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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杨 遥 著
作家出版社
杨遥是 70 后代表性作家，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也是当下文学评论界比较关注的作家。 读《理想国》，突出的感受有两点：一是小说对小人物的关注和塑造，二是小说的文学性。对小人物的塑造并不新奇，文学本质上就是在写普通人，这一观念甚至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比如彼得堡的作家们，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契诃夫等，他们创造的“多余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现代中国，这个现象也成为一种传统。但杨遥的小人物更小，他们小得像一粒尘埃，如果不是杨遥的发现，这些小人物可能永远不会被看到，更不会被书写。比如《黑色伞》中的蔚仙儿，一个涉世未深、在贫困的生活中一尘未染的小女孩，她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蔚仙儿身处的乡村，现代文明之光还没有照进。那个修伞人是一个“异质性”的力量，他进入乡村，在最细微处显示了现代的文明，他的话语方式、对水资源的珍惜，让蔚仙儿看到也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于是，蔚仙儿在情感上和这个修伞人建立了联系。“蔚仙儿希望听到那怪腔怪调的‘修伞哩，有伞修吗’的南方口音”，“从那之后，下雨时蔚仙儿再没有披过蛇皮袋子”，从这时开始，蔚仙儿已经站在了现代文明一边。现代文明进入偏远的乡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玉米棒堵住流淌的水，在村里也曾掀起波澜，一秋父亲等村民的抱怨和议论是对现代文明的某种对峙或拒绝接受。“伞”和“蛇皮袋子”作为避雨的工具，也是一种隐喻。
小说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另一条线索上，就是乡村的教育。学生们去了教室，发现自己放在教室里的圆珠笔的油珠都被削掉了。这件事情引得老师勃然大怒，同学们也议论纷纷，不知道谁会干这样的缺德事，整整一天时间，什么课也没上，专门查这件事，查到放学时还没有结果。学生开始焦虑不安。最后，老师使出了撒手锏，让同学们投票。大部分的纸条写着蔚仙儿的名字。这件事从另一个方面改变了蔚仙儿——从那之后，蔚仙儿变得沉默寡言。她不找其他同学玩，独自一人靠在大槐树上，默默地向远方凝望。
过年的时候，蔚仙儿在垃圾堆发现了一把伞，她不顾脚被扎伤，将这把伞带回了家。路上，蔚仙儿看见许多人家烟囱里冒着灰色、黑色的烟，先是听见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后来鞭炮声越来越密集，她仿佛看见爸爸坐在饭桌边，等她回家。伞是一个意象，一个符号。伞的号码是那位修伞人。看见了伞就如同看见了人。
小说将修伞人和那位乡村教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中，一方面是蔚仙儿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她对修伞人的怀念未著一字，但小说中流淌的情感使我们一览无余。另一方面，那位乡村教师恰好是修伞人的对立面，用虚假民主的愚蠢方式几乎毁掉了蔚仙儿，刚刚看到文明曙光的蔚仙儿瞬间回到了至暗时刻。
《黑色伞》意在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百年之后，中国的“启蒙”似乎还远远没有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杨遥是用一个短篇小说将这个严酷的事实揭示了出来。因此，《黑色伞》既是一曲文明的赞美诗，也是一部现实的批判书。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充满文学性的表达中完成实现的。
《未来之路》的莫小戚、《炽热的血》中的赵青等，都是小人物，甚至是未成年的人物。在杨遥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些小人物成长的艰辛。杨遥是一个心怀大悲悯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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