作时是多么努力，并感到很纳闷：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地为资本家的利润卖命？虽然布雷弗曼描绘了工作的组织结构在客观层面发生的变迁，但他并没有分析工人在主观层面对此有何反应。既然去技能化的工作如此没有意义，工人们为什么还工作得那么努力？我所看到的情况似乎和马克思在19世纪描绘的情况不同：驱使工人努力工作的动力，似乎并不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强制力量或是对失去工作的恐惧。这一动力也不像经济学家们说的那样来自奖金等物质刺激。我在1979年出版的《制造同意》一书中所讲的故事要更加复杂。工作场域中的客观限制并不像布雷弗曼预设的那样令人窒息，而是为工人们留出了自己为工作赋予意义的空间。为了减轻工作时的辛苦感和无聊感，工人们将工作建构为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有自己的规则，被工人们共同认可和执行。
但生产场域包含的不只是工作本身。一系列规制机构为赶工游戏确立了条件。三种规制机构对确保工人努力工作而言尤其重要。首先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其允许工人竞争空余岗位，一般是资历最老、相关经验最丰富的工人胜出。这样一来，工人们在工厂中待的年头越久，在厂内的位置也越高，工资也就越高。其次，工人们被建构为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体，这些权利和义务靠申诉机制执行。如果管理方违反了集体谈判合同中的条款，工人们可以通过工会层层向上发起申诉。最后，工会代表工人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视工厂的盈利情况而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工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努力工作，而无需强制的持续干预。
我借鉴了葛兰西用来分析宏观政治的“霸权”这一概念，将我所看到的景象称作霸权式的生产政体，这一政体将工人对资方的认同组织起来。我指出，这一生产政体是区分发达资本主义和早期竞争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高薪、高福利、工作稳定性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使得管理者不可能再用强制手段逼迫工人努力工作，他们必须说服工人努力工作。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很快就会发生重大转变：在国家的引领下，资本家向工人阶级展开进攻，使得工人与工会屈服于市场，一种新的生产政体即“霸权专制主义”出现了。我在《生产的政治》中提出了这一预想。(摘自《生产的政治》中文版序，题目系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