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第一次带孩子出游过年。从腊月二十八到大年初五，一直在路上。截然不同的过年方式带来崭新的节日体验。简单而言，可以说是“既没有年味，又处处皆是年味”。
之所以说没有年味，是因为与以往居家团圆、走亲访友的过年方式相比，这一违背团圆的方式，实在有违春节文化的基本内涵。坦白说，倘若不是女儿坚持出游，我是断然不会认同这一方式的。尤其是考虑到母亲要独自回农村老家过年，我们的这一选择就格外显得虽则理性却失之人情。同时，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和时间的关系，年夜饭也索然寡味。除夕夜里，香港尖沙咀街区的港式餐厅里，诺大的宴会厅里尽管坐满了口音各异的内地人，但既没有推杯换盏的热闹也没有阖家欢乐的气氛，甚至没有饺子和鞭炮相伴。幸好尚有央视春晚可看，点缀着些许的年味。
处处皆是年味倒也是真切的感受。行走在港澳湾区，处处可见年俗的装扮。春节作为世代华人共有的节日和文化认同，在海内外都始终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相对而言，港澳的年俗装扮是文化传承的表现，更是消费场景的构建。当地官方数据显示，春节期间的内地入境游客规模有明显提升。迎合内地游客的春节体验需求，以当地文化特色为基调构建中西合璧的差异化文化消费场景，成为当地刺激消费、重塑旅游业态的现实之选。
在外过节的体验也让我思考，过年方式是如何形成和变迁的？走在珠港澳的景点街区，挤在摩肩擦踵的巨大人流中，纵览国内各大热门城市街区普遍“人从众”的新闻场景，一个清晰的感受是：出游过节正在重塑年俗。
“回家过年”的年俗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是国人守土乐家传统观念的典型呈现。回望过去的40年以来，一代代的农村人离开乡土成为新市民，一个个农村家庭分裂为留守者和外出者。回家过年、合家团聚既源于强烈的心理需求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数亿新市民在城乡之间的双重文化认同，让过年方式发生迁移也就在所难免。比如以“80后”为代表的独生子女一代成家立业后，一度衍生出“去谁家过年”的社会话题。而今，以“95后”“00后”为主体的“Z世代”，日益强调个体感受和自我的情绪价值满足，以“我”为中心的行为选择原则，让他们更加注重“快乐”本身而不再拘泥于形式。
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模型驱动年俗变迁。如我们所见，除夕守岁日渐让位给春节档电影，家族祠堂的祭祖演变为云端追思，拜年红包从实体红封蜕变为数字代码，出游的人们把热门景点街区挤得水泄不通……个体愈发从家族网络中抽离，融入现代化的公共生活，推动年俗实现现代化转变。作为传统宗族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转型的文化投射，这种转变实为一种进步。
从文化传承载体到文旅消费场景，文旅产业的强势介入，愈发将春节从家庭私域推向公共空间。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和主流化则同步重构着节庆的参与方式。这不是对年俗的消解，而是对年的重新定义。恰如港澳的年俗装扮，其实也不单单是一种氛围的烘托，而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标识。社会的融合发展日益催生文化新物种。商业化既是解构者，也是传承媒介。在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文化自有强大的精神内核和代际传递能力。就像出游期间的除夕之夜，女儿仍然坚持“守岁”的体验。年俗的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逝，而是文化基因适应新形势的创造性转化和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表达。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