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经门径，原自多歧。宋儒程颐列举学术门类时说：“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三者皆属经学诠释路径，后世义理、考据、辞章学术三分之说便基于此而来。不过，随着清代汉学的兴起，经学诠释史逐渐被建构成汉、宋对峙的二元格局，以文解经者势弱而声微。学术三分实际简化为汉、宋二分，辞章之学被逐出儒门。直到晚清桐城派吴汝纶等人提出“自古求道者必有赖于文”（《〈写定尚书〉书后》），文学解经才重新引起关注。那么，在汉、宋对垒之势下，以文解经何以能够重提，其学理依据何在，以下略探讨之。
以文解经流行的背景
从发生背景来说，晚清以文解经的流行，源于对汉学末流的救弊。清代汉学对经书的校勘、训诂成就殊卓，为世人提供了经籍阅读的可靠文本与当代训释，但随其发展弊端也日渐显露。首先，汉学家耽迷于考据，除戴震等少数人物外，一般学者并没有探求经书大义的兴趣。如王引之自称：“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段玉裁《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他只以做古今语言的翻译（舌人）自期，对大道并不探求，是较纯粹的语言学家，这也是汉学家普遍的治学祈向。考据研究逐渐职业化，汉学与儒家之道逐渐切割。从学科发展来说，无疑促进了语言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独立；而从通经求道的初衷来说，职业考据家如同他们所嘲讽的溺于辞章之文人一样，同样没有义理上的追求与收获。汉学家勤于校勘经书，却放弃了经典滋养人心的功用，刘咸炘称之为“是所谓我益书，非书益我也”（《旧书别录序》）。再者，汉学家之考据，也未必尽是确论。一方面，对经书同一处字词的训诂，往往是古今新说不断。有的根据故训，有的根据通假，有的以本经证本经，一字多解、聚讼纷纭，难有确诂；另一方面，汉学家也可能观念先行，以观念引导自己的训诂方向。戴震为了推扬“道问学”传统，佐证儒学智识主义渊源有自，不惜增字解经，将《论语》“予一以贯之”，解释为“予学一以贯之”，称“学”字是“蒙上省文”（《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这已经失去了汉学家引以自得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以文解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而出。
以文解经的学术渊源
从学术渊源来说，以文解经与汉学、宋学有着天然的关联。经书内涵特质丰富，在文、史、哲诸方面皆有体现。在义理之外，六经之文学同样被尊为文家圭臬。六经合文与道于一，是至高义理与最高水准文学的合一。以文解经在汉、宋都有其渊源。以汉而言，汉代学术类别丰富，并不局限于训诂考证，重文本分析的章句之学便是汉代经学诠释学的重要内容。从文本结构、章旨、字句层面解经，是汉代章句之学的特点。吴承学、何诗海提出，文章学本就源自汉代经学中的章句之学（《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以文解经，可谓渊源有自。刘勰撰《文心雕龙》详谈辞章之学，也是以经学自视的。他认为既然无法逾越汉儒，就另辟蹊径，通过辞章学以别开“敷赞圣旨”的新路，其与经学关联甚明。以宋学言，宋学亦不废文辞，作文害道之说只是对古文家溺于文辞的警示。朱熹便是理学家中极重辞章者，姚鼐称程、朱解经有“审求文辞往复之情”的特点（《复蒋松如书》），正是从宋学处为以文通经寻求渊源。朱熹《中庸章句序》云：“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语言文字之间。”日本江户时期文人篠崎弼对此发挥说：“学者诚能考言语以立其德，征文字以明其道，则以文为命可矣，终身话文可矣。”（《拙堂文话序》）以朱熹的言论为“话文”的辞章学寻求到了合法性。
以文解经的学理依据
从学理依据来说，经书的文本特点呼唤着辞章阐释视角的加入。传统辞章学发展到桐城派而集其大成，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另有个能事”。就经书本身而言，文学特性决定了汉学、宋学解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辞章视域的介入。
首先，经书有时代间阻，后人文法易致误读。由于解经者当代语感的干扰，在经典解读时，会有以今例古的可能。但清人对此的认识，主要集中于文字、训诂之变。汉学家认为古今字词音义相隔，须以训诂通六经而达道，不通训诂则经书不明而无从得道。既然语言文字、典章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变迁，则古人与后人文法同样存在着古今相悬的问题。前者需要借助训诂考据，后者则需要借助辞章学。仿照汉学家的逻辑，自然可以说：“未有不通文章而能明道者。”曾国藩便认为“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致刘蓉》），此论正是针对汉学将求道限定于训诂的偏颇而发。
事实上，以文解经之必要与可能，是不拘门户的有识之士的共见。清代汉、宋二家均有突破门户观念的学者，于经书阐释时特别留心于辞章。晚清关学人物杨树椿（1819—1873）明确指出求道离不开文法：“看书须先看他文法，不然，何由得见圣贤意思？”（《损斋语录钞》卷三）汉学中的扬州学派较为重视经典的文学阐释，汪中在《释三九中》一文中，先是指出名物制度及语言的变迁造成了古书难读，这是汉学家的学术本色，但他继而又特别提出 “周人尚文”，欲通其经，名物、训诂之外，文辞也是应关注的视角。焦循则在《毛诗补疏》中批评郑玄“不明属文之法”，即认为郑玄笺疏于行文之法。二人都是从辞章角度谈论经学诠释问题。
其次，经书虚实皆具，汉学能实而不能虚。经书作为文学经典，具有虚与实的双重特性。虚，指的是作为文学文本的经书，其内在的气脉文理。实，指的是作为古籍的经书保留的古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等特点。作为先秦制度名物的载体，经书的名物度数之实，需要依靠作为“实学”的汉学予以诠解；而作为文章典范的经书，其骨脉神气、寓言假说不从文学的角度则无法得到有效阐释，文学正是探讨“虚”即艺术技巧、行文特点的。若从实的角度去研究，则会陷入迷雾，不得其解。
训诂学通经，是重“语”而疏于“文”。作为文学经典，对经书的诠释不应有文学的缺席。吴门将以文解经教授弟子，据吴闿生在莲池讲学院时的学生任启圣回忆，吴闿生讲《尚书》时，一以文为主：“吴师所讲，则以文为主，以为六经皆文，通文者即能通经。”（《河北莲池讲学院始末》）由吴汝纶、贺涛、吴闿生、赵衡等人张大的以文解经理念，遂成为晚清北方桐城派成就文儒的进路。
经学在近代瓦解之后，经学诠释学已散入历史、哲学、文学等现代学科，单一的学科视域无法进入完整的经学。经书具有哲学、史学、文学的多重特性，对应善、真、美。义理、考据、辞章正是基于经书的三种性质自然形成的研究理路，皆有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并不存在完美而唯一的解经学。在汉学将求真的史学理路、宋学将求善的哲学理路推扬至极后，汉宋之外的辞章之学以求美为路径。如果说古文经学是史学的解经学，宋明理学是哲学的解经学，晚清复兴的以文解经传统则可谓文学的解经学。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