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沈曾植：从“碑帖兼收”到“以学养书”

生于道光年间沈曾植（1850年4月11日—1922年11月21日）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动荡的大变革，在新旧交替之间，他于经、史、诗词、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乐律等无不精通，被誉为 “通人”。

由浙江省博物馆编（陆易主编）的《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近日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多角度呈现经世视野下沈曾植的学术人生，一探其“通”。本文关注其金石学问。

沈曾植

沈曾植自称“书学优于书才”，仅以书道为小技，但作为清末民初最具代表性的一流书家，书法始终是谈论沈曾植时不可绕开的话题。

他的嘉兴同乡金蓉镜曾评述沈氏一生取法：“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 尽管被划为碑派书家，沈曾植并不排斥传统法帖，对待前人书迹，他的态度是广采博收，取精用宏，善于汲取各方营养为我所用。终其一生，沈氏临池不辍，留下了为数可观的临摹书作，从中可以印证其书艺的取法方向。

沈曾植草书临王羲之《旃罽胡桃帖》浙江省博物馆藏

在碑派盛行的时代风气之下，像《张迁碑》《郑文公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这类汉魏碑刻固然是沈曾植非常重视的师法对象，但对于《十七帖》《书谱》《淳化阁帖》这些典型的“二王”法帖名品，他同样投入了对等的精力，悉心临摹学习。此外，沈氏还是当时最先将考古发掘出土的敦煌遗书、西北汉简等，纳入学书范本加以借鉴参习的书家。从他的作品可看出，临碑时不失帖的流畅感，临帖中则加入了碑的凝重气，铺毫转指的用笔技巧带来了生涩古拙的意趣，可知沈氏的临书不是盲目泥古，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沈曾植楷书节临《郑文公碑》及隶书自作诗轴浙江省博物馆藏

沈曾植临碑帖四条屏浙江省博物馆藏

在书学方面，沈曾植同样承继了前辈阮元、包世臣倡导北碑的主张，却不像康有为那样片面地扬碑抑帖，其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沈氏认为碑和帖并非泾渭分明，截然背离，并试图通过北碑来追溯钟王笔法。他曾在题跋北碑名品《张猛龙碑》时，将之与隋《龙藏寺碑》、王羲之王献之的小楷名帖作一一排比，指出碑帖间具有风格上的可比性。

沈曾植行草书节录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屏浙江省博物馆藏

释文：古人论真行书，率以不失篆分意为上。后人求其说而不得，至以直点斜拂形似者当之。古人书有定法，随字形大小为势。《武定玉佛记》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张猛龙》等碑字方寸，《郑文公》《中明坛》字方二寸，各碑额字方四五寸。草不兼真，殆于专休（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朱君山碑》用笔尤宕逸，字势方整而具变态。其行画特多偏曲，骨血峻秀。郑庐四兄大人属，寐翁。

如同乾嘉以来的很多文人学者，除了收藏古籍，收藏碑帖拓本也是沈曾植的爱好。为官宦游期间他经常流连厂肆，60岁后蛰寓上海，沈曾植又陆陆续续购置了数量不少的碑拓。浙江博物馆目前藏有沈氏后人捐赠的碑帖70余件，不包括影印本，在各家公私收藏机构中占据了大宗。

从馆藏海日楼碑帖种类来看，汉魏碑刻6种，隋唐碑刻9种，其余均为历代法帖。从中可窥见沈氏选择碑帖的标准，一是并不追逐名贵碑帖，几乎没有名家递藏、题跋累累的宋拓名碑名帖善本，他的碑刻基本是清代拓本，法帖也以明清刻拓者为主。二是沈氏对于刻帖的重视，尤其是钟王法帖，即使是残本零叶也一样珍视，还往往会搜罗同一帖的原刻、翻刻等不同版本，通过题跋批校的方式加以比较品评。

沈曾植批跋《兰亭序》刘氏重覆颍井本浙江省博物馆藏

注：选自陈锡钧题《思古斋黄庭经》拓本册，沈自题“绍兴内府本褚模兰亭刘氏重覆颍井本”。以朱、墨笔小字批跋多段，后抄录元人干文传题《兰亭序》。

颍上本《兰亭》《黄庭》刻石，又称思古斋本，一说其出土时间为明嘉靖八年（1529），一说万历末年，出于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古井之中，故亦称颍井本。帖石正反刻，一面为《兰亭序》，一面为《黄庭经》，《黄庭》前有篆书“思古斋石刻”，《兰亭》后有“永仲”“墨妙笔精”二印，又题刻“唐临绢本”正书小字，较一般版本缺二十一字。早期拓本可见明人所刻题记。原石明末被知县张俊英拓碑后凿毁。清代重新发现时仅存残段，残石今在安徽博物院。

颍上本被归入褚临本系统，出土后即受到重视，沈曾植据《桑氏兰亭考》，认为是南宋御府藏缺二十一字本，按此原为《书史》所记蒋长源所获苏家黄绢摹本；王连起认为是御府本的再摹刻本，思古斋为元人应本斋号，故当为元刻。

颍上真本未残者难得，有多种翻刻，其中最常见的、刻工也最精的版本几可乱真。沈曾植所藏朱拓本，即为翻刻本，沈指出与真本的区别，在于“墨妙笔精”印之“妙”字，翻本刻讹，并认为这种翻刻本即杨宾《铁函斋书跋》中提到的刘公勇翻刻本。此外，沈曾植以《绍兴内府书画式》记载的尺寸⼊⼿，来联想⽐对绍兴内府兰亭与颍上本的关系，说明他对尺寸取证、覆本讹变、墨书与刻⼯差异等问题上有敏锐的关注度。沈藏此种翻刻《颍上兰亭》有四，朱、墨拓本各二。

