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九年（1944年）的哈尔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裹挟着冰粒子，在四方楼灰白色的水泥外墙上刮出细密的划痕。筱冢良雄端着消毒托盘穿过走廊时，能听见自己靴底与冰面摩擦发出的咯吱声。
消毒水的气味像一条冰冷的蛇，顺着鼻腔钻进大脑。这是筱冢进入731部队少年班的第三个月，他依然无法适应这种味道。透过解剖室的毛玻璃，他看见大木课长正在调整无影灯的角度，金属器械碰撞的脆响混着俄式暖气管的轰鸣，在走廊里荡出诡异的回音。
“动作快些！”大木突然推开门，白大褂下摆沾着暗褐色的污渍，“今天要处理特殊样本。”
解剖台上捆着个年轻士兵，麻绳深深勒进发青的皮肉。筱冢的手指突然抽搐起来——那个正在剧烈挣扎的人，分明是三天前还和自己分食饭团的须藤良雄。
“须藤君？”筱冢脱口而出的乡音让须藤良雄停止了扭动。鹿儿岛特有的软糯腔调在解剖室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就像他们被卡车运来满洲那天，须藤良雄藏在严肃的军列上的哭声。
大木用镊子敲了敲培养皿：“昨天鼠疫菌培养室的事故，须藤良雄二等兵已经出现淋巴肿大的初期症状。”金属撞击声里，须藤良雄布满血丝的眼睛突然瞪大，被胶布封住的嘴发出呜呜的悲鸣。
“可、可是前辈...”筱冢的喉结上下滚动，“军医手册第二章第七条规定…….”
“八嘎！”手术刀哐当砸在托盘上，“这些猪猡才是实验材料！这个我比你懂！”大木揪住筱冢的衣领，酒精味喷在他惨白的脸上，“但为圣战牺牲是帝国军人的荣耀，须藤良雄君会理解的。”
须藤良雄的军靴在铁台上踢出密集的闷响，捆住手腕的麻绳绷得笔直。筱冢看见他脖子上暴起的青筋，那些血管昨天还随着吞咽饭团的动作在皮肤下跳动。现在大木正在给注射器排气，针尖溢出的透明液体在无影灯下闪着诡异的光。
当针头刺入须藤良雄肘静脉时，解剖室突然安静下来。筱冢数着滴管里的气泡，三十七下——这是他家乡鹿儿岛到哈尔滨的距离，坐火车需要三十七个小时。须藤良雄出发前夜还说，等战争结束要回去重建被台风摧毁的梅林。
麻醉剂生效很快。大木划开胸腔时，须藤良雄的眼皮还在颤动，像春日里被蛛网困住的凤蝶。暗红色的血顺着镀锌台面流进导流槽，筱冢突然想起须藤良雄教他叠的纸鹤——那天他们用病历纸折了三十七只，说要供奉在神社里。
“看这里，”大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探进肋间隙，“感染二十四小时的肺部病变特征。”粉白色的肺泡组织上布满黑色斑点，像发霉的梅干。筱冢的胃袋突然抽搐，他死死咬住后槽牙，血腥味在口腔里蔓延。
须藤良雄的右手突然痉挛着抬起，指尖擦过筱冢的袖口。这个动作让他们想起新兵训练时，须藤良雄总是这样拽他躲开教官的皮带。现在那只手被大木用止血钳固定在台边，泛青的指甲缝里还嵌着鼠笼的铁锈。
当锯骨刀切开胸骨时，筱冢终于冲出了解剖室。走廊尽头的气窗透进一缕灰白的阳光，照在墙上的《防疫给水部守则》上。他蜷缩在暖气片旁，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和须藤良雄渐渐微弱的心跳产生共鸣……
数十年后的某个雨夜，住在神奈川县养老院的筱冢良雄仍会突然惊醒。床头电子钟泛着绿光，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正是当年须藤良雄的心跳监护仪归零的时刻。雨滴打在窗棂上的声音，像极了那天解剖室里血珠坠入导流槽的滴答声。
他颤抖着摸出枕头下的怀表，镀铬表壳里嵌着张泛黄的照片：两个穿国民服少年站在开满波斯菊的坡道上，背后是鹿儿岛湾碧蓝的海水。相纸右下角用钢笔写着“昭和十九年三月七日，于哈尔滨郊外”。
雨声中，老人用枯枝般的手指摩挲着相片里须藤良雄微笑的嘴角，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那个总把配给罐头让给他的同乡，最终成了标本室里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第1736号标本，解剖报告上的结论写着“自愿为医学进步献身”。
筱冢良雄
筱冢良雄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在晚年时总是向人们倾诉：
“日军有多凶残？他们什么都活剖，连自己人也不肯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