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建国，今年六十五岁，出生在华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家里兄弟姐妹六个，我是家里最小的男孩。
由于家境贫寒，我只读到初中，后来因为家里供不起学，我就辍学回家帮父母种地。
小时候的我性格内向，脾气也算温和，村里人都夸我识大体，懂事。
成年后，我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叫王翠芳，老实勤快，是家里介绍认识的。
我们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也算其乐融融。
我这一生的经历，说起来并不复杂，但有一件事始终让我难以释怀。那就是，当年村里推荐我去供销社的名额，被我堂哥张大军强行挤掉了。时隔几十年，这件事虽已成为过往，但每每念及，我心里还是有些唏嘘和感慨。
回忆起当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78年，我刚满十八岁。
那时的供销社，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能进去工作不仅意味着吃上“国家粮”，还可以彻底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生活。
在农村，这样的机会弥足珍贵。
我们村里只有一个名额，原本是村支书点名推荐我去的，因为我读过书，写字算账都不错，村里人也挺认可。
可就在我满心欢喜地准备上报时，堂哥张大军却找上门来了。
张大军比我大三岁，平时在村里很霸道。
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伯，在村里算是个有些权势的人物。
那天，大伯直接找到了我父亲，说：“你家建国这孩子还年轻，机会多着呢。这次进供销社的名额，让给大军吧。他是老大，家里指望他呢。”
我父亲是个老实人，平时在村里不敢得罪人，当时就支支吾吾地应付着。
我母亲倒是想争一争，但家里一没有钱，二没有关系，最后也只能作罢。
堂哥张大军就这样顶替了我的名额，成了供销社的正式职工。而我，只能继续留在地里种地，每天辛苦劳作，心里却憋着一股说不出的怨气。
多年后，每当我和翠芳聊起这件事，她总会叹气说：“咱们命苦，没办法啊。”其实，我也明白，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讲究人情和关系，像我家这样没背景的，只能吃亏。可即便如此，这口气我始终难以咽下。
堂哥进了供销社后，日子确实比我们过得好。他娶了镇上一户干部家的姑娘，还在镇里盖了房，日子风风光光。每次回村，他总是昂着头，仿佛高我们一等。我们这些留在农村的，只能远远看着，心里既羡慕又无奈。
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
在那个年代，供销社确实是个好单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供销社的光环也慢慢退去了。
到了九十年代，供销社效益下滑，堂哥张大军被裁员了。
他从此失去了铁饭碗，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而我，当了几年农民后，赶上镇里招工，我进了镇上的食品厂做工人。
虽然开始工资不高，但我踏实肯干，几年后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后来又转成了正式工，一步步熬到了退休。
退休后，我的养老金每月有七千块，这在我们村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而堂哥呢，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在城里给人家送外卖。
上次他回村，碰到我，主动和我聊起了当年的事。
他叹了口气，说：“建国，当年那件事，是我对不起你。现在想想，我真不该那么自私。”
听到他这番话，我心里有些复杂。一方面，我确实觉得他有愧于我，毕竟那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但我又觉得，他如今的生活状况，其实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人生这条路，谁也说不准会通往哪里。
堂哥还问我：“建国，你现在过得挺好吧？退休金那么高，儿子也成家立业了，真是让人羡慕啊。”
我笑了笑，说：“也就那样吧，日子还得自己过。”其实，我心里明白，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他过得好多了。
翠芳常跟我说：“咱们啊，不要计较那么多了，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是啊，回过头来看，当年那件事虽然让我失去了一个机会，但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路，不是靠别人施舍的，得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
如今，农村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
家家都住上了砖瓦房，田里也很少见到人干活了。
我和翠芳住在镇上的小区里，儿子们也都在城里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一次。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家里大大小小都在忙着准备年货，我也打算把堂哥一家请过来吃顿饭。
亲情还是亲情，过不去的坎，终究得放下。
人生如梦，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不过是过眼云烟。我常想，如果当年我去了供销社，或许今天的生活会完全不同。但不管怎样，我始终相信，只要脚踏实地，日子总会越过越好。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