这样的收藏取向，在晚清时期以金石碑帖鉴藏知名者如何绍基、翁同龢、费念慈、潘祖荫、宝熙、罗振玉等官员同僚中显得另类，或是出于财力等客观因素所限，却符合沈曾植作为学者的身份。

因为没有像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或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这样的专篇论述，沈曾植的书学理论影响未能达到应有地位，但深厚学养和广博见识，使沈氏书论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在有感而发的论述中常有富有启发性的创见。其书学见解主要以题跋的形式保留下来，散于他经眼或收藏的碑帖上，还有一部分为札记和书信，沈氏的碑帖题跋与其书法实践往往可以相互参照，互为补充，是“以学养书”的集中体现。由后人整理的沈氏题跋中，碑帖类题跋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成为评价沈氏学术成就时无法忽略的组成部分。

当代学者王谦指出，沈曾植题跋最突出的特点，有思想高密度，这也带来了后人读解时的高难度。沈氏题跋往往信息量大，不仅引经据典，而且多有其独到见解。这首先源于其宽广全面的知识结构，作为晚清具有代表性的大儒通人，沈曾植对于经、史、音韵训诂、舆地、佛、道、医、刑律、版本目录、碑帖、书画等等，无不精通；此外，沈氏具备细致敏锐的洞察力和融会贯通的思维能力，所以在题跋碑帖时，既能旁征博引进行考证，又能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地作出评议。恰如康有为称赞沈氏之言：“吾子之学，体则博大兼学，论则研析入微，往往以一二语下判词便中款窍，却非识抱奇特，好学深思不能及此。”（《与沈刑部子培书》）

沈曾植批跋《兰亭序》刘氏重覆颍井本浙江省博物馆藏

由许全胜、柳岳梅整理的《海日楼书目题跋五种》之《海日楼碑帖题跋》部分，分为“碑跋”与“帖跋”两卷，帖跋部分又分为单帖与丛帖，单以篇目数量为计，帖跋数超过了碑跋数，这与浙博馆藏的数量形成对应。浙博所藏中带有沈曾植本人题跋的碑帖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多件未被民国出版的《寐叟题跋》收录。举占比数量更高的刻帖拓本题跋为例，就颇能体现沈曾植书学的特色。一是处处可见沈曾植对于前人论述传统帖学的熟悉，二是沈曾植勤于对比版本异同，在此基础上发表新论。

如作为丛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沈先后购藏多部，包括残本零卷，不仅亲自临补，还参照前人文献逐一进行校勘和题跋，故而对各种翻刻本的源流非常熟稔。在研究所谓贾似道本（即南宋绍兴国子监本）翻刻本时，沈氏在题跋中率先提出了上海潘刻和顾刻两种明翻本之外，另有一种前人未曾提过的吴门袁氏（袁褧）刻本，此论对另一位帖学大家张伯英及后世研究者均产生了影响，并延续至今。

此外，关于南宋泉州本的来源问题，他提出了或系市舶司所刻，或系南外宗正司通过海路将北宋二王府本传到泉州的两种假说，实是《阁帖》版本研究领域极富意义的创见。至于单帖，沈对于“二王”一系列代表作都深具兴趣，对《兰亭序》关注尤甚。当然，作为王羲之名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自古痴迷者众多，而沈曾植的《兰亭序》题跋涉及版本、考证、笔法等方面，内容之丰富，可与翁方纲、吴云等鉴赏名家的研究相提并论。

如浙博藏明刻渤海藏真本《兰亭序》就是沈题跋批注最多的一本，原帖为晚明海宁陈氏以所藏半行本《兰亭》墨迹刊刻，在传世临本系统中占据特殊的地位。该帖前后有沈氏七段题跋，帖中还有朱笔校记，可作为其碑帖题跋的典型缩影。

《兰亭序》渤海藏真本浙江省博物馆藏

注：沙孟海补题封面外签，沈曾植题内签“渤海藏真刻《兰亭》领字从山本”，并小字题记“宋绍兴内府本，明陈缉熙刻本、郁冈本、知止阁本、尤天锡刻本、滋蕙堂本”。共有沈氏题记七段及朱、墨笔校记。

此为清中晚期拓本，出自明代海宁陈甫伸集刻《渤海藏真帖》第二册。因将通行二十八行本《兰亭》，每行截为半行，故又被称为半行本。按其特征，属于“领字从山”系统，前人认为系褚遂良临本。但《兰亭》后附有北宋五家题跋，又有米芾长跋及米友仁鉴定跋，符合《书史》记载的苏舜元本特征。此本原作在晚明非常著名，除渤海藏真本外，尚有山左吴氏、海宁查氏刻本（即尤天锡刻本）。渤海藏真本原缺第七、八、九三行。

沈氏题跋中提到的王世贞跋褚本兰亭二种，原拓今藏上海图书馆，一为南宋张澂刻“领字从山本”，明《郁冈斋法帖》曾翻刻，清《滋蕙堂法书》再翻刻。一为明陈鉴刻本，底本藏故宫博物院，系元代陆继善摹本之一，并不属于领字从山系统。沈跋提到的绍兴内府本，见《桑氏兰亭考》，有南宋御府刻本，传世拓本有香港中文大学藏宋拓《游相兰亭甲之二》。清初孙承泽曾摹刻入《知止阁帖》